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于义堂，1927年11月生在泽库镇后岛村，今年86岁了。1946年1月，我响应上级“参军入伍”的号召，在本村入伍。当时出来当兵，首先是大队动员，个人自愿报名，村里很多家庭都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出去。我妈也不愿意让我去当兵，但我执意要去，她最后也没有了办法。我走后，她整天在我离开的大道上朝南望，因为我当兵是往南走的，不停地哭，眼睛都哭坏了。我们村当时和我一起出去的有4个人，记得离开村子那天，我们4个骑着大马，戴着大红花，全村人为我们送行，心里好不高兴。
我们先到前岛参加县区中队，在那里住了两个多月。当时沿海一带不断有敌人的舰艇骚扰，我负责在海边站岗嘹望、埋地雷。后来，我被调到文登警卫营4连，参加了威海保卫战，当时在威海海沿负责埋地雷、嘹望放哨。由于我在连队里表现优秀，作战勇猛，1947年6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我参加了解放潍县的战役，第一梯队炸塌城墙，攻进城里，我作为第二批预备队跟进，战斗打得艰苦激烈，看到那么多的战士在自己的前面倒下，内心真是刀割般难受。但我没有一丝恐惧，跟随着部队不断地向前向前。潍县解放后，我参加了淮海战役，依旧是作为预备队跟进战斗。1949年，我参加了解放青岛的战斗。在青岛的外围，我和三个战友在一片坟前挖掩体，正干得起劲的时候，一枚炮弹落在了我们的身后，巨大的气浪把我们全掀倒在土里，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这次炮弹的震动冲击，把我的大脑给震坏了，直到现在也睡不好觉，间歇性头疼，一阵一阵的，很多时候什么也记不清、记不住。
青岛解放后，我们部队进行了短暂的休整，就开到长江边训练，进行渡江的准备工作。1949年6月，我所在的团奉命渡过长江，到达福建进行剿匪。我在福建呆了8个多月，当时在连里当通讯员。刚到福建，水土不服，气候又潮又湿，身上结满了红疙瘩，又疼又痒，异常难受。福建那地方，山多水多，林子很大，我们夜里剿匪，经常在林子里转悠一夜都走不出去。在那里一天到晚吃大米，吃的菜是在山里锛下来的竹笋芽，时间长了，真是吃不消，特想香喷喷的饼子和馒头。福建的村庄，和我们这里的不一样，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大山里。我们剿匪，需要天天在大山里转悠。白天做老百姓的工作，
帮他们种粮、搬运东西，晚上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对土匪进行跟踪、隐蔽打击。土匪都很狡猾，在村子里挖了很多地道，从地道出没，为抓到一个土匪，我们常常是好几天不能合一下眼。经过接近一年的艰苦战斗，福建的土匪基本被剿灭。
1950年，我们部队奉命开赴朝鲜，在泰川这个地方修建机场。我的任务是开车，给部队运送日用品。在朝鲜的那些日子，真是艰险无比。我们开车，白天不敢动，一动就会被美国的飞机发现，就会引来他们疯狂的轰炸，所以汽车白天都盖着树枝隐藏起来，到了晚上才能运输，为了防止敌人发现，还不能开车灯。我们当时是两个人一组，一个人头上顶着白毛巾在前面领路，另一个人开着车在后面缓慢跟进。朝鲜都是大沟大山，道路特别难走，有个十八盘，我们的车不知道掉下去多少，那深沟都快被填满了。机场修了两个多月，跑道修了300多米，被美国飞机发现了。记得那天美国飞机密密麻麻飞来，我们躲在山洞里，看到炸弹从空中一片一片往下落，300米的跑道一会被炸毁了。美国人真是太坏了，他们落下来的炸弹，都是定时炸弹，有的立即炸了，有的没响。轰炸过后，我们一个团前去排除，在排除的过程中，有的是我们的战士刚到跟前，炸弹突然爆炸，有的是两个战士抬着炸弹往江边送，中途突然炸了，伤亡很重，最后听说半个多月后，这个团排完机场的炸弹，没剩下几个人。
1951年，我从朝鲜回国，被安排到安东，在汽车修配厂工作了三年，1954年我回到了家乡。
参军入伍，保家卫国，是一段我终生都难忘的经历。在战场上，头都别在裤腰带上，能活下来不容易。当兵的头三年，从来就没有脱衣服睡觉，几天几夜不睡是经常的，困了就靠在墙跟上眯一会，我们战士都是并排站着，来了出发的命令，一个捅一个，立马就走。打下青岛，才脱下衣服睡了一觉，才换了衬衣。那衬衣后面磨了一个大窟窿，是三年背地雷磨出来的。当时我的身上常带的是，后面背着一个地雷，还背着镐、锨，还有七天的干粮袋，腰里捆着8个手榴弹，再扛着枪，有几十斤重。现在闭上眼睛我就去想那些事，虽然很苦很累，但我一点都不后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