1944年秋，张宗逊（后排右三）欢送358旅贺炳炎（二排中坐着）、廖汉生（前排左二）等参加“南下支队。
1938年秋，侵华日军制定了“中攻武汉、南取广州、北围五台”的作战方针，在华
北，日军集中5万余众，兵分25路，向晋察冀边区中心的五台大举围攻，企图摧毁这块模范根据地。我党中央命令一二○师配合、支援晋察冀兄弟部队进行反围攻
作战。11月初，三五八旅旅部率刚组建不久的七一四团和我七一六团风雪兼程，从晋西北向东跨过北同蒲铁路，赶到晋察冀边区五台县，隐蔽待机，准备消灭侵占
五台的日军。
我们初到五台，还没能与晋察冀军区领率机关取得联系，情况不明，为此我团派参谋长刘忠带一个骑兵侦察排贴近到五台城边，侦察敌情。
第二天，即11月3日，雪后初晴，部队在五台山下的驻地一边休整，一边备战。午后，刘忠参谋长侦察回来了，报告说：“五台城里没有多少敌人，日军蚋野大队昨夜从五台出动，袭击了晋察冀2分区机关所在地高洪口。”
我团得到这个情况后正考虑怎么行动，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和旅政治部主任张平化来到团部，旅首长和我们一起围着地图，分析敌情，研究作战方案。
我们估计：这次日军蚋野大队乘夜出动，进袭高洪口，不会久占，今天白天要在那里休息，今晚或明晨将会撤回五台县城，我团在敌归途中埋伏就一定可以打它一个伏击。伏击地点选定在从高洪口至五台城大路中间一个叫滑石片的山沟。
旅首长同意我们的计划，确定由我团向滑石片开进，伏击敌蚋野大队;七一四团在滑石片西北警戒五台方向，并阻截漏网之敌。
我团从驻地到滑石片有25公里山路，日军从高洪口到滑石片只有10公里大路。能不能打上伏击，关键在于能不能抢在敌人前头到达滑石片。张宗逊旅长强调说：
“一定要快!要和敌人抢时间，争取先敌到达，作好伏击准备，最慢也要和敌人同时到达，打一个预期遭遇战。部队马上进行准备，1小时内必须出发。”
黄新廷团长和我立即分头到各营下达任务。这时已是下午4点来钟，部队正准备做晚饭，我们把任务一下达，战士们纷纷表示：“不吃饭了，打鬼子要紧!”不到1小时各营就先后出发，向滑石片疾进。
太阳落下五台山后，气温越来越低，夜色越来越浓，寒风卷着积雪打在脸上生疼，汗湿的衣服裹在身上冰凉，冰雪覆盖的山中小道又陡又滑，队列中不时有人跌倒。有的战士说笑话：“快到滑石片了，你们看，滑得站不住脚。”
我团经过四个来小时急行军，走完了25公里山路，终于在晚上9点多钟登上了滑石片西面的高山。
滑石片，东西两座高山夹着一条狭长的山沟，沟中大路弯弯曲曲由南向北而去，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
我们命令部队按预定部署迅速向伏击位置运动：三营拦头，占领滑石片西北及道沟东侧高地;二营拦腰，设伏在道沟西侧;一营截尾，并担任预备队;团指挥所设在西侧高地上。
部队正在从高山上向下运动，日军蚋野大队就进了沟。从一营方向传来一声枪响，不一会该营通信员跑来报告：“敌人来了，我营只插过路东两个连，还有两个连没过去，营长请示怎么办?”
黄新廷团长问：“刚才是谁乱开枪?”
通信员回答说：“那是敌人放的壮胆枪。”
看来日军还没有发现我们。黄团长和我向一营通信员交代：“告诉你们营长、教导员，没有插过去的就不要强过了，注意隐蔽，把敌人全部放进来，三营在前边一打响，你们就堵住敌人后路。”
我们命令二、三营加快向山下运动。为了指挥方便，我们把团指挥所移向沟口的三营阵地。
这时，日军大队人马已经涌入沟里，嘈杂的马蹄声、牛羊猪鸡的嘶叫声清晰可闻，日本兵嘴上烟头的星星火光明灭可见。
当三营刚刚下到沟口西侧的陡崖上，敌先头已经过去了十来个人。三营九连飞身跃到沟底，迎头向敌行军纵队猛打，步枪、机枪一齐开火。日军人喊马叫，乱作一团，随后又集中全部骑兵向九连正面猛冲，企图冲出沟口。
黄新廷团长立即命令三营营长王祥发：“往下压!”
