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世安，1931年3月出生于张家产镇登登口村。我是1947年2月参军，194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2月至1950年，曾任胶东9纵26师爆破班班长。1950年至1955年在福建闽南空军工作。我先后参加过胶东保卫战、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其中在胶东保卫战中，腰和耳朵被炸伤，至今留有后遗症，立了四等功四次。
我一定要去参加八路军
那年我刚满17岁。那时候，家里特别穷。虽然家里人口不算太多，除了老爹老妈，我还有一个妹妹。可是，我们受着地主的残酷压迫和重重的剥削，日子过得实在是太艰难了，真是一点滋味也没有。这样，我就想着去当兵。当时老妈不同意我去，生怕我在打仗时死在外面。可是老爹他不管，希望我去当兵，将来也许有点出息。这样我就做老妈的工作。我死在战场上，她就光荣地当个烈士家属，倘若我活着回来了的话，那我就更好了。当时啊，我就这么个想法。不管说么，我一定要去参加八路军，到部队里去锻炼锻炼。
我光荣地参军了
当时文登县政府在万家庄那里征兵，我就欢欢喜喜跑到那里去报的名。后来新兵营里用兵，我就安排在这里面。1947年1月份，我被调到威海。当时接到上级指令，国家用兵，不管你糙的也好，好的也好，国家都需要来保家卫国。上级领导看我小孩也不错，一股子机灵劲，就要我在东海军分区当通讯员。1947年7月，国民党全面进攻我们胶东半岛。前沿部队急需用兵。于是领导就动员我上前线，参加主力部队。我一听，心里想，这下子就痛快啊！上了前线，去和敌人战一战，拼个你死我活。我死了的话，家里人跟着光荣，知道儿子是为了革命而死，死得其所。如果能侥幸活着的话，咱还能为国家出力，也不错啊！我当时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奔赴了杀敌的最前线。
我一定要炸掉它！
抗战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和平的愿望，撕毁了“停战协议”，再一次置老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
那时，我被整编到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26师3团2营5连2排2班，整天训练。这支部队是27军的前身，是许世友司令员领导下的一支精锐的主力部队，打仗很勇猛，国民党部队一听到和他交战的是这支部队闻风丧胆。当时，排长安排我担任2班班长，我很不愿意。因为我感觉到，2班是爆破班，我一个乡下来的毛孩子怎么能胜任这一重要的职务呢？我也没有作战经验。尽管不愿意，可军令难违啊！在部队上，班长听排长的，排长听连长指挥，一级一级地听从指挥。于是，我就刻苦训练，怎样拿炸药，怎样引爆，怎样去摧毁敌人的暗堡。
国民党部队及早地在古陌岭修了暗堡。那位置就在现在威海市府一带。他们的轻重机枪架在工事上，一齐地向我们开火。整个战场硝烟弥漫。只听得那子弹“嗖嗖”直响，那炮声惊天动地。而我们队伍的武器很弱，处在相当被动的局面。蒋介石的部队猛烈地扫射。炮弹在我们身边开了花。我们的战友一个一个地倒下了，死伤惨重。猛烈的火舌，打得我们根本抬不起头来。在这千钧一发，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我挺身而出，身体的右边绑的炸药，左边捆着四个手榴弹。看着国民党的碉堡喷出来的火舌，向我们的同志疯狂地横扫过来。我们班有十二个人组成，可现在就剩三个人。仇恨的怒火燃烧着我的全身，望着那个碉堡喷出来的火焰，我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我一定要炸掉它！”我躬着腰，慢慢地向前移动，生怕敌人发现了目标。赶到离碉堡不远处，我匍匐着向前一点一点地挪动着靠近了碉堡，我将炸药小心翼翼地放在敌人的碉堡的内侧的一个小洞处，沉着地点燃了导火线。我一骨碌地滚了下去，正好跌落在敌人修的一个壕沟里。只听到“轰，轰”的一阵巨响，我就不省人事了。赶到我清醒的时候，我已躺在前方医院治疗。我只感觉到全身麻木，腰部阵阵剧痛。我这才感觉到，我在滚入战壕时，腰部被摔坏了。排长伸出大拇指不断地夸我是好样的！由于我摧毁了敌人的碉堡，敌人的火力被封住了，我军趁势跟敌人进行了刀对刀、枪对枪的肉搏战。
我在医院里受到了医生的精心护理，再加上年纪轻恢复得快，不久，就感觉好多了。可上级领导考虑到我腰部受伤，就要打发我回老家。我说什么也不回，一定还要重返战场和敌人决一死战。在我的执意下，连长把我留了下来，继续投入到战斗中。
我参加了济南战役
我们从威海又赶到了烟台，攻打凤凰山，也就是烟台毓皇顶一带。在打烟台时候，我挂彩了。鼻梁打了个黑眼，脚还被锼了一下子。1948年秋，我们26师连夜动身奔赴济南，接受新的战斗任务。我们连续走了七天七夜到达了济南。那时，既没有车，又没有马，完全是用脚撵，我们风雨兼程一刻不停地直撵。只能提前不能落后地撵到了济南，我们一到济南就接到了任务，要在过年前拿下济南。接到指示后，我们就做好战前的充分准备工作。我们的口号是“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我们爆破手人不死，炸药不响；人死了，炸药就响。我们在身子的右边背着炸药，只要不挂彩就没有事。左边绑着木头把儿的手榴弹，必须拉弦才会响。国民党部队在济南东部山上修了工事。那座山很陡，易守难攻。敌人的火力相当猛烈，我们根本抵挡不住的。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爆破手大显身手的时候了。我背着一个50斤重的炸药包，只身潜伏在敌人的暗堡附近。我当时背的是一个匝囵包儿。在炸药的下面带有一个铁棒。靠近敌人的碉堡时，看到碉堡的周围有梅花桩子，都用钢条钉在地上，还带的鼻儿，就好像电网，人一旦进去就出不来了。我蹑手蹑脚地靠近敌人的碉堡，把炸药放在碉堡的边缘，点燃了导火索，我一拉，一响，只听“嗖”的一声，突破口就被炸开了。把敌人的碉堡炸开了后，碉堡的战斗力就削弱了。我们的步兵立刻就冲杀上来。枪击声、喊杀声响成一片。那时心中只有一个目标，消灭敌人，要不咱们哪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呢？毛主席对我们的队伍做了充分的肯定，我们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敌人的洋枪洋炮，最终取得了全中国的解放。老人说到这里，不难看出，他心里充满着自豪感。他告诉我们，在济南战役时，他还送了一个80斤重的炸药包，荣立了三等功。
一切行动听指挥
首长看我机智、勇敢、忠厚老实，是我们天福山革命圣地走出来的兵，很赏识我，就把我留在陈毅和粟裕的身边做警卫，全心全意地在首长身边保卫他们的人身安全。
1949年4月，我们接到了命令，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国民党部队把火力全部调集在江边，把枪口对准了江北。我们把马全部撂给了江北的老百姓，在江阴一带保护陈毅过江。我们的大军乘着竹排横渡长江。百万大军克服重重困难，一宿渡过大江。国民党官兵一看来势凶猛，吓得屁滚尿流，拼命地逃跑，我们就在后面撵。1950年，我们26师又接到了上级命令，在闽南一带参加了“剿匪”，斗争一样的残酷。没过多久，我们把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部队彻底干净地消灭掉。
1950年至1955年，我就在闽南空军干，后来转业后，在青岛港务局工作。然后就回乡务农了。我这一辈子啊，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只要为国家、为革命出点力，再苦再累俺也愿意。
（宫慧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