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岐山，今年83岁，是文登市小观镇大芦头村人。1949年2月15日加入中国共产党。虽然已经结婚，生有一个女儿，也就是说上有父母，下有妻女，但看到村里青年踊跃参军，壮年争先恐后南下支前，我一个共产党员，能甘心落后吗？可我去报名参军，政府不要我，说我是独生子女。回家后，我仍然不死心，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报名，甚至是哀求，我终于被批准参军了，到夏村报到，编到东海三团，后来整编到二野十七军十团九连。
我随二野南下追击溃败的国民党军。有句话说“秋风扫落叶”，当时的形势就是这样，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溃不成军，跑的比兔子还快。我们摇着木船，冒着敌人的炮火打过了长江，进军江西，追击白崇禧的残部，一直打到贵州，可以说是所向无敌。逃到台湾的蒋介石不甘心灭亡，派遣了大量的特务到西南地区，组织溃退到这里的散兵败将，网罗整编山里的土匪，妄图阻挠解放军在西南地区站住脚。西南地区成为匪患最严重的地区，土匪化整为零，凭借熟悉当地的地形地物，频频骚扰刚刚开进来的解放军，破坏新成立的政府，杀害积极群众，闹得人心惶惶，民不聊生。我们连的丛指导员就是在追击土匪时，牺牲在土匪的冷枪下。上级命令我们团组成武装工作队，深入山区，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务歼顽匪，为解放区的工作扫除匪患。
我当时是武工队的一名班长，带领战士们化装成当地群众，翻山越岭到山沟里的一个个小村子。这里的村子都很小，多的十几户人家，少的只有几户人家，零散地坐落在深山大沟里，生活极其困苦，受尽了土匪的欺凌、掠抢。我们的到来，开始他们不了解，总是躲着我们，关门闭户，不敢接近我们。我们真诚地为群众挑水、砍柴、种地，慢慢地他们受到感动，对解放军有所了解，看到了希望，为我们提供情报，收集匪情。
白天，土匪龟缩在山里。这里山多，山山相连，沟沟错综，林大树密，山上有许多天然形成的山洞。土匪多是当地人，白天钻在山洞里，窜在山沟里，可是他们也要吃东西、用东西，憋在山洞里久了，月黑风高，就窜出来，到村里抢吃的用的，了解解放军的情况，乡亲们受尽了匪患之苦。
土匪出没无常，善于钻山沟与我们捉迷藏。我们在明处，土匪在暗处，很难掌握土匪的活动规律。我们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想法，深入山区追击土匪，奔波了十来天，也没有见到一个土匪的踪影。由于我们是北方人，受不了南方的潮湿环境，多数战士都患上了骨关节痛。在山沟里，水土不服，或是饮用了有毒的山水，我们班的战士都患上了眼病，我的最严重，好几天看不见东西，多亏当地山村的群众，采集当地的药材，给我们提供土验药方，才治好了眼病。我们深深理解到军民鱼水情的重要，只有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才能取得剿匪的胜利，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
我们化装成当地山民，白天帮老乡劳动，深入到群众中了解情况，做土匪家属的思想工作，让他们想方设法说服躲在山里当土匪的亲属，放下武器，到当地政府投诚，瓦解敌人。对于那些顽固不化、负隅顽抗、血债累累的惯匪，我们采取围而歼之。在晚上由老乡带路，摸到匪巢，把土匪堵在土匪窝里，瓮中捉鳖，把土匪消灭掉。
有的土匪很狡猾，再加上国民党派来的特务的唆使鼓动，专跟解放军做对，躲在暗处，放冷枪，袭击我们。常言道：明枪好躲，暗箭难防，我们多次遭到这股土匪的猖狂袭击，有的战士就是牺牲在追击土匪途中的冷枪下。这股土匪没有固定的巢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依仗着他们熟悉这里山高沟深林密洞多，躲躲闪闪地跟我们玩游击。好几次，我们根据老乡提供的情报，进山围剿，都扑了空。这股惯匪多次逃脱了我们的围剿，就更加狡猾了，行无踪迹，活动猖獗，手段残忍，窜到我们视线以外去洗掠弱小的山村，杀害山民，民愤极大。我们发动群众，撒开人民战争的天罗地网，终于揪住了奸诈狡猾的土匪尾巴，把他们压制在一条两边是峭壁的深山沟里，他们在特务的鼓动下，负隅顽抗，激愤的战士勇猛地进击，终于全歼了这股作恶多端的土匪，为乡亲们除去一害。
由于我在剿匪战斗中表现勇敢，被上级提拔为连队的副指导员。我们驻扎在贵阳城外的山区，主要任务是清剿残余土匪和国民党特务，保证新建立的地方政府能正常工作，保护人民群众能安居乐业，重建家园。这时候，虽然战事不多，大股土匪都被清剿了，残余的零散土匪和特务转入了地下活动，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偶尔有零乱的枪声响起。我们配合当地政府，开展肃清残敌运动，这比正面战场上的冲锋和同大股土匪战斗，更加艰难复杂，我们时时绷紧战斗的弦，丝毫不敢松懈。经过一年多艰苦战斗，彻底肃清了西南地区的匪患。这是新中国为老百姓做出的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土匪在中国由来已久，经过了几个朝代，匪情复杂，盘根错节。但是，有毛主席的领导，我们终于将匪患同赌场、大烟馆、妓院四大恶性肿瘤彻底清除了。
由于长期在深山密林中剿匪，南方的阴雨天气和潮湿环境，使我换上了严重的关节炎，伤口经常发作。1954年2月，领导安排我转业到重庆市第一建筑公司疗养院任副院长，一直工作到退休。
（于书淦朱树森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