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战斗在“四边县”上海师范大学 王乐三

大坨 发表于2020-01-09 10:19:29

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是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岁月。当时,我在清河区党委所属的四边(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县边区)县委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与县委其他同志及当地群众一起,坚持了为时一年半的反“扫荡”、反“清剿”、反“蚕食”斗争。回忆那段艰苦的斗争历程,对继续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是很有意义的。

    新的四边县委刚刚建立起来,就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曰伪军于七月一日,对四边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六月三十日半夜时分,我们得到十万火急的确切情报,说有四千多日伪军要合围“四边”县,敌我力量十分悬殊,我们必须立即暂时跳出去。因为时间紧迫,县委机关和县独立营已来不及跳出了,就决定暂时转移到北辛庄。那是个十来户人家的偏僻小村,县党政军机关和三个连的武装部队共三百多口人,一下子集中隐蔽在这里,使每一家都挤得满满的。幸好北辛庄地处四边县的边缘,一向不被敌人注意,加上群众基础较好,所以鬼子、伪军一批接一批从村边走过,却始终没有发现我们。就这样,县委机关和部队未受任何损失,等到第二天晚上,顺利地跳出敌人的合围圈,只留下赵治安和陈瑛各带几名战士在当地坚持斗争。

    在这次“扫荡”中,灭绝人性的日寇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铁蹄到处,鲜血流淌,一片焦土。当时,留_在那里的同志处境极其艰险。赵治安等同志白天不能进村,就隐蔽在永和村的大洼里。夜间秘密到基点村里活动后,再回到大洼里露宿。敌人“扫荡”时,就隐蔽到大洼的枯井内。

    “七一”大“扫荡”后不久,我们其他同志又回到了四边县。因敌人“扫荡”后,又多次对四边进行了“梳篦清剿”,并在四边县内修筑了数十座炮楼,在各村建立了伪政权,四边县完全被敌人占领,所以我们的活动和生活都十分艰难。我们很少进村过夜,青纱帐就是我们的家。记得情况最吃紧的日子里,我在南卧石一带的高梁地里隐蔽了二十来天,一天能啃几张当地群众和干部送来的煎饼就算是美餐了。口渴了,就喝水沟里的泥水。一天,我呆在高梁地里,中午烈日当空,酷暑难挡,嗓子都干得冒烟了,而附近的水沟都干枯了,白天又不能进庄子,只好咬紧牙关熬着。好不容易盼到天黑,天气骤变,下起了大雨。这下可好了,我就仰面朝天躺在地上,张大嘴巴接雨水解渴。可是,雨越下越大,高梁地里全是水了。夜里,无法躺下,我就在地势高一些的坟地里,用高梁杆撑着条破被单遮雨。我们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克服着无数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顽强地坚持着抗日斗争。

    日寇对四边县的摧残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今天“铁壁合围”,明天“梳篦清剿”,一年中,仅千人以上的“扫荡”就近二十次。敌人除反复“扫荡”外,还竭力收买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军队,如张景月、徐振中、李青山、王砚田(外号“一眼六”)之流。他们还千方百计从我们革命队伍内部收买叛徒,合伙对我抗日军民进行血腥镇压。

    南卧石村村长李德亭与我们有联系,为抗日做了不少好事,后来被汉奸发现。一天“一眼六”的部队突然包围了村子,把李德亭捕去,惨无人道地把他杀死了。

    一九四二年五月的一天下午,刚调任益都县委书记的丁亦民同志跟我和四边县委的另外几位同志,到南下庄召开了一次“红五月”宣传大会,对当地群众进行了一次坚持抗战的鼓动宣传。散会以后,我和丁亦民同志分了手,他在南下庄住下了,我到了附近的村里。第二天拂晓,敌人突然“扫荡”南下庄。我听到南下庄方向传来一阵激烈的枪炮声,就估计可能发生意外情况。枪炮声刚停,我赶紧跑到那里。村里的群众说,有一位同志被敌人烧死,全身如焦炭,认不清面目了。我到现场仔细察看辨认,才认出死者就是丁亦民同志。一九四o年我认识他时,他才二十三岁,刚在寿光结婚只有几天就奔赴益都县委工作。见到自己的战友遭此毒手,我心中极为悲痛,胸中怒火燃烧。我和区委书记李华村等人,含着眼泪把烈士掩埋在一个土地庙里,把敌人欠下的这笔血债牢记心中。

