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烟往事就在眼前
在一个阴沉沉、灰蒙蒙的上午，我如约来到老城区一片规模较大的居民小区中，找到老人的家，刚要摁门铃，只见一位精神矍铄的老者正欲开门，直觉告诉我，这就是邵聚田老人！果然，一张口，就让我想起电话中的声音，热情的老人准时出门迎接我的到来。
在简洁雅致的书房中落座，老人给我端来一杯刚沏好的清茶，茶香弥室。我眼前的这位半个多世纪前的岛城派出所所长，清瘦干练，中等身材，思维敏捷，谈吐自如，一点儿也看不出86岁的高龄了。
老人侃侃而谈。不能不佩服这位老公安战士惊人的记忆力和不俗的思维力。多少如烟往事，信手拈来，平淡无奇的话语，描述出来的却都是激动人心甚至惊心动魄的历史。一幅半个多世纪前青岛历史的真实画卷，仿佛在我的面前徐徐铺展开来。
1922年10月25日，邵聚田出生在山东掖县。早在读书期间就追求进步，1946年参加革命，先在掖县后泊区担任公安员，后调任掖县公安局三山岛分局治安干事。1947年底，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他担任掖县公安局侦察员，为挫败敌人对胶东革命根据地的进攻、保卫胜利果实作出了突出贡献。
1948年1月，山东党组织为了培养接管城市的革命干部，选拔一批年富力强的同志，进入设在惠民县的华东建国大学二校，开展“三查三整”教育培训活动，邵聚田有幸被上级选中，入校学习。潍县解放后，学成归来的他被任命为掖县公安局侦察组长。
1949年1月，他被选派到位于莱阳姜家坡的胶东公安局保训班学习，随后，参加接管青岛的预备组织、青岛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前身——“教育研究会”。从此，和青岛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
“教育研究会”就是一座革命大熔炉，是接管青岛的指挥中枢和人才基地。来自北海、南海、西海、东海根据地的干部们云集此处，运筹帷幄，为入城做最后的准备。公安、教育、财政、卫生等口的人员各就各位，“我被任命为台西公安分局山西路派出所所长，各个派出所的所长全部配备齐全，就连每个派出所的电话号码都熟记在心了。”老人的回忆，为我们提供了大军入城前最真实的历史细节。斗转星移，历史的云烟历历在目，并没有因为时光的流淌而模糊。
当年青岛市公安局台西分局山西路派出所“全家福”照片，后排左一为所长邵聚田。
带着“撸子”猛追抢劫犯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公安人员随着大军入城，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接管旧警察机关。那一天的情景，早已深深地镌刻在邵老的记忆之中，虽经五十多载岁月的冲刷，历久弥新，恍如昨日。
“打下青岛那天，我们先去位于新疆路5号的台西公安分局报到。随后，按计划分配至各派出所，我作为山西路派出所所长，来到所里，一看，大吃一惊，”老人说，“山西路派出所一片狼藉，乱七八糟，办公桌椅等物品被附近的居民哄抢光了，警察也踪影全无。”
那一夜，对于邵聚田这个刚刚走马上任的年轻所长来说，也许是最漫长、最难捱的。外面局势尚未完全安定，零星枪声不时响起，散兵游勇、敌特土匪并没有完全肃清，空旷的派出所里，只有他一个人。分局领导为了安全起见，安排附近的莘县路派出所所长姜可友前来，陪他过夜。邵老清楚地记得，自己身上佩带着一把撸子手枪，性能良好，姜所长手上只有一把匣子枪，没有多少子弹，总归是两个人，胆子壮了起来。他们一人找了一条麻袋，铺在洋灰地上，躺下，翻来覆去，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所里没有厕所，起夜，要“到院子外面找茅房，只有四川路与莘县路拐角处才有一处茅房，那晚上，我俩上茅房，都带上枪，一人如厕，一人持枪警戒，确实很紧张”。
6月3日，一轮火红的太阳冉冉升起，青岛的黎明来临了。姜所长完成任务回自己所里去了，邵聚田则将分局发的“安民告示”张贴出去，要求派出所的旧警察回来报到，发放原薪，同时要求居民将从派出所搬走的物品如数上缴，可以既往不咎。当天，居民就纷纷将物品交回派出所，旧警察也大都回所上班。山西路派出所第一个回所报到上班的是警长孙元龙。这个人很老实，就是后来送贫民杨德法到市立医院的三个警察之一，另外两个警察分别是曹守华和张友聚，也是旧警察出身，但要求进步，都是解放第二天就回到派出所的留用人员。
谈及派出所的装备，邵老说，原来这些旧警察都不配枪，报到后，让他们上缴武器，结果只有曹守华一个人上缴了一把自己私人收藏的撸子手枪。后来，分局给派出所的警察每人配了一支步枪，有像样的“汉阳造”，也有很原始的“套筒子”。
社会秩序逐渐恢复正常，那个年代，人老实，犯罪的很少。在邵老的记忆里，刚解放那阵子，所里处理的一桩抢劫案，算得上是一起恶性案件了。那是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前夕，一天下午三点多钟，一个老实巴交的中年农民惊慌失措地来到所里报案，称自己从高密来青岛买东西，带的钱用手绢包着，在大马路上被一个青年抢走了。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抢劫，这还了得！邵老马上下令，所里的警察全撒出去寻找嫌疑人。他自己带上那把撸子手枪，也上了街。结果，在四川三路附近，发现一人手中拿的正是农民描述的那种包着钱的手绢，当即喝令那人站住，那人撒腿就跑，邵老紧追不舍，鸣枪示警，嫌疑人丢下钱包继续奔逃，邵老拾起钱包继续追，一直追到后海沿儿，正巧碰上分局巡逻至此的武警，嫌疑人束手就擒。当邵老将钱包交回农民手中的时候，那农民感动地“扑通”一声跪下，连连磕头，口中念叨：“这是我们全家卖了一头牛的钱呀，没有您，我是活不成了。”邵老连忙将他扶起来，此时此刻，他感受到肩上的担子无比沉重，也为自己作为一名人民警察而自豪。
