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进：1940年春天开始，我一直在三支队，到1941年秋夏间（当时地里的玉米长得有人把高），我跟随韩教导员一起，调到山东纵队政治部。韩教导员在报到后没几天，就到
“抗大”山东一分校学习去了，于是我被分配到山东纵队政治部通讯班当通讯员。
采访者：山东纵队的大致情况，您能否介绍一下？
崔永进：根据我经历过的事情以及看到的资料，山东纵队的形成和发展大致是这样的。1937年7月至1938年1月，山东逐步沦陷，国民党部队和官员纷纷南逃。时任中共中央山东省委书记黎玉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山东各地发动了数十次抗日武装起义。1938年5月，中共中央派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带队到山东工作，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遂后，抗日起义武装进行了整编，恢复使用八路军番号，当时有5个支队、2个义勇军总队和一个自卫团，共3万余人。1938年8月，党中央陆续抽调张经武、江华、吴克华等一大批红军干部、党员干部到山东，组成八路军鲁东游击纵队指挥部，张经武为指挥，黎玉为政委。1938年12月，边区省委改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并公布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张经武为指挥，黎玉为政委，江华为政冶部主任，王彬为参谋长。与此同时，八路军一一五师在1938年3月林彪被阎锡山部队开枪打伤后，由三四三旅旅长陈光代理师长，一一五师的全面领导工作即由罗荣桓负责。193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央军委决定一一五师到山东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在罗荣桓、陈光率领下，师领导机关和杨勇的六八六团便以“东进支队”名义，挺进山东。1939年5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组织八路军第一纵队的通知，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委。6月，徐向前率一批党政干部到山东沂蒙山区与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指挥部会合，组建八路军山东纵队司政机关。8月，在鲁中山区成立八路军第一纵队，徐向前、朱瑞以一纵名义指挥山东纵队所属部队。但山东纵队领导机关番号依然存在，所属部队也仍称山东纵队。1940年6月则恢复使用八路军山东纵队名义指挥所属部队。从1939年开始到1941年Il月，山东纵队先后经过5次整军，走向了正规化，1940年底时已有4个旅、4个支队和两个直属特务团，共22个团，54万余人。
采访者：当时山东省内实际上有八路军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两大武装？
崔永进：开始是这样的。但到1943年3月1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一一五师与山东军区合并组成新的山东军区，罗荣桓为司令员兼政委，并为一一五师政委、代师长（陈光调回延安）在山东的八路军部队统一问题得到解决。此时，山东军区辖有鲁中、鲁南、胶东、清河、滨海、冀鲁边6个军区和15个军分区，部队统编为13个主力团，全部实行地方化，对外保留一一五师和Ui东纵队番号，但山东纵队各旅番号全部撤销。8月，罗荣桓又担任了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集山东党、政、军领导重任于一身。
采访者：您1941年夏秋间去山东纵队时，当时山东纵队下面有几个部？
崔永进：有政治部、宣传部、锄奸部等。锄奸部的部长杜平，解放后曾担任南京军区政委。政治部主任是江华，解放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那时候江华已经结婚，他的爱人姓朱，在政治部当秘书长，也是位老红军，当时他们已有一个孩子，七八岁。政治部里有警卫班和通讯班（总称警卫排），专门保卫政治部，我就在通讯班里当一名普通的通讯员。我们通讯班一共有七八个人：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对外称一一五师。
采访者：您当时去政治部报到时，政治部在什么地方？崔永进：当时省委的驻地在沂水县（今为沂南县）王庄：我去时，政治部在沂水县（今为沂南县）四良宅山后村，那
个村是个小村子，只有三四十户人家。我们当时只能住小村子，因为大一点的都被日本兵占领了。
