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文登市侯家镇南寨村人，1935年10月出生。十二三岁读小学时，当村里儿童团指导员，站岗放哨，还帮大人埋藏贵重衣物和粮食。
镇驻地有东海军分区医院，南寨村离得近，经常看见八路军。后来家里也住进一个伤员，有天穿白大褂、挂听诊器的医生摸着我的头，问： “想不想当兵？”“想，要我这大的么？”
“要，当护士就行。”
我高小毕业，报名参军，没有当护士。我们先到沙柳村集合编队，再到泽库镇前岛海防队，新兵80多人，编成两个排。每人四颗手榴弹，一支汉阳造步枪。训练几个月后，就升级到烟台，编为警5旅，那时国民党起义的“重庆号”舰，离开烟台不久。
旅部有侦通连，分侦察、通讯、电话三个排，我在通讯排当通讯员。7月调旅部侦通科当勤务员还入了党。要攻打长山岛，警5旅就去蓬莱，还有警4旅、32军等部队。
长山岛解放后，警5旅“利民公司”两条机帆船用拖网拉上来很多“嘉鱼”，部队享口福，群众也沾了光。
部队后来又回烟台，正赶上“镇反”，年三十抓好多。
后来我到组织科当通讯员，是副班长。警5旅改成101师兼烟台司令部后，我又去司令部当文书，负责统计军事实力。
1952年12月，101师入朝参战，部队改为志愿军铁道兵第10师。为反击两栖登陆作战，在朝鲜修建铁路。一年后回国驻咸阳休整，准备修宝成铁路。后来到甘肃徽县，先修公路。
1954年5月，我在师部当缮写员，排职。
有天中午排队打饭，伙房就在大街上。这时突然过来一辆卡车，车上满载干海带，是载重3.5吨的“吉斯150”。
汽车停下来，押车的排长和司机下来，一边问后勤物资科在哪，一边要我带去伙房找水喝。回头一看，坏事了，老百姓在抢海带。车旁围着十几个人，有往车上爬的，手里拿着镰刀，割断捆海带的麻绳。众人一哄而上，撕扯拖拉成捆的海带。
排长大声喊： “干什么，这是军用物资，不能抢！”
他们根本不理睬，有的一边抢一边撕着往嘴里填，还有的往怀里揣。
我对排长说： “快去师部报告！”
司机在看守车辆，我带着排长跑去报告，参谋长在门前正跟来检查工作的王震司令员说话。
听了报告，司令员问： “总共多少，还有几车？”
排长说： “一车皮共50吨，后头还有11车，半小时到。”
司令员说： “这车就叫群众抢吧，别管他们，后面的直接卸库房里。”
我们都惊讶。司令员忧虑地说，老百姓也不容易，这里严重缺碘，大脖子粗骨节病人有的是，共产党为谁打天下？就叫他们先抢点，回头跟县政府联系一下，再进几车海带拨给地方供销社卖给群众。铁道兵10师这支胶东部队，进驻徽县两个月就发现有人缺碘，有的战士脖子出现肿块，为此师部专门下达文件，指示要认真对待，积极预防治疗，还派专人回山东联系，从青岛调来这批海带。这些我都知道，文件就是我用钢板蜡纸刻出来的。
这件事对我教育很大。
半年后，我们南下广西，修黎（塘）湛（江）铁路，后来又去抢修鹰（潭）厦（门）铁路，那时部队要我们补习文化，每周8小时。后来参加顺昌一中毕业考试，我6门功课，都合格，有两门还得5分。后来我调47团当统计员。3年后，调铁道部后勤部运输处任助理员，连职，专看401机密电话。那时，铁道兵总部就驻南平北山疗养院。
我又在进修铁道工程课程，后勤部技术处有很多专家，我们经常去听讲课。后来我去大同二车管学校，一车管学校在镇江，车管学校就是汽车拖拉机管理学校。我在那里学习机械理论和坦克构造知识。
半年后，铁道部回北京，我也去北京，建军节还参加“游园活动”。1958年3月，转军垦部队，归属铁道兵农垦局。农垦局有磁铁矿，我被安排在尖山子采矿场当施工技术员。
采矿场是营级单位，隶属856场，即青山农场。农场为师级单位，场长高学仁，原来在朝鲜是101师是有名的“高大马”，一般人不知道他是胶东八路军14团的虎将，多次负伤，还被戏称“吸铁石”。那年夏天闹肚子，我去856场医院看病，一下子被高学仁夫人认出来，她是医生。高场长见我后说，虎林农垦部队要调一批人去富拉尔基建重型机械厂，856场要去3000多人。
我想去那，秋天去问他，高场长说： “你别去那，到牡丹江地质学校吧。”
这年，11月上学，第二年5月回来，冬春在学校，夏秋在采矿场，半工半读两年半。
离开学校后，又在采矿场任技术员，还兼秘书。后来闹饥荒很多人得水肿病，854场死了好多。改任农垦部长的王震知道后大骂政委与师长： “都死心眼儿，花岗岩脑子，就不知道变通？”
国家有供给标准， “统购统销”粮食是紧缺物资，谁敢随便动？“那就每人每天3两豆，豆不是粮食。”王震说。
3两豆，可以磨豆浆，可以做豆腐、菜渣豆沫，饥饿被赶走。
