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承旭，1929年生于文登市汪疃镇楼下村。我刚记事时正好爆发了“一一．四”暴动，那年冬天在我们村附近的地文头村，暴动队伍与国民党地方武装打了一仗。暴动队伍被打散，胶东特委书记、暴动总指挥张连珠被捕。这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文登。我们附近村有弟兄俩为家务事打仗，被小阮巡捕房抓去杀了。有卖鸡的在鸡笼上系个红布，也被当成共产党杀掉。日本鬼子侵占文登后，我就开始受鬼子的气。1938年我开始上小学，鬼子占了烟台、威海后，国民党郑维屏杂牌军也跟到昆嵛山区。由于兵荒马乱，学校让我们放学，停止了学业。鬼子还派飞机胡乱扔炸弹，光我们村就被炸死6个人。鬼子在汪疃修筑了碉堡后，我们这里就成了敌占区，鬼子的小股人员经常到村里找女人，我们村就有一户住在村外的大姑娘被鬼子轮奸了。鬼子还强迫我们念汉奸书。有一次，八路军区中队住我们家。当时我们家里很穷没有房子住，就租住于海滨的房子，也在村外一个孤立的位置。区中队的八路军刚刚吃完饭。天气很热，战士们把自己的外衣脱下来，子弹带也解下来。这时，外面突然响起枪声，一个战士说敌人来了，就和其他战士从我家后窗往外跑。原来是汪疃的鬼子汉奸得到消息将村子包围起来。是村里的一个恶霸丛树彬告的密。以前我们的房主于海滨曾经在丛树彬家扛活，鬼子来了就做了八路军的交通员。丛树彬对正在轧地瓜蔓的父亲和我说，于海滨把我的自行车偷去，听说他当了八路，就是当九路我也能把他砸成个杏核脸。鬼子跑到我们家房后追区中队了。我就和父亲母亲收拾区中队战士顾不得拿的东西，比如，衣服、手榴弹还有事务长的大账包子。这些东西分别埋在糠囤子和喂驴的草堆里。鬼子在追八路军没有追上后，回来让我们站在门前的一条水沟里，问我们说，你们为什么窝藏八路？我们说，谁认得那是八路，人家说走路渴了，要碗水喝喝。我父亲被鬼子带走，打了一顿，傍晚才放回来。1942年冬天鬼子“大扫荡”，到处烧杀抢掠。在我们家逼迫我父亲拿出花生，就在我们家的锅里炒。炒完每个鬼子装一些。然后烧水，将他们的行军水壶装满。鬼子这一折腾，我们家明年一年不用吃油了。以上这些就是我恨日本鬼子的原因。所以，我在1943年就已经给八路军做事。那年我们村筹集的公粮要送到晒字的崮山后八路军驻地。但我们这里是敌占区，要通过敌人的巡逻就得起早。那天我赶着我们家的驴过半夜出发，到天刚亮已经走到界石镇的板桥了。眼看着离根据地越来越近，我才放下心来。
日本鬼子被赶跑后，1945年春天，我到汪疃上完小，基本上是边学习，边站岗，也没有书本，就只能看报纸。下课后还给烈军属抬水，到山上给烈军属种地。这年夏天，从胶东军区来了一个人，据他自己说，他的老家是大水泊。他摸着我的头说，胶东军区可好了，你想不想跟我去参军？我说好啊。我看到那人戴着“山东八路”的臂章。就跟我的几位同学商量到底去不去。有4个同学说要跟我一起走，其中有2个女同学。我参军的事不敢跟父母说，正好那天父母外出，只有姐姐在家。我翻箱倒柜地找东西，姐姐问，你想干什么？我告诉姐姐，我要参加八路军打敌人。姐姐说，这件事我可做不来主，你得等爹妈回来才能走！我说，爹妈回来，我还能走吗？我找到一个小铁盒，一个小包袱，里面是我简单的衣服，对姐姐说，你就告诉爹妈，说我去山马于接受训练了。我们5个跟那位八路军走了三天才到胶东军区驻地牙前县孤岛山，去的5个人2个女同学不能要，另外一个男同学因为身体的原因也没能要，都自己回家了。我被分配到胶东军区卫生部后勤医训队当看护员，也就是普通战士。主要任务就是护理受伤的战士。1946年春天，前方陆续有战事发生，伤员也渐渐地多起来。