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春，我从山东纵队政治部民运部调至鲁南军区工作。由于我经常给报社写稿，先是报社的特约记者，后被调入《鲁南时报》，成为一名专职记者。
那时，鲁南的生活环境异常艰苦，日本强盗为了消灭抗日军民，摧毁抗日根据地，修碉堡、挖壕沟，把解放区分割为“豆腐块”。还进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等欺骗宣传。为揭露敌人的阴谋，争取群众，我在鲁南平邑县岳家庙区作敌伪工作的张雨帆同志的帮助下，化装深入敌据点，采访了正在从事繁重劳动的被抓群众，写出了《治安壕上的哭声》一文，揭露敌人的罪行。在沿平城公路返回的路上，我们抓获了伪军的一位中校副官。领导上把缴获的脚踏车奖给我，从此有了代步工具。
记者是通过文字进行工作的。战事一起，我就要随军亲临前线采访。《鲁南时报》史略一书中曾有以下记载：“记者马英一直跟随部队转战鲁南讨伐荣子恒、王洪九、申宪五、张里元等重大战役，仗仗都有他的足迹，并大多跟随连队活动在战斗最前线，冒着枪林弹雨写下了不少反映军民英勇善战的胜利消息，《戈山厂保卫战》就是一篇出色的报道。”该报道主要内容是：我军在攻克泗水城的战役中，扫清外围敌人。凭借中心碉堡，日军小队长小岛至死不降，最终跳楼自戕而亡。三天后，日军实行报复，对“戈山厂”村民血惺屠杀，并调集六门“小钢炮”（即平射炮）对村四周的圩墙狂轰乱炸。但“戈山厂”的居民，不分男女老少一齐上阵，圩墙轰倒一处，就立即用门板等堵上去。民兵及自卫团的老乡们，万众一心，奋勇抵抗。土炮的铁沙子打没了，就收集钉子、石头代替，大家视死如归，与敌血战到底。终因寡不敌众，英勇地倒在日寇屠刀下。我的这一报道，受到了鲁南军区张广忠司令员的称赞和接见，新华社也向国内外进行了转播。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1943年我和李联峰同志共同采写的一举消灭刘桂堂部的柱子战役。
刘桂堂，外号刘黑七，原是个大土匪头子，横行中国23个省达28个月之久，是个混世魔王。国民党反动派收编了他，成为暂编三十六师师长，同时又是大汉奸汪精卫“伪和平救国军”十军三师的师长。他以鲁南“抱犊崮”山区为据点，效忠日伪，残害黎民，罪恶滔天。
这年11月13日晚，鲁南军区所属三团、五团、尼山独立营、费滕独立营各部，在军区司令员张广忠、政委王麓水率领下，通过长途奔袭，向刘桂堂盘踞的柱子村发起了强烈攻势，经过一天一夜的激烈战斗，消灭了刘桂堂部，拯救了于水火之中的费县、梁邱一带人民。巨奸惯匪刘桂堂在逃跑中被我军战士何荣贵击毙。群众抬着“民众救星”的横匾，敲锣打鼓，杀猪宰羊慰问参战部队。
对柱子大捷，我们作了详细报道，当时的延安新华社广播电台，连续三天每隔三小时就播送一次我军柱子大捷的新闻。《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击毙混世魔王刘桂堂，不仅为山东人民除了大害，也为中华民族伸张了正义。
1946年六七月间，我调到《滨海农村报》任编辑。这是一份滨海区党委的机关报。
此时，正值国共谈判破裂，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丧心病狂地发动了向解放区进攻的内战，企图篡夺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他派李仙洲的九十二军入鲁掠夺屠杀，制造无人区。我党指出：要保护群众，阻止李仙洲入鲁。提出“爬过山头就是胜利”、“五分钟打通思想”，并在全体人员中开展立功运动。我们报社职工，个个精神抖擞，纷纷投入到立功运动中。
为实现报纸的“群众化，通俗化，口语化”，我深入住地群众中收集地方方言、口头禅。如我用过这么一个标题：“十个轱轮的汽车拉的大炮，我们一下得了十门”既生动又警奇，凸显胜利成果。在版面的编排上，尽量做到图文并茂，编登群众愿意知道的内容和问题。社长吴健同志勉励我说：“有了一定的成绩，要想再上一层楼，就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国民党李仙洲所属九十二军入鲁，给群众带来极大的浩劫，众多的难民，沿线多条道路齐向滨海区内地村镇逃难。各地政府组织广大内地群众，对挨饿受冻的众多难民乡亲、兄弟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经采访，我写出了《难胞不难》，报道了万众一心如一家的亲情。
陈毅大军在徐州歼灭了国民党的一个机械化兵团，几辆坦克车开到临沂城后，我立即从报社驻地连夜奔赴临沂，采访了坦克驾驶员，写出《风雪夜望坦克》的报道，大家看后，感到鼓舞士气，扬我军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