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孙培昌，今年83岁，家住文登小观镇庙东村。我不到周岁的时候，父亲就因病去世了，所以我不知道父亲的样子。父亲去世后，母亲天天夜夜哭，一只眼睛都哭瞎了，另一只也不大能看清东西。母亲哭，我大妈也天天陪着哭，她的眼睛以后也看不到东西了。母亲一个人拉扯着我过日子，家里很穷，常常是吃了这顿没有下顿，日子过得很苦很累，我一天书也没有读。
我16岁那年春天，村里发起了参军的号召。看着村里的青年兴高采烈都走了，有的还带着大红花，我的心里很羡慕，心想：我不在家里过这穷日子了，我也去报名参军上前线。回家商量母亲，母亲坚决不同意，说： “孩子，你这么小，枪都扛不动，怎么去当兵。你爹死的早，你可不能这么小就离开我，你走了，我在家里怎么活呢。”说着说着母亲就哭起来，她哭的很伤心，我的心里当时也不是滋味。当时毕竟年龄小，过两天什么都忘了，心里还是想着去参军，天天在门口看着别人走，心里很着急。我村里有个好朋友叫洪顺，还比我小一岁，那些天他来找我，说也想去参军，我们一合计，决定偷偷去报名。当时的区中队驻在后才，我们跑去找到指导员，兴奋地告诉他，我们也要参军。指导员一看我俩，大笑起来说： “两个毛头小子，是不是想来玩，不行啊，部队不要小孩，快回家去吧。”我一听傻眼了，在家里根本没想到人家不要，我和洪顺都就急了，说我俩不小了，有的是力气，一个劲央求指导员收下我们。可是指导员还是说不行，他让我俩回家再吃两年大地瓜，等身体长壮实了再来。我看实在不行，难受的嚎啕大哭。回到家里，看到我妈和大妈也在嚎啕大哭，看到我回来了，她们马上高兴了，大妈抹着泪对我说： “你怎么能偷着走呢，不要你妈了，你妈拉扯你这么大，容易吗？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呢r”。母亲起来拉着我的手说： “孩子啊，千万别再走了，妈的眼睛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你在家，起码给妈领个路。”母亲和大妈这么一说，我的心暂时安定下来，心想等两年再去吧。可是我还是不死心，放不下去参军的念头，到了秋天，村里又走了很多年轻人，我的心里很矛盾。到了12月份，我实在是等不得了，就和村里的管进、传信等伙伴来到区中队，又见到那位指导员，我说，指导员，这次你一定要留下我们。这次他看到我，没再说什么，就说：“好，留下吧。”
从此，我来到了部队。
刚来到部队，被分配到新兵连。当时枪支很缺，部队没有发枪，也没有发衣服。刚到部队，就遇到部队追击敌人，追击了25里地，我就跟在后面跑，最后我们有20多个人没跟上，掉队了。在路上，看到很多国民党兵丢弃的枪支、小炮，当时拿起一个小炮筒，还以为是气筒呢。后来，我们这些掉队的被其他部队收编，我被编在十三纵九团三营九连当战士，还发了枪支。
我第一次真正参加的战斗是在1947年的春天，攻打青岛崂山。战斗打得很激烈，双方伤亡都很大，当时看到不断有战友倒下，心里直发颤，感觉很害怕。等到第二次打仗的时候就好多了，什么也不怕了。这年的下半年，部队奉命攻打莱阳城，经过激烈的战斗，外围的障碍都扫除了，可是城里的几个炮楼火力异常凶猛，打了一夜，始终无法接近，部队伤亡很大。这个时候营长把我叫了过去，命令我到三里外的团部调炮。我接到命令后，躲过敌人的枪弹，沿着壕沟快速飞奔，两袋烟的功夫我赶到团部，调来大炮三门，莱阳城敌人的炮楼很快被攻塌，我跟着部队快速向里突进，莱阳城迅速被攻破。这次战斗我被军区记三等功，领导亲自为我颁奖，我感到光荣无比。在攻打兖州的时候，我的胆子就更大了。敌人的火力很猛，战场上不会去想到生死，我总是冲锋在前，正当我打红了眼的时候，敌人的一颗子弹打中了我的左手腕，我还想往前冲，但是手已经拿不住枪了，我被简单包扎后扶下了战场。之后我在医院养伤，五个月后，我要求再回战场，领导问我，手能拿得起枪吗，我回答可以，于是领导就开了批条，我重新回到了十三纵九团三营，当通讯员，当时的通讯班有12人。
在山东战场上，我先后参加了孟良崮、莱阳、潍县、兖州、淮海等战役，参加的战斗大大小小有好几十场，能活到现在，现在想想我真是命大。
山东解放后，我跟随部队南下，到达长江北岸，在江边的芦苇荡里练兵半个多月。一天晚上，部队奉命渡江。我们四五个人一组坐着舢板，用枪、用手作浆向对岸划去，有很多战士抱着草把子浮水渡江。国民党的飞机在我们头上一批一批的飞过，扔下密密麻麻的炸弹，我乘坐的舢板几次差点被炸弹掀起的水浪打翻。渡过长江后，我们迅速占领国民党军的军事要塞、战略要地。国民党真是兵败如山倒，纷纷向南溃逃，我们部队包围解放了杭州，然后到达上海外围。在上海外围的战斗中，我差点就牺牲了。当时我端着枪跟着部队往里攻，不想旁边有个地堡，里面有一个排的敌人。敌人见我一个人从边上过，就迅速从地堡里出来把我按倒，然后把我的衣服扒下来，敌排长换上我的衣服，把他的衣服换在了我的身上，然后把我捆了起来。我们的部队很快冲了过来，敌排长尽管化妆了，但还是让我们活捉了。一个战士发现了倒在地上的我，大喊“砸死你”，我赶忙喊“自己人，捆着呢”，我这才死里逃生。松绑后，我跟着部队继续往前冲，在离上海城只有10里地的地方，被敌人的子弹打中了右腿，左肩膀也中弹，我被抬下了战场。这次伤得比较重，半年伤好后，我要求再上战场，上级没有批准，安排我到南京荣校继续治病疗养。后来，荣校取消，人员都下放回家，我于1950年5月重新回到了家乡。
现在回头看看想想，当年都是怎么过来的呢？在部队上，天天急行军、夜行军，有时候一个晚上要跑100多里地，我的脚最多磨出了三层血泡，一停下来就疼得要命，站都站不起来，那时就得咬着牙狠狠跺几下脚再跑，那真不是人受的滋味。1947年下半年的急行军，正好赶上了雨季，半个多月的时间全身都是湿的，最多的时候七天七夜不合眼。冬季时节，为了赢得战斗时间，赶在敌人前面，很多次我们都是直接跳进河里从水里过，水深得到脖子，刚下去真是如刀割一样难受，我们把行李武器顶在头上，渡到对岸，棉衣棉裤不一会就结了冰，腿迈不开步，腰也直不起来，结冰的衣服“哗啦哗啦”响。哎，不提了，想起来就难受，看看现在的生活有多好。（于书淦朱树森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