    一九四三年二月间,敌人又欠下了我们一笔血债。一天晚上,寿光五区新建的一个游击小队在永和庄宿营。后半夜,叛徒李树德向附近的国民党投降派告了密。敌人摸上来时被我们的哨兵发现了,随即鸣枪报警,可是已经晚了,同志们冲出庄子就被敌人包围了。区中队长刘德之、指导员郭同德同志(五区区委书记)当场牺牲,两名战士被俘,游击小队遭受了极大损失。

    在那血雨腥风的岁月里,我们中华民族有多少优秀儿女,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呵!万恶的日寇和民族败类,妄想用这样极端残忍的恐怖手段征服我们,然而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是杀不绝、吓不倒的。敌人的残暴,只能激起英雄的抗日军民更顽强的斗志。

    一九四三年春天,敌人又一次集中了大批兵力向我清河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春季大“扫荡”。为了迷惑和牵制敌人,减轻对清河区的压力,我们组织了一次四县边区游击部队的统一行动。一天夜里,我们把各个地方的小分队都调到了刘家集,还借来了许多洋油桶、鞭炮。战士们笑着说:“这些玩艺恐怕不行,到时候可别露馅喽!”陈瑛说:“不要紧。隔远点,敌人听不清,能造声势就行!”

    队伍出发了,战士们扛着各种各样的武器,雄赳赳、气昂昂地乘着夜色行进着,长长的队伍足足拉开了一里地。陈瑛同志指挥着队伍,县委的同志几乎都去了。我们分别从西面和南面突进了李马庄,随后就分头搜捕敌人的便衣特务队。并派出一部分战土向群众展开宣传。第二天,、老百姓听到据点里的敌人心有余悸地说:“可不得了啦,八路军来了一个团哇,还带了两挺机关枪!”他们哪会想到,所谓的机关枪,只不过是我们在洋油桶里放鞭炮而已。敌人弄不清我们到底有多少兵力,整天提心吊胆,生怕说不定哪一天被八路军端了炮楼子。趁敌人对我方捉摸不定,我们又组织各区中队分头出击,在阳河、崖头、黄桥等地打了一系列伏击战。进一步震慑了敌人。其中阳河一仗打得特别漂亮,一枪未放,巧夺了汉奸刘顺天特务队的枪库,缴获步枪三、四十枝。

    我们打了一系列伏击战后,不少伪村长、伪保长领教了“四边特务大队,,的厉害,不敢再明目张胆地欺压八路军家属和老百姓了,而且怕我们晚上去“锄奸”,还千方百计想和我们拉拉关系。我们呢,就利用他们这种心理,用一个白萝卜刻了颗“八路军四边特务大队”的公章,写了公文到处去张贴,使得敌人弄不清我们到底在哪活动,不敢胡作非为。我们还凭着这颗“萝卜大印”,向汉奸、地主和乡绅要粮、款和土布。他们不敢违抗,只得乖乖地把东西送到指定的地点。这样,既打击了敌人,又解决了我们一部分困难,还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

    四县边区之所以成为敌人难以征服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一个重要原因是那里的党组织和群众基础好。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四县边区就有我们党的活动。抗日战争一开始,那里的人民就在党的领导下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的艰苦岁月里,他们前仆后继,顽强斗争,始终跟我们同呼吸,共命运。他们为挽救民族的危亡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抗日模范村”的东朱鹿,是一座摧不垮的战斗堡垒。这个位于益都县北部的村子,早在一九二六年就建立了党的支部。抗日战争开始后,东朱鹿的群众在党支部领导下,不但多次接待和掩护了山东省委、鲁东工委和县委的领导同志,而且自制手榴弹,伏击日伪军。敌人对东朱鹿恨之入骨,多次进行血洗,仅全家被杀绝的就有七户。但东朱鹿的党的活动一天也没有停息,东朱鹿的群众一天也没有放弃抗日工作。