这变通给我的影响也很深。还有在南平修铁路，他对工地有批特殊“民工”所表现的关怀与宽厚，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1961年冬天，尖子山采矿场来了位特殊人物，是地质工程师，叫黄先驯，研究石油勘探的。很多年后才知道他有雅称“黄裂缝”，与“王鼻子” “李注水” “秦爆炸”等齐名。他是“极右”分子。打右派理由也很清楚，他曾提出“裂缝性油藏”观点，此论断遭苏联专家强烈反对，他却坚持自己观点，后又有所谓的反党言论，拒绝在“右派”结论书签字，被戴“极右”帽子送来北大荒。
场长兼政委的谭喜叫他跟我住一间房。住在一起，我就知道他的很多事情——黄先驯去过玉门老君庙油田。他是保定人，父亲是小职员。初中毕业后父亲托熟人给他在武汉大学找了份工作，给地质学教授当帮手，也不是助教，教授跟李四光是很熟的同事。黄先驯帮教授抄讲义，准备上课用的模型道具，闲着就旁听。就是那时听李四光说中国要甩掉“贫油帽子”，连着7年，听很多教授讲课，后来就有了毕业文凭，又在北京找到工作。
我听黄先驯讲述他的经历，相信他决不会反党，他就是不肯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
我知道他不是坏人，所以后来我就在生活上尽量多照顾他，业务技术方面就拜他为师。采矿场也有打右派指标，摊7个。仨采矿队每队俩，场部一个。我负责整理上报材料，实话实写，不捏造不夸大，结果材料上报不合格被退回来重整，再来还是不合格，先后整理三遍，每次上报总部，都得返回，往返折腾好多天，最后也拖黄了。
谭喜场长见采矿场没右派，就高兴地说： “小侯，太好啦，一个没批！”
我没有夸大事实，不无中生有陷害人，这或许在潜意识里受到司令员处事的影响。
那几个被上报的人知道后，都非常感激我笔下留情，都把好吃的或者打的野味做好送给我。我自然也很敬重身边的科学家黄先驯，把野味分给他。
黄先驯也对我好，教我很多勘探知识与经验。他教我看矿脉走向，教我认识矿槽，说尖子山磁铁矿很有发展前景。
但可惜的是，他在采矿场住不到三年，原以为北京来的机密电报调他回京是好事，就帮他收拾狗皮褥子、棉铺盖卷儿，还有帆布书包以及大衣与狗皮帽子，送他去虎林车站。本来他领160元，下放北大荒只发32块生活费，我那时副连级是62.5元。场长要后勤免去他半年伙食费。
我不知道他的去向，后来从史料中看到他回去后，1965年打成现行反革命，被投进监狱，1979年平反，他回北京见妻子好友都去世，就提出要到戈壁滩油田，但很快就发现他已癌症晚期。1957年去戈壁滩的车票都买好，可他成为右派，去了北大荒。他心里有“戈壁滩情结”，但那场劫难使理想变成他永远的梦，他立下遗嘱，死后埋在戈壁滩柴达木。
“文革”期间其子女在巨大压力下，曾与其划清界限，他却写信宽容子女，教育他们做人不能昧良心，不能欺骗人，也不能欺骗自己，更不能做禽兽，要追求符合科学的理想。
这些是后来从文史资料知道的。
今天我从往事的回忆中，不仅能感知王震司令员那实事求是的胆量与气魄，也能感知黄先驯具有的追求科学真理的献身精神，这些都对我的人生经历产生大的影响。
后来我调到宾县林业局，先后三次参加“四清”工作队，在最后一次我任队长，果断地把秘书整理的所谓“四类”干部材料用毛笔涂改，把所有“四类”干部都归于“三类”，把村干部的一些不
大的经济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后来，很多“四清”工作队同志被红卫兵揪斗，我却收到岔河公社双河大队来信，说他们不来揪我，叫我不用害怕。他们知道我没做过火事情，讲事实，讲科学，不会忌恨我。即使被查出的隐藏多年的伪满警察署长，也因他任职短，没有命案，也只戴帽劳动改造而已。
用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1971年参与落实干部政策工作，我大胆解放干部，圆满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1972年，我结婚后调山东茌平计委工作，一人干多人工作十多年。1983年底调文登政协负责文史委工作，直到退休都在用心整理当地革命史，并动笔留下大量文字材料。
现在想来，我的人生经历平凡普通，但因为能遇到像王震司令员和黄先驯科学家这样品格崇高者，以他们做榜样，我也能学会豁达起来，能容纳无碍大局的瑕疵。
这也许对创建美好和谐社会，具有借鉴意义。
（邱洪章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