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2月间，我由豫皖苏淮上地区调宿东县任工委书记。我当时的名字叫李春元。
宿东县紧靠津浦铁路线，是连接路西和路东的交通联络要道，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素有淮北根据地“西大门”之称。1941年，敌人搞所谓“强化治安”运动，进一步加强对敌战区的控制，除了增安据点外，还对铁路沿线进行频繁的“清剿”和“扫荡”。我们在这一地区的主要任务就是壮大力量，发展党组织，扩大武装，发动群众，并做好统战工作。
宿东的地主和土匪武装以及反动道会门，与敌伪勾结，危害百姓，与我对抗。在敌、伪、顽、匪各种反动势力胶着的形势下，更增加了这一地区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由于敌伪据点多，新四军四师宿东游击支队和宿东县大队只能分散隐蔽活动。地方干部也是一人或二三人活动，每晚都要换一个地方，情况紧张时，一夜要换两三个地方，很少在一个地方睡个整夜觉。毛主席在《论持久战》-文中所说的“犬牙交错，敌我杂处”，我在宿东工作期间，更加深深体会到这一点。
1941年秋天，高梁已经红了。一天，我们接到情报，说敌人多路来宿东“扫荡”。当时在宿东活动的只有宿东游击支队一个连和我们宿东大队。我们分析情况，决定寻找空隙，跳出包围圈，转移到路西去。约定在铁路附近的一个村庄集合。
当天晚上，各路人员来到该庄庄头打麦场时，独缺县大队二连未到。只好派通讯员和参谋到庄后寻找。庄子不大，庄前庄后只隔一排房子。天很黑，通讯员到庄后一看，只见模模糊糊一大片人群，直起嗓子大喊：“你们是二连吗？”没有回应，他赶到一看，都是带钢盔的鬼子，通讯员扭头就跑。同时派去的参谋，从另一端到庄后，也把鬼子误认为二连，赶到跟前一喊，惊动了敌人，参谋急转身，被敌人在臀部捅了一刺刀。部队立即跑步转移，敌人紧迫上来。幸亏是夜间，又有高梁地作掩护，我们没有造成重大伤亡。事后了解，出动“扫荡”的几路敌人，也定在这个庄子集合。
按照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我们一方面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一方面利用敌、伪、顽的矛盾，发展我们的力量，打击死心塌地的汉奸。由于这项工作做得好，有些伪据点成了我们的“情报所”和“庇护所”。敌伪有什么活动，不仅能早早得到情报，我们的同志还可以隐藏在据点附近村庄，甚至据点内。
1941年六七月间，豫皖苏区党委副书记吴芝圃，自路西转移路东，就宿东地区的斗争作出安排部署。为保证吴芝圃的安全，决定让他先到蒿沟镇的伪据点里去隐蔽。蒿沟据点在我们活动的中心区，该据点的伪军和我们关系较好。我们明确提出，这是我党的领导干部，你们必须绝对保证他的安全。吴芝圃在蒿沟街上行动方便，大家只知道他是个教书的吴老先生。以后，区党委派部队将吴芝圃接到了淮北根据地。
1942年秋，我宿东县二区区长关焕章同志在蒿沟战斗中被俘，押在蒿沟据点。我们闻讯后，派人到据点要人，但蒿沟伪军怕上面知道要人，不敢答应。我们便与伪军商量“假打据点”。派武装先用担架把关焕章同志抬走，临走又向据点围壕打了几排枪，扔了几个手榴弹，装模作样地撤走了。伪军便以游击队冲进据点劫人为由向上应付了过去。
1943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企图由路西东犯淮北根据地，驻在宿东的十几个村庄。我们除组织县区武装和民兵昼夜袭扰外，并用巧妙战术，给顽军制造麻烦，顽军的企图没能得逞。
9月，淮北区党委在泗县召开干部大会，当时任淮宝县委书记的郑平同志住在我的附近。有一天晚上我去看望郑平，正好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也在那里。经郑平介绍彭9币长很亲切地问了我一些宿东的斗争情况。我详细地向彭师长汇报了宿东的情况和县委的工作，他听得很认真，还不时插话，提问题。
听完汇报，彭师长说，宿东是淮北的西大门，我们从豫苏皖撤到路东之后，那里的党组织和地方武装都要通过你们去联络。另外，你们还要做好情报工作。要把好这个大门。由于这个地区情况很复杂，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做好群众工作，要向部下讲清楚，使他们都明白这一点。彭师长讲话不多，但我很清楚他要求的中心思想——“坚持就是胜利”。
离开泗县返回宿东后，我们立即召开干部会议，传达彭师长的讲话精神，反复强调“把好西大门”和“坚持就是胜利”的战略意义。我们认真地分析了敌我、敌伪、敌顽和伪伪之间存在的各种矛盾。如何利用这些矛盾，分化瓦解他们，我们研究了工作部署，确定了对策，并分头下去发动群众，做好群众工作。
以后的两年中，我们发展了宿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粉碎了日伪的“扫荡”、“围攻”，壮大了武装，发展了政权，屏护了淮北根据地。在恢复豫皖苏根据地时，还护送了一大批党政军干部武装过路。可以骄傲地说，宿东地区的斗争，是淮北根据地“西大门”的钥匙，这把钥匙一直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