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一九六四年翩翩来临。
五月初九，俺三叔喜添贵子，他的大儿子克清出生。老大克新当时正看《红楼梦》，征得三叔三婶同意，为新生的弟弟取乳名为宝玉。
虽然灾荒已经过去了，但是，由于南部山区大部分是青石山，土层稀薄。所以，山上光秃秃的。为了改善这一状况，也为了保持水土，降低灾害。四月，博山区组织绿化南大门大会战。这次会战，发动了机关、厂矿等单位四千余人上阵，艰苦奋战二十天，共造林三千亩，植树七十余万株。父亲积极响应博山区的号召，在村管委会的支持下，带领林业队的队员，在淄河河滩和南山、北山的嵧头沟底栽树，掀起了绿化的高潮。
老百姓翻身做主人，农民有地种，耕者有其食。但是，农民的地位仍需提高。九月十七日，博山区首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隆重召开。选举产生了博山区贫下中农协会筹备委员会。这意味着农民的社会地位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并且能够参政议政。南沙井村推举父亲为贫下中农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
到年底，南沙井村的群众在党支部领导下，苦干两个月，修路两千米，保证了北（北博山）石（石马）公路按时通车。
父亲对于老大克新和老二克明两个儿子的辍学，深深地感到内疚。现在，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大人孩子总算不挨饿了。
前年，父亲给俺三叔成了亲。现在，自己的大儿子也已经十八岁了。做父母的急着要为大儿子找媳妇。
最后，敲定了与俺家经常来往的于学孟的闺女。这个姑娘叫于绍华，和老大一般大，也是属狗的。由于俺两家经常来往，于绍华也经常来帮助母亲推碾倒磨，母亲很喜欢他。
可是老大不愿意，他还对前途抱有幻想。然而，父亲搬出了二叔，叫他在赵宝增家的北屋里与老大和女方谈话。
“你对绍华啥意见？”二叔问。
“没意见。”老大自小有些怵这个当过兵的二叔的头。
“没意见就行！”二叔说。接着，又问坐在炕沿上的于绍华：
“于妮子，你啥意见？”
“俺家穷，有啥意见！”
“这不就行了。好，这事儿就这样定了。”
于是，老大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订了婚。虽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是订婚以后，两人就在定亲的基础上尝试着谈起了恋爱。
尽管大儿子克新已经成了民办教师，并且又给他定了亲事。但是，父亲还是觉得这不是最好选择。
就在这年冬天，国家实行义务兵役制后，第二次开始在全国城乡招收新兵。父亲毅然决然要老大报了名。
老大也求之不得。体检、政审一路合格，就在十二月二十日，穿上那还没有领章帽徽的绿军装辞别爹娘和庄里乡亲，与魏绍春、于绍元两个同伴走进了部队。
刚到博山武装部，老大克新在武装部糊窗户的报纸上发现了一首歌曲。他小心翼翼的撕下来，立即在新兵中进行了教唱，给带兵的排长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同时，这也为他日后在部队从事文艺工作，打下了基础。
送老大当兵走后，父亲放下纠结在心中的一块病。
一九六五年二月，在父亲积极建议下，为了防止洪水威胁村庄，南沙井村党支部决定开始修护村大堰。
第一段（从栾家堰到新学校北）竣工，总长一百八十米，建正北大门一座、西门一座。在以后的几年里又相继修建河两岸的护田大堰三千余米，社员肩挑车推，在淄河南岸河滩上垫出良田一百三十余亩，粮食产量由六一年的四百多斤提高到六五年的六百九十六斤，河涯滩变成米粮川。
父亲、母放心不下当兵的大儿子。经过商量，决定先让父亲去部队看看，顺便也嘱咐一下儿子，让他好好干。
那时候，老大还在新兵连训练。因为老大参加连队的演唱组，正准备参加团里的汇演，临时调到五峰山连队驻地，一边参加训练，一边排练文艺节目。
父亲来探望，老大非常高兴。他问了母亲，又问二弟三弟。父亲一一回答说都很好，叫他放心，在部队上一定要听首长的话，做个好战士，别给有年纪的丢人，别给家乡丢人。老大一一记在心里。
父亲看到儿子很好，放心的回到了家乡。