抓捕臭名昭著的“于小脚”
旧社会，在市民心目中，派出所是“小衙门”。新社会，作为最基层的执法机关，派出所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解放后第二年，公安机关进行机构调整，山西路派出所与莘县路派出所合并，统称为莘县路派出所，邵聚田依然为所长，他的老战友、原莘县路派出所所长姜可友调至防空指挥部任职。这样，1949年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那一天，青岛市公安局台西分局山西路派出所的“全家福”照片，就成为极其珍贵的“绝版文物”了，至今为邵老所珍藏。老人拿出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分明察觉到一丝对历史的尊重和对往事的缅怀。
邵老介绍说，不管是原来的山西路派出所，还是后来的莘县路派出所，人员都不多，少的时候八九个人，多的时候十四五个人。就是两所合并不久，发生了“杨德法之死”事件。时至今日，老人仍深深地自责：“其实，杨德法这个事儿，如果处理得当，他原本不会死的，虽然是医院的责任，但半个多世纪之后，想起这件事，我就很内疚，唉，那终究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呀！”时光流转，没有淡漠老人对往事的回忆与反省。听着老人由衷的话语，我不由得更增添了不少对老人的敬意。
邵老在任莘县路派出所所长期间，亲自带人抓捕恶贯满盈的反动“会道门”头目、妓院老鸨“于小脚”。此人本名叫于文卿，因缠着一双奇小的脚而出名。她1922年起就在青岛操持皮肉生意，最后投靠“会道门”——“甘珠尔瓦呼图克图青岛通讯处”，当上了所谓的“圣母”，贩卖、残害妇女，民愤极大。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以后，于小脚自知罪孽深重，逃出青岛，在淄博等地隐姓埋名潜藏了一阵子，自以为风声已过，又溜回青岛。邵老说：“当时是一个眼线首先发现于小脚回家的，他向我报告，我们早就准备抓她了，我随即带了两个警察，迅速赶到她位于四川二路的家，从炕上将她揪下来逮捕。一搜身，发现她的裤腰带上系的全是金镏子。”
当时，于小脚家有个使唤丫头，也是她的干闺女，年龄小，长相不错，于小脚没让她卖身，而是收在身边伺候自己，就是这个姑娘，在民警搜查的时候，示意一个花盆有“猫腻”，仔细一搜，发现里面藏着许多元宝。邵老指挥警察，将于小脚及其赃物全部移送台西公安分局。最后在中山公园举行公审大会，于小脚脚太小了，戴不住脚镣，只好用绳子捆住双脚，狼狈不堪，最后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国民党轰炸机扔偏了炸弹
派出所工作虽然普通且琐碎，但事关百姓生活，马虎不得。邵老谈起解放初他在派出所工作的经历，依然是一脸的自豪和掩饰不住的激动。
“入城前，我们这些公安干部就学习毛主席的文章，时刻铭记为人民服务的神圣职责，彻底改变小衙门的作风，让我们的工作贴近群众，让群众满意，解放初期，干群关系、警民关系那真是好的不得了。”邵老说，“我们召开群众大会，每场来的群众都是满满的。布置什么事情，老百姓都非常支持。像莘县路管区，路灯少，晚上漆黑一片，我们开会一动员，商号和住户就纷纷在自己门前安装门灯，为街道照明，多好的老百姓啊！”
派出所民警也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想方设法为群众排忧解难。解放以后，1949年11月，青岛遭遇罕见雪灾，大雪没过膝盖，有的深达半米，全所干警走街串巷，深入每户人家问寒问暖，了解情况，解决实际问题。1950年4月，青岛暴雨成灾，冲断了不少电线杆子，“我们的干警，带上长长的竹竿子，在雨水中奔波，清理落地的电线，防止漏电伤人事故的发生”。
最难忘的是，1950年2月27日，国民党飞机轰炸青岛，目标原本是造船厂的船坞，结果炸弹扔得不准，一枚炸弹扔到了紧邻造船厂的四川路派出所，将派出所的木房子炸飞了一半，电线杆子也震倒了，所幸无人伤亡。还有一枚炸弹是哑弹，落在了造船厂院内，却没有爆炸。造船厂归莘县路派出所管辖，在敌机轰炸的危险之中，邵老带领干警迅速出动，疏散群众，保护现场。他说，“就一步之差，我们管区的造船厂有惊无险，紧邻的四川路派出所却受到损失。敌机飞走后，我们在现场，跟四川路派出所的张泽滨所长开玩笑说，你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将来一定能长寿。”
1952年，邵老升任台西公安分局副局长；1953年，就任水上公安分局局长，该局位于邱县路；1954年，水上公安分局撤消，回到台西公安分局任局长；1956年，调至市委政法部任职，同年底，调往市中级人民法院任职；1984年离休，在家安享晚年。 □ 陆 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