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在女子中学读书时就参加了上海学生运动。20岁入党那年，由宁波调往浙江义乌担任城区委书记。不久，又调到西乡任区委书记。当时，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紧接着又把罪恶的屠刀挥向我大批坚持地下工作的革命同志。浙江省委、金华特委机关先后遭到破坏，大批党员纷纷被捕，江南大地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舍弃女儿
在这危急关头，金华地区特派员陈雨笠同志传达了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以及省委改制为特派员、实行单线领导的决定。
这时，我已怀孕，又临近分娩，地下党指派专人负责对我转移和隐蔽。女儿降生没多久，地下党决定调我去兰溪，任县委妇女部长。因时局紧张，只能单身前往，我把孩子交由当地地下党支部，给孩子找了一个临时妈妈。由于这个妈妈是一个赤贫户，实在无力抚养。为保证革命后代不致被敌人杀害，经支部成员研究，把孩子放在溪口村八角亭里，希望能有人收养。从此我失去了一个女儿。2001年2月，《义乌报文史博览报》报道过此事，但至今没有音信。
1941年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在我党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形势下，兰溪地下县委指示紧急撤离一批党员，其中有掌握我党重要机密已引起敌人怀疑并受到监视的黄群、杨国璋、赵宝昭三位学生党员。必须火速将他们护送至上海，再由上海转送苏北新四军部队。党组织把这一艰巨任务交给了我，并决定完成护送任务后，仍回原地坚持斗争。那时我又有了一个男孩，才一个多月。我以小孩作掩护，从兰溪过杭州到上海，躲过日、伪、顽匪的盘查和搜捕，历尽千辛万苦到达上海，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护送任务。
失去丈夫
任务完成后我已身无分文，吃饭成了问题，返回兰溪的路费更无着落。当时上海形势十分严峻，一些平时同情革命的人，也避而不见。党的活动经费日见短缺，上海的党组织对我的困难也无能为力。
为了不给党组织增加负担，我抱着孩子回到了当年参加革命毅然离去的家。祖父和叔父都已去世，昔日的住房也已是别人的了。经打听，才找到妹妹一家。妹夫失业，生活全靠妹妹每天从龙华到租界贩米挣钱维持。面对妹妹憔悴的脸和一贫如洗的家，我对返回兰溪的路费只字未提，可是没有路费怎么回去呢？考虑再三，我向妹妹提出贩米挣钱的意思，妹妹不放心，因为孩子太小了。但我决心已定。当时鬼子对租界封锁很严，时常有日本鬼子的狼狗出没。租界的巡捕也紧紧地盯着米贩，并经常敲竹杠。我只有铤而走险。在那些日子里，我天不亮就出发，怀里抱着孩子肩上背着大米，躲着鬼子和巡捕，钻过铁丝网，来往于租界贩米。可这冒着生命危险换到的钱只能维持基本生活，路费还是没有着落。此时，不幸的消息传到上海，日寇侵犯浙东，时任兰溪县县委组织部长的丈夫牺牲了，加上与组织联系的中断，如同晴天霹雳，我几乎被击倒，强压悲痛，决定立即去苏中根据地找党。
卖掉儿子
然而路费难筹。就在左右为难之时，有位同志告诉我，有个商人要买我的孩子。卖掉孩子，能解决路费问题。可卖掉正吃奶的亲骨肉，实在是难割难舍。丈夫刚刚牺牲，又要失去儿子，我悲痛万分，心如刀绞。那一夜，我抱着孩子不住流泪。孩子抱走的那一刻，我没有了感觉，没有了思想，没有了痛苦，也没有了眼泪，心里空落落的茫然一片……就这样，我把儿子换成了路费，到江苏如皋的苏中根据地，找到了党组织，要求回原地坚持斗争。
坚持斗争
1942年冬，苏中党组织把我编入南下部队，在江苏海门县整训，做好出发准备。出发时，南下部队都化装成了清一色的老百姓。乘帆船航行途中，突然发现日本鬼子的汽艇向帆船驰来并发出停船信号。我凭着多年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让大家沉住气，按照自己的化装报身份，佯装互不相识。汽艇靠近后，上来一个鬼子兵和两个伪军，端着刀枪逐个搜查。搜查到我时，我从容地打开包袱，里边全是事先准备好的剪刀、针线、鞋底、衣物之类，鬼子一看，一个典型的家庭妇女，很快通过。鬼子走到杨溪同志跟前，冲他猛打一拳。杨溪是文工团员，受过训练，被打倒后，本能的挺身立正。这一动作引起了鬼子的注意，喊“抓住他”，并指使那个伪军上前抓人。看情况不妙，我赶紧上前说：“他是我小叔子”。敌人一看别无他据也就作罢。鬼子又问，“谁是船老大？”有位交通员挺身而出说：“我就是！”敌人把他带上了汽艇，让帆船跟在后边。汽艇开动以后，我们有意让船老大放慢速度。天黑以后，帆船与汽艇慢慢拉开了距离，摆脱了敌人。这时又遇到了大风，船在风浪中摇荡颠簸，加上船小人多，随时都有翻船的危险。为了使船体平稳，我叫男同志在甲板上，女同志在船舱里，都平着躺下，大家手拉着手，横下一条心：要死一起死，不死就去打鬼子！同志们的行动感动了船老大，他将锚链弄断，让帆船随风飘荡。
天蒙蒙亮，帆船搁浅了。大家认为，上岸比在船上安全，于是分成六个小组分批上岸。我和盛林、徐德华三人一组，最后一批来到岸上。徐德华是北方人，口音容易引起别人怀疑，他就装成哑巴。在加上我们的打扮像逃难之人，上岸后，老百姓都非常同情。这时，装哑巴的徐德华身后，跟着一个拿手枪的人，对我们一行盘查，同志们把预先安排好的一套作了介绍。在与他的言谈中得知，有个三五支队常在临海一带活动。大家分析，三五支队很可能是我们的队伍！于是我们就向临海方向奔走，快黑天时遇到联络人员，当晚与另外五个组的同志在县委汇合了。大家激动地抱在一起，高兴得又唱又跳。当时当地党组织找我谈话，要我留下。我说“兰溪党组织决定，派我完成护送三位同志的任务后，仍回原地坚持斗争”。组织上见我态度坚决，就暂时安排我在慈东县做民运工作。直到1943年5月12日，我回到兰溪继续坚持抗日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