终于告别了油灯时代。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的梦想，先实现了电灯。六月份，南沙井村开始用电，照明、磨面、粉碎、榨油、广播、弹花、轧花、缝纫、耕地、抽水、压挂面等等，一概电气化操作。
孩子是娘的连心肉，这话一点也不假。自从老大走后，母亲一直挂在心里。虽然父亲回去说孩子很好，但因为没有亲眼看见，母亲还是不放心。老大结束了新兵连生活，参加战士演出队到了济南的时候，母亲决定去部队探望当兵的大儿子。
说走就走，才从博山坐上汽车，母亲的心早就飞到了济南。母亲这次来，带了她未过门的儿媳妇，还带了五岁的老三。到了济南段店营房，见到了分别才半年的大儿子。看到儿子长胖了，精神也很好，部队的伙食也比家里好得多，母亲很高兴，心这才呱嗒一下子放了下来。应大儿子的要求，在部队招待所里，母亲还唱了好几首革命民歌，赢得战友们热烈的掌声。
同年，父亲从栾家台石窝开石头备料，当年东场宅基建新房竣工。八零年分家时除留给了老三克铸，后变卖给于绍东，这也是后话。
老大当兵走了以后，家中少了一个帮手。但是，这年老二克明已经十七岁，，不但是个大小伙子，而且也钢棒钢棒的每天挣十分工了。
克明挺懂事，知道为父母分忧。庄户人家的活，早晨天不明就得起来，往坡里挑粪。吃了早饭，上午和下半晌，在队里干活。至于说打水垫拦，薅猪食、拾柴火，那得挤出时间来去做。
他不做谁做？他应该做。上有父母，下有才五岁的三弟，老大当兵在外，这付担子应该和父亲共同担当。
十九
一九六六年发生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被谓之“毛主席的好学生”的焦裕禄病逝在岗位上。其事迹传遍神州。焦裕禄是俺们这个公社的北崮山大队人。他的光辉事迹感动了全中国的老百姓，他是我们淄博的骄傲，是我们博山的骄傲，更是我们郭庄人民公社的骄傲。
二月，随着中共博山区委开展“向焦裕禄同志学习”的活动号召发布，广大党员干部和基层群众掀起了向焦裕禄学习的高潮。
第二件大事是，三月二十二日，河北省邢台发生七点二级地震，震中强度达到十度。博山屋架及门窗发响，少数破屋倒塌。俺们村不少人感到了震感。
可是，这多年不见的地震毕竟挺吓人。一段时间，这个新闻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
第三件大事更具历史意义。为了抗旱保丰收，三月份，南沙井村在长湾修建了一眼机井，定名“保丰池”。这口井直径四米，深五米，投资两千五百余元；然后，作为配套设施，又修建了八亩地的水渠，总长三百余米，灌溉面积八十余亩。使这片本来就称为“南沙井粮食囤”的上好田地上了确保丰收的保险。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有了大口井，有了水渠，父亲又建议进一步完善水利设施。只要有了水，就可以摆脱老天的限制，旱涝得收。
于是，这年的六月份，南沙井村修建了北山水渠至东地的压河工程，总长四百米。然后，又修建了东地至下河的水渠，总长三百五十米。这样，从北山，到南山，从东地，到八亩地，俺村良田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灌溉网，为日后的粮食产量“过长江”打下了有力的基础。
前一段听说了一些文化大革命的传闻，北京的红卫兵怎么怎么啦。如今，这运动的风暴说来就来了。
为了紧跟党中央的步伐，部署和深入地开展文化大革命，七月份，博山区首先集中了文教科、文化馆、机关学校全体人员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试点。
试点设在原淄博市委驻地——四十亩地。在这里，首先集中了博山城区小学教师，举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所谓“学习班”。
七月十四日夜，博山南部山区暴雨成灾，池上公社降雨量最大时一百至一百五十毫米。全区共倒塌房屋四百四十五间，地堰一万八千三百零一块，塘坝和护堤坝四十五处，冲压良田三千二百五十七亩，倒树一万五千四百五十七株，淹死十九人，大牲畜十一头，猪羊一百一十九只。
天灾也阻挡不了革命的步伐。八月，各学校相继停课，广大师生走向社会，开展“四大”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破“四旧” （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旧风俗）。