采访者：在山东纵队政治部期间你也经历过几次战斗，其中一次在马牧池，请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崔永进：1941年春节前，日本兵对我八路军开始“扫荡”，我们部队行军到沂水县马牧池。马牧池这个镇子还算比较大，大概有五六十户人家。时值冬天，春节前后，部队发了棉花、布料自己做棉衣、棉被，但我那个时候年纪小，棉衣根本不会做，袖子都装反了。在这个镇子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拂晓我们已经被从胶济路过来的敌人包围了，敌人在各条道路上都架起了机枪。但我们不知道这个情况，是司令部的马佚天快亮时起来小便，发现有敌人进来，刚叫了一声就被敌人刺死了。这时，首长和警卫员从后门赶紧转移，司令部往东山山上突围，我们政治部往南突围。夜里，突围出来的部队在一个叫南墙屿的地方汇合，下半夜行军又经过马牧池，到了庐山角下驻扎。中午吃了午饭后敌人从临沂方向包围过来，被我们的哨兵发现后，我们部队就往蒙山、天宝山上转移。敌人用炮攻打我们，炮弹爆炸时弹片就在身边“呼呼”地叫。这次由于发现得早损失不大。
采访者：当时纵队司令部和政治部一起活动有多少人？
崔永进：司令部情况不清楚，政治部属下有宣传部、组织部、秘书处、锄奸部以及两个班，大概四五十人。司令部我们经常去送信的，接触的就是司令员、政委，其他人并不接触。我们把信送到后，他们拆开信看了内容后在信封上写“收到”，然后我们将空信封带回，表示任务完成。
采访者：同年另一场战斗在田家北村，情况是怎样的？
崔永进：这两次战斗时间隔得很短，马牧池战斗是春节前，田家北村战斗是春节后（采访者注：另一说1941年12月11日），前后一个月时间都不到。田家北村战斗我们损失很大。当时部队连续两次夜行军，凌晨3时到达田家北村。战士们刚住下，我们通讯班因为去熟悉地方，知道哪个部门在哪里，否则送信送不到，看好地点刚回到班里，就听到了枪响。东边的哨兵发现有情况，一个日本兵穿了便衣来搜索，哨兵发现后就问他：“干什么的？”敌人回答不出来，哨兵就开枪了。哨兵一开枪，日伪军方面边开枪边扑了过来。这时我们刚刚放下背包准备休息。部队机关马上顺着山沟向西转移，走了一里路左右，西面山上枪声又响了，原来敌人早已埋伏在山下。于是，司令部、政治部机关人员跟着部队就往比较高的南面山上转移。在后面负责掩护的警卫排以及山东纵队宣传部部长刘子超和他的警卫员不知道西面有敌人埋伏，刘子超骑着马带着警卫排一路往西走，结果中了敌人的埋伏。警卫排人员来不及反应，全被敌人俘获，刘子超和他的警卫员壮烈牺牲。我们在山上看得一清二楚：警卫连连长随这个排行动，也被俘虏，他被敌人用绳子捆住后走在最后，结果趁黑夜逃了出来。回来以后他将情况告诉我们，同志们心情非常沉重。
刘子超同志给我的印象很深，他是位老红军，是沂蒙山地区牺牲的八路军中级别最高的干部。刘子超原名刘起亚，又名苏华。广东兴宁人，1906年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华北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司令员、八路军晋冀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副司令员等职。1939年6月随徐向前、朱瑞所率八路军第一纵队到山东创建抗日根据地，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和山东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长和敌工部长。1940年9月，曾创作《山东纵队i周年纪念歌》（后改名《山东纵队进行曲》），广为传唱：他与山东分局书记朱瑞、一一五师宣传部长陈明被称为山东分局机关内的“j大理论家”。他虽是旅级干部，但平时平易近人，待人和气，他的牺牲使我们感到十分悲痛。我们隐蔽在南山上，被敌人围了一天，敌人的双翼飞机在山上反复盘旋侦查，我们躲在山上的石缝中，把反光的东西比如喝水的茶缸等都藏了起来，隐蔽得很好，尽管敌人的骑兵、步兵不停地来回走动，但还是没有被敌人发现。这一天，我们整天没有吃、没有喝，直到晚上10时后，我们往西北方向突围成功后才吃到一点煮地瓜。事后，经与延安联系侦查后才知道，原来司令部的参谋里面有奸细，一直和敌人在联系，所以我们部队走到哪儿敌人就跟到哪儿。这个奸细后来被抓起来处决了。
这次战斗的背景是日军动用了5万兵力对我沂蒙山革命根据地进行所谓的“分进合击”、“铁臂合围”、“坐镇清剿”。12月11日这天，包围刘子超同志所在的沂水县（今为沂南县）高湖村的日本兵有上千人。刘子超一面组织干部战士阻击敌人，一面把来不及销毁的重要材料藏在附近石头下面。在突围中，他中弹牺牲。在现今的沂南县依汶镇万松山脚的鲁中烈士陵园（原名万松山烈士陵园）中，有两座“抗日纪念碑”，一座断裂，一座完整。断裂之碑（见照片）建于1943年，就是纪念刘子超等牺牲的指战员的。但1945年5月被再次“扫荡”沂蒙山革命根据地的日本侵略者炸毁。较完整之碑建于1965年3月，刻着1885名烈士的英名。其中旅级干部排在第一行，共有8人，刘子超名列其中：刘子超牺牲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曾在纪念抗战五周年的纪念特辑中撰文《胜利在望团结向前》，对包括刘子超在内不幸牺牲的同志表示悼念和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