    地处四边县北部的刘家集,也是我们的一个基点村。一九四二年“七一”“扫荡”后,我们隐蔽在庄稼地里,都为砍了高梁杆以后的局面担心。当时区党委、军区首长及时指示我们:高梁杆组成的青纱帐是我们目前“存在”的条件,要利用这个“存在”,抓紧时间作好群众工作,群众是永远砍不倒的“高梁杆”!是呵,这话说得多么深刻呵!于是,我们采取了“滚雪球”的方法,从一家一家建立基点户开始,发展到基点胡同,最后建立了基点村。刘家集这个基点村,就是那时建立起来的。这是个比较大的村子,有上千户人家,村子里的党的基础很好,地形也有利于我们同敌人周旋。我们常常在那里活动,村里群众掩护过我们许多干部。县委领导成员中有三个人就住在这个村,这里成了我们的一个联络总站。

    一九四二年秋,四边县发生了早冻,白蒙蒙的严霜把未成热的庄稼都冻死了。由于日寇、伪军的“扫荡”,农民的生活已经十分困苦了,再加上这场几十年来未遇的特大灾害,四边县人民更是挣扎在死亡线上。可是,四边人民是英雄的人民,他们对子弟兵和抗日干部比自己的骨肉还亲。不少抗日军人的家属和群众,见我们用树皮、树叶、野果子、玉米芯来充饥,就宁可自己挨饿,也把仅有的一点粮食省给我们吃。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两年间,我们先后在几百户人家秘密驻扎过。每当捧起群众省给我们吃的煎饼,尽管煎饼是用高梁皮和谷糠做的,心中便涌起一股暖流。是呵,四边的乡亲们就象江河湖水,使我们抗日战士象鱼一样得以生存、游曳;四边的人民群众犹如原野沃土,使我们共产党人得以生根、开花。…,.

    我永远忘不了模范抗属荣大娘的深情厚谊。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她心爱的儿子参加了八路军,在作战中英勇牺牲了。她的文夫双目失明,家里非常穷,冬天连被子都没有,只能盖破棉絮、破蚊帐。可是,她老人家为了让我们能吃饱睡足,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常常成天不舍得吃一口粮食,而把省下来的粮食,掺上枣子和糠做成糕,催着我们的战士吃。象荣大娘这样的革命母亲,在四边县数也数不清呵!

    二区有个李大娘,虽年过半百,身体又差,但却有一’颗对子弟兵无比热爱的心。有一次敌人进村“清剿”,我正隐蔽在李大娘家里。敌人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气势汹汹地闯进了院子。我藏在院子里一棵老槐树洞里。鬼子、汗奸在院子里吆喝着,到处搜查,对大娘又是威逼,又是利诱,但李大娘十分沉着镇静,任凭敌人怎样威逼利诱,始终没露一个字,硬是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了我。

    在四边有个瞎子(忘记他的名字了),跟八路军的感情特别深。我们常常住在他家里。他的耳朵很灵。每逢我们到他家,他只要听见脚步声,就知道是谁,总是笑着迎上前来问长问短。他还常常利用占卦算命为掩护,外出了解敌情,给了我们很大帮助。

    令人难忘的,还有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卜老教授。在那斗争最艰难的日子里,他始终跟我们联系,援助我们,跟我们同心同德地抗日救国。后来我们政府请他当了参议员,他多次登台演讲,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那时,我们县委的同志不经常见面,后来大家聚在一起交谈,才知道我们县委的几个人,部是由四边人民群众用生命和智慧掩护下来的。县委书记李荆和同志腿部受了伤,行动不便,在敌人一次次“扫荡”中,当地群众硬是冒着生命危险,把他掩护下来,并照料他养好了伤。后来他又患了伤寒,也是靠当地老百姓请来医生,一天天精心疗养,才脱险得救。

    我自己也有同样的经历。有一次。我在北星落村得了急病,老百姓叫做“断肠痧”,病情十分严重,都快要休克了。在我生命垂危的关头,是村里的一位老大娘施用土法给我扎了针,又放了一些已经变紫的血,才救了我一条命。可是我至今连那位大娘的姓名都不知道,只知道她是四边千万英雄人民中的一个。

    我们每一个在四边战斗过的老战士,每一个从艰难困苦中熬过来的老同志,都会深深地感受到,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就一事无成;有了人民群众的帮助,我们就如虎添翼,如鱼得水,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让我们记住四县边区这块光荣的土地和那里的英雄人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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