在万家疃休养所，我负责护理的一个战士腰椎被打断，大小便失禁。休养所给他做了一个简单的木床，在床的中间部位凿了一个窟窿，床下放一个盆子，为的是方便他大小便。我需要休息，就出去找了一些稻草铺在床的一边。护士（班长级）对我说，你得经常给他翻身，不能让他长褥疮。我每天都给这位战士翻三四遍身，并且用樟脑酊给他擦身子。后来，这位战士被转走，我又被安排在结核病房。结核病房情况很糟，医护人员随时可能受到感染。这里有肺结核、骨结核、淋巴结核、肠结核等等。肺结核天天咳嗽，有时还咳嗽出血来；骨结核流脓；淋巴结核肿脖子；肠结核大便失禁。当时，条件很差，没有金属盆子或者塑料盆子，只能用陶盆。病人坐在陶盆上就容易坐碎，伤着他。在伤员大便时，我用两手在他身后向上提溜着他。对于骨结核伤员，每天都得给他擦脓消毒换药。这期间我被传染成为肾上结核，但不知道是什么病，也没有条件检查病情，整个人又黑又瘦。就这样我的工作在我的坚持下没有耽误过。
1947年我被提拔为胶东军区卫生一所护士（班长级）。我们所收容了大批伤病员，有9纵的，有13纵的，有滨北的，有鲁南的，有新四军的，还有东江纵队的。这时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胶东，敌强我弱，只能撤退。为了伤病员同志的安全，上级命令我们撤离原驻地牙前县水头村，往牙山里撤，我们带着伤员走了一宿，我穿碎了一双新鞋，自己的脚也磨破了。大约是7月份我们走到一个叫回龙夼的村子，上级来了指示说到牟平大鸟岚。前方又指示往东南的乳山一带转移，现在想在午极东面某个地方。我们所里有9个班，另有通讯班、饲养班、炊事班。通讯班的战士有枪，负责保卫工作；饲养班负责养奶牛，供给伤员，以增加他们的营养。除了通讯班，所有战士只有两棵手榴弹。前方传来消息，国民党军的进攻很凶猛，上级要求我们将营级干部以上的伤员护送到南黄，乘船北渡到大连（苏联红军驻扎）。其他伤员全部化整为零，疏散到农村广大群众中去。我们班分驻三个村子，班长、副班长各领一个村，我和董云科同志两人分领20名伤病员，进驻不足一百户的小山村——日照庄。伤病员分到20户群众家里，与老乡同吃同住。我们两人白天跑到各户去对伤病员进行护理和治疗。晚上同基干民兵一起到山沟里的隐蔽处挖地洞。准备敌人打来时，将重伤员藏在山洞里，轻伤员同民兵一起转
山头，打游击。敌人原来企图将我军主力部队围堵在半岛的狭窄地带歼灭，后来察觉到我军主力部队并不在他们的包围国内。这时，我军9纵在昌邑、平度等地消灭敌人的后卫部队，开始“扎口袋”。敌人才恍然大悟，真的中了八路军的“口袋计”，立即停止东进，龟缩到海阳、莱阳、烟台等几个重点城市，并以据险要的地势和坚固的堡垒而坚守。形势逐渐趋于缓和。我们所由大疏散开始集中。先是一个班集中，继而一个科室集中。我们四班同二班集结在乳山东北端的合子村，开始收入一批新伤员。
深秋的一天早上，办公室长叫我去给牺牲的伤病员同志树碑。大疏散以来，我们班牺牲了3名伤病员，分别埋葬在不同的三处墓地。最远的一处离我们的集结地有40多里地。我扛着墓碑大步流星向前奔去，先东后西连续跑了三座山头，找到3位同志的墓地。将墓碑竖在坟前，用石块夯牢实。做完这一切，我早已是汗流浃背、气喘吁吁的。看天色已晚，急忙往回赶。虽然做完这件事情，我又累又饿，但能为牺牲的战友留下名字，以备后人怀念，这是一件意义不一般的事情。当年9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春，我被调到胶东军区卫生学校任二队八小队队长。学习了不长时间，二队长叫我去当技术员，为教员准备教具、教材、图表等等。学了三个月，大队让我去大队任技术员，管着生理解剖室、图书室、药物化验室。