南沙井村文化大革命也在这势不可挡的形势下开始了。
革命归革命，生产不能停。庄稼人该干的事情，还得继续干。按照既定规划，十月，南沙井村村东的“东升塘”和南山水渠动工。
“抓革命，促生产”是那时的一个口号。“东升塘”和南山水渠在这种形势下得以继续，这是广大群众对这次运动的最好认识。
区分革命不革命，就看你参加了什么组织。
既然要造反，要革命，就得拿出点实际行动。于是，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就翻出来了—— 某某干过伪村长啦，某某耍过流氓啦，某某偷过生产队里的东西啦，等等。这些都成了罪行，都得拿出来斗一斗。
批斗岳长祥是比较典型的一例。是的，他确实是干过伪保长。但是，那是当时的党组织安排的。那时候，南沙井是游击区，敌人白天来骚扰，晚上八路军来做工作。也就是说，这村长是个“两面派”，应付敌人是假，掩护八路军是真。用句文雅的话来说就是“虚与委蛇”。
但是，红卫兵、造反派要斗，谁敢阻拦？
岳长祥自己不承认是给敌人干活，但是口说无凭。造反派们就找当时的知情人。当他们找到俺父亲，让他表态时，俺父亲大义凛然：
“他是伪保长？我就知道八路军吃了他一点子煎饼卷子！”别看话不多，但是在当时，说这番话是需要勇气的，也正是这番话使“造反派”停止了对岳长祥的攻击和摧残。
事后，岳长祥感激涕零地说：
“宗宜叔，好人啊！”
然而，父亲不以为然：“人家岳长祥在战争时期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现在又说人家是伪保长，欲致人死地。天理不容啊！”
既然要揪斗“走资派”，就要找到他们。不光是俺村，整个郭庄人民公社把已经调到博山工作的原党委书记翟慎祥揪回来，挨个村批斗。
轮到俺村时，看到昔日曾在一起工作的翟书记站在桌子上，肥胖的身子不得不弯腰成“喷气式”，父亲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但是，人家说翟慎祥是“走资派”，咱能给他翻了案吗？
二十
为了进一步宣扬焦裕禄的模范事迹，一九六七年一月，中共淄博市委、市政府在北崮山村建立了焦裕禄展览馆。
“大革命”如火如荼，但并没有耽误干正事。我国国防事业科研人员，克服困难，自力更生，在一九六四年试验原子弹成功的基础上，于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在中国西部地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俺们村也一直在干正事。五月份在下河建成了一个长四十米宽二十米容水量四千立方的蓄水池，定名“东升塘”。同时，投资五万五千余元，在南山修水渠两千五百米，并配套修建扬程站，扬程七十三米。这条水渠，跨过七个山岗，灌溉土地五百余亩，包括老姑峪三十五亩。南坡实现了旱涝保丰收，同时解决了老姑峪村的人畜用水。
十月十二日晚上，博山地区隆重举行“斗私批修”誓师大会，八万余人参加。
“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两年，俺村在抓革命的同时，猛促生产，也奋战了两年。在这两年中，俺们村挖建了“东升塘”、“保丰池”两个扬程站，修南山水渠三千五百米，绕过五道山岭，覆盖水浇地二百多亩，粮食增产五万斤，使南沙井村里的水浇地多达七百多亩，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成为全区、全市水浇地面积比率最高的村庄。至此，全村的电气化、水利化算基本实现了。
后来，俺村又再接再厉，挖了“青池”、“玉泉池”，修了“大治井”和扬程站。在修建这些水利设施的过程中，老二克明正当年轻力壮，又是村团支部的骨干，可以说为俺们村实现水利化做出了突出贡献。就说下河的“东升塘”吧，那基槽就是他带领青年团员出大力、流大汗搞义务劳动挖出的。有了这些水利设施的保障，一九七七至一九八一年，虽连年干旱，但俺们村的粮食还是连续获得大丰收，单产突破了八百斤大关。
与革命形势同步，俺村也建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党支部。