王祥发营长把棉衣往雪地上一甩，一手提着驳壳枪，一手拎着手榴弹，大吼一声：“十一连跟我来!”带领部队象一阵风似地冲了下去。九连连长曾祥旺也率两个排从侧翼压下来。沟底响起手榴弹的连续爆炸声。
第二营从路沟西侧往下压时，也与朝前涌去的日军遭遇。营长蔡九、教导员黄新义率领部队勇猛冲杀，把敌拦腰斩断。
日军蚋野大队见正面冲不出去，又转头往回冲。第一营阵地只有两个连守在那里，日军却一股劲往那里涌去。
我们在团指挥所听到一营方向传来的枪声越来越紧，越来越急。我向黄新廷团长提议：“要派一个连去加强一营。”
刘忠参谋长喊了一声：“我去!”立即跑到二营，带上第五连前去增援一营。
战斗逐渐进行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日军接连发动一次次冲击，都被打垮了。全团各营连英勇冲杀，顽强抗击，将敌拦头、截尾、击腰，分割成数段。
残敌进退无路，被压在陡崖下面只有被动挨打，急得嗷嗷直叫，有的还在尝试作垂死的挣扎，有的躲进沟里几所土房子负隅顽抗。
临近拂晓时，张宗逊旅长、张平化主任来到我们团指挥所，指示说：“现在是彻底消灭敌人的时候了，全部冲下去!”
嘹亮的冲锋号四处响起，震荡着滑石片整条山沟。战士们端着雪亮的刺刀，全部冲到沟底，与敌展开白刃格斗。
敌蚋野大队大部被歼，少数乘乱逃出也被担任警戒的七一四团拦截消灭。
当太阳从东山升起的时候，枪声停息了。我站在山上向下望去，只见山沟里敌尸横陈，残刀断枪，一片狼藉。
我们团指挥员和旅首长抽着刚刚缴获的日本香烟，等候打扫战场的结果。不久前，八路军总部发电通报，在缴获的日本香烟中藏有炸弹，有人曾被炸伤，要求团以上指挥员戒烟，特别禁止抽缴获的日本香烟。我们在山上又饿又冷，顾不得那么多了，借抽烟来充饥驱寒。
打扫战场的统计结果出来了，我们一个团一夜之间，就把日军蚋野大队大部消灭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战果：击毙日军500余名，俘敌20余名，缴获步枪340
余支、机枪30余挺、小炮4门、山炮2门、战马100余匹，以及罐头、毛毯、大衣等物资。我们还解救出日军从高洪口抓来的几十名干部群众，夺回了日军抢掠
的财物牲畜。疯狂一时的蚋野大队就这样覆没于滑石片。
我团从滑石片顺着日军来路，到了高洪口，在那里休整待命，并与晋察冀边区领率机关沟通了联系。高洪口的群众看到我团为他们报了仇，带回了被日军抓走的人员、抢走的物资，对我们非常热情。
晋察冀边区的记者让我们的战士穿上日军黄呢大衣，一字排开缴获的几十挺“歪把子”机枪，拍了照片登在边区报纸上。
几天后，日军对晋察冀边区的25路围攻以失败而告终。三五八旅胜利完成了支援晋察冀边区反围攻作战的任务，奉命返回晋西北。
我团返回途中路过阎锡山的骑兵军驻地静乐城。骑兵军军长赵承绶是出了名的“草包军长”。他身为骑兵军长，出门、行军却不骑马，而是坐骡子拉的“轿窝子”。
我们没见他主动跟日军打过一仗，日军来了他就跑，八路军收复了他又回来住下。我团路过静乐城，本来可以不走街里过，从城外多绕几步路也没什么，但黄新廷团
长和我商量后，决定专门要从街里走一趟，显示一下八路军的胜利。
我团排着整齐的纵队，扛着缴获的机枪，拖着山炮，骑着洋马，唱着歌子：“奋斗抵抗，中华民族不会亡!……”威风得很，神气得很。满街的老百姓以及赵承绶的士兵翘首观看，连声赞叹。
我团到娄烦镇住下来后，黄新廷团长和我穿着日本军官的呢子大衣到岚县城里的师部，看望刚从延安回来的贺龙师长和关向应政委。
我俩兴致勃勃地汇报了滑石片战斗的情况。
贺关听了，很满意。贺老总给我们讲了三条：一是仗打得不错，应该表扬，应该鼓励;二是不要骄傲，不要翘尾巴;三是把你团缴获的日军呢子大衣、毛毯全部收集起来送到延安去。
送我们出门时，贺老总又指着黄团长和我身上的呢子大衣说：“你俩个穿的大衣现在就脱下来，留在这里吧。”
回到团里，我们把所有的大衣、毛毯送交师部，再由师部转送到延安去了。
不久以后我团由贺关带领挺进冀中，在阜平县与晋察冀军区部队联欢，人家穿的都是日军黄呢大衣，又挡寒又威风，我们穿的仍是灰布军装，相形之下，显得比较寒酸。一些同志因此“抱怨”说：“都怪贺老总把我们的呢子大衣送走了，搞得我们好没面子。”
尽管嘴上“抱怨”，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贺老总就是这个样子，想问题、办事情总是从大局着眼，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本来我们一二○师呆的晋西北这块地方就
够苦的了，可是他宁愿自己苦一点，宁愿自己的部队苦一点，也要想方设法照顾延安，照顾党中央。这种宽广无私的胸怀和风格实在令我们敬佩，也激励着我们艰苦
抗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