这时，我原来的小队的学员都是排级，我仍然是班级。我向大队长提出要到一线部队去。1949年春，华东警备4旅炮兵团需要个卫生班长，我去了，住在莱西南水沟头。我们的部队从即墨灵山打到崂山，净是些还乡团，不好打。我记得我们的团长叫张德先，当时只有28虚岁，很年轻。他很重视战士的保护和伤后护理，很支持我的工作。炮兵比步兵距离前沿阵地远，伤亡的一般不多，可是一旦受伤不是断腿就是掉胳膊，都是炮弹炸的。我就带领卫生班给伤员们包扎，很重的得往后方抬。接着打长山岛战役。1949年秋天警备4旅奉命驻防威海。这年发生了地震和海啸，将我们准备庆祝新中国成立的阅兵场地弄了一条宽1米，长100米的沟。我们旅的干部战士将场地修好，并如期进行了阅兵式。1949年冬部队西去莱阳，4旅、5旅的炮兵团合编为胶东军区炮兵团。我跟我们团长说，这次合编人太多，不难为组织，我走吧！这样我又回到卫生学校，在四队当九小队队长兼九区队区队长。1950年胶东军区取消，部队升级到山东军区。队长找我谈话，说军区卫生部的卫生班长病了，你去。我实在不想去，但这是组织的命令。干到1950年秋天，抗美援朝开始，我报名参加。没让我到前线，安排我和几个人去给志愿军招兵。我们在潍坊、安丘各招了一个团的兵。任务完成后，1951年春天我被安排到南京工兵学校任第一大队卫生所见习医生。1952年夏天我又调到工兵23团。部队住蓬莱，冬天住城里，其它季节到长山岛修筑地下工事。这时我是正排级卫生班长，在一次技术测验中我得了个全团第一名，90多分。以后调到三营当军医，连级干部。1955年国家实行义务兵制，山东省向部队要主检医生。团里让我到省委珍珠泉招待所接受训练。学习了三个月，被分配到诸城县、高密县做主检医生。任务完成后，找不到部队。据说去了北京昌平正给国家领导人修战事指挥所。到了北京，说部队去了东海舰队。我又奔往上海，部队又不在。我在江西上饶找到部队留守处，继续出发。走到南平改换坐船去虹桥，最终找到自己的部队。当时，我们的部队主要是给东海舰队修快艇，快艇底部沾的海蛎子壳都要刮掉，并涂上防锈漆。部队在海滩上修好铁轨道，然后用绞丝杠将快艇弄上岸。国民党怕我军进攻台湾，经常来飞机轰炸。这时八连住在小西洋岛，营部的一些干部又要乘船过去，我也要跟着去。还没有开船，团参谋长说，怎么这么多人？又问我，军医你去干什么？你不去好不好？参谋长都这样说了，我就没有随船到八连驻地。第二天这艘船出事了，回来的时候，敌人的4架飞机追着打，船沉没了，大多数干部战士牺牲了，只有两名重伤员经过我们抢救才活过来。1955年秋，我们的部队撤到晋江，正好赶上部队授衔。在厦门水警区，32军军长李发给我们授衔。我授的是所长兼军医，中尉军衔。1955年冬天我参加了南京军区化学兵主任训练班。发了一支苏制水连珠枪，一套防毒面具。每天大家都在山里滚爬，一会儿将面具扯下来，一会儿又要戴上去，把耳朵都扯的生疼。训练了两个月，上级来了指示说，技术兵不许改行。1958年长山岛防御工事修筑完毕，部队转至章丘给济南军区修筑战事指挥所。1960年我的军衔晋升为上尉。1961年我的病情发作，不能坚持，分别到周村部队医院、省立医院、济南90医院检查，都没有查出是什么病。后来，我看了不少医药方面的书，我觉得我的病是阿迪森氏病。住院检查才最后确诊。住了一年院，病情也没有好转。上级下令久治不愈的病号退休。部队问我走不走？我说我才三十多岁，哪里能退休呢？我每天打一种叫去氧皮质酮的药维持生命，但一直工作着。直到1964年副政委找我做工作，我才把关系转到地方。在部队工作期间，我曾经荣立三等功三次，四等功四次。
（荣风伦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