“文化大革命”的第三个年头，在中、小学这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进驻了市、区“工宣队”、“军宣队”，随后“贫管会”也陆续进驻各乡村小学。父亲作为“贫管会”的一员，虽然没有进驻学校，但是，经常被学校请去做阶级斗争和忆苦思甜报告。
十月十三日，博山区遭遇早霜冻，全区蔬菜几乎全部冻坏。
这一年，三叔又添了一个闺女。有了儿子，又有了闺女，也是儿女双全，顺便就把闺女叫“秦妮子”，当了坐山号。
为了在淡季储存化肥，这一年，南沙井村在老牛槽修建了两间氨水池。并于这年开始，续接、修筑了淄河南岸大堰一千五百米，一直到万年坡。
年底，又有一批征兵任务。这时，俺家条件已经渐渐好起来，老大当兵走了以后，老二克明一直也想去这个革命大熔炉锻炼。可是，毕竟名额有限，又加上老大刚走还没回来，父亲不同意老二报名。不光父亲不愿让老二去，当时的革委会也不同意：你们家已经有了一个，这回说什么也得让别人家的孩子先去。
老二克明的梦想随之破灭。
二十一
各种各样的宣传，已经进行了好几年了。九亿人民盼望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隆重召开。
四月一日夜，博山区四万多军民在文化宫广场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俺们村也进行了庆祝活动。这几年，俺村文艺活动搞得热火朝天，甚至还排演了革命样板戏之一的舞剧《白毛女》。这个节目，开始是赵万增带人去博山学习回来的，老二克明作为村里的团支书，受党支部委托领着排演的。既然锣鼓家什很全，党的九大召开是大喜事啊 ，大家伙找出锣鼓家什来咚咚锵锵打了一个痛快。
为了让农村群众能够享受到社会的温暖，博山区在所属农村普遍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
合作医疗制度确实给农民带来了实惠，每户每年只缴纳大约十元钱，就可以放心看病拿药。
前面说过，俺们村的苹果树，最初是父亲互助组的奖品，种植在长湾上。为了扩大规模，六九年冬季，俺村对岳家林、于家林进行了改造——削平坟头，平整林地，建成了一个苹果园。
这个苹果园的建成，不仅使村民们每年都能分到苹果，还能对外销售，成为村里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
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零年，公社盖礼堂缺少木料，瞄准了金牛山的木料，就在俺们几个村违心的允诺下，公社来人拆除了金牛山建筑。
一时间，东、西两个凉亭（中亭早在六三年的一次大雨中坍塌了），东、西山上的耳房，山顶的玉皇庙以及两边的厢房被拆殆尽。唯有那硕大的崖刻“云路”两个大字，与看山用的西亭（会仙亭）得以保存。拆下来的砖瓦木料，大部分用来修建公社礼堂，一少部分用来修建了大队部和八间大仓库。
这年三月，服役五年没有探过一次家的老大克新从部队复了员。
老大复了员，父亲便又开始忙活起来了。住了一辈子的西屋，刷了墙，糊了窗户，贴上了红喜字，这就是老大的新房了。
房子准备好了，又与亲家商量好了结婚的日子。亲家日子不宽裕，俺家也好不了那里去。亲家那头给女儿买了一张桌子，俺母亲把她从娘家带来的柜子、箱子、柜橱等一罗达送到亲家，也权当是女家陪送。
好日子定在二月初二。这天，没有花轿，也没有自行车，更没有吹手喇叭。父亲顺顺利利的给大儿子完了婚。
老大结婚住在西屋，父亲、母亲住在场院边的新屋里。老二克明也不小了，队里、团里晚上常常有活动。为了方便，就单独住在隔院早年逃荒在外的秦克训家的东屋里。
老大复员回乡后，党支部把他安排到了他曾经工作过的本村小学，任贫协代表，也就是“贫管会”代表。轻车熟路，校长、老领导芳辰、黄丰年等老师都是熟人，在当这贫协代表的同时，还兼任音乐课。当时，盛行毛主席语录歌曲，老大利用自己的特长，谱了十几首语录歌，由岳彤云老师刻钢板，油印若干份，寄到省内外的文化部门，散发到全乡各个学校。
六月份，按照政策，复员军人优先招工，老大他们三人一块招工去了夏庄煤矿。
对了，老大克新刚复员时，村里复排《白毛女》，老大既当导演，又是乐队的掌门人，尤其是他的板胡演奏，一时在四邻八乡享有盛名，为歌剧《白毛女》的演出增了光、添了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