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60年了，回顾起那段艰苦的岁月，看到现在的幸福生活，真是感慨万千。
我是1938年4月参加冀中军区第一军分区宣传队的，当时年仅12岁。在抗战8年中，曾担任过宣传员、报务员，主要做通讯工作，没有参加过前线战斗，但也经历了三次突围。尤其是“九·二七”突围，已经过去63年了，现在回忆起来，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一）
1942年是敌后抗战最艰苦的一年，日寇把侵华兵力大部分调回敌后，实行5次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增建据点，加强扫荡，对我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
在冀鲁豫第四军分区周围，敌人增加了许多据点，我军为了粉碎敌人扫荡，使部队更具战斗力，实行了数次精兵简政。主要措施是战斗部队由团直接管理连队，取消营建制，部队干部可降两级使用。部队还将军分区的供给部、卫生部、电台三个伙食单位合并成一个单位，精简了政工、行政、勤杂人员，许多年纪过大或过小的战士复了员，以此精简编制。
（二）
1942年9月25日，我四军分区正准备会餐。当晚，突然发现敌情。有迹象表明，敌人有可能准备合围军分区。军分区司令员赵永金、政委谭冠三带领部队准备迎击合围扫荡之敌，分区机关由政治部主任翟家骏带领，从河南濮阳向东转移到后方。
我随分区机关向东转移，晚上经过大半夜的行军，在快到达目的地时，侦察员报告说目的地已被日军进驻。翟主任分析，这可能是合围军分区的日军边沿部队。随即动员军分区直属队加速行军，向东转移，力争天亮前突出合围圈。
这时，21团的机关部队也到达了该村，领导决定他们向西突围，我们则跑步向东突围。走了约20余里，天亮了，部队准备休整一下，吃完早饭继续东行。早饭刚刚做好，还没来得及吃，敌人就跟踪过来了，机关部队马上又整装出发。因为部队习惯晚上行军，白天出发大家都有些紧张。上午10时许，空中出现了一架敌机，在我们的头顶转了一圈，在部队后面打了一排机关炮，又连转了几圈之后就飞走了。我们当时还开玩笑说：今天行军真威风，上有飞机护航，后有机关炮护送。大家脚下生风，走得更快了。
下午2时许，我们走出军分区的边界，来到已是冀鲁豫军区的山东范县。部队继续向东行进，这时，突然听到东面有机枪声，部队转向北突围，走了约20分钟，北面又有枪响了，部队又转向南突围，走了约半小时，前面500米发现排成横队的日军端着枪在扫射。这时部队又向回撤退到旧范县城。到了城中，机关部队就散了，我与电台也走散了。我四下寻找电台的同志，只看到机务员张声南同志，我跟着他向西走，也就是我们来的方向．
（三）
越过旧黄河大堤，西面的敌人用机枪封锁了大堤，我和张声南沿着大堤中间的战壕向南走。到了一个20多户人家的小村里，村里的老百姓家家都关着门。我们敲开了一户老乡家的门向他们借便衣，那家大娘只拿出一件，告诉我们家里没有多余的衣服了。张声南换上了便衣，而我只得脱掉军衣，单穿一件短裤，打着赤膊。这时，敌人进村了，已经能听到日军的说话声。我刚准备躲到老百姓家晒的高粱秆下，只听里面有人间： “谁呀？”听声音是我们电台报务主任的勤务兵小张。我忙问他： “你背的收报机呢？”他告诉说已经隐藏到安全的地方了。
转身看见一间草棚，里面放着一具空棺材。我急中生智，连忙藏到了棺材底下，老大娘抱来了一些花生腕子帮我掩蔽。这时天快黑了，我躺在棺材底下，看见一个穿着破旧军衣的日本马夫牵了匹拉车的马系在草棚里。当晚，日军不让老百姓回屋，把村中所有百姓集中在草棚旁的空地上。夜里，突然一只手伸进棺材下面，吓了我一跳，天亮后发现是一枚印章，应该是部队某位干部的。
整整一天没吃东西了，我又饿又渴。早晨扎在腰带上的干粮，也在向南突围时，被敌人机枪打断了腰带丢下了，幸好没有受伤。我看见棺材外边有一捆大葱，空口吃了一棵，辣得不行，只能用葱叶接点尿喝。
天亮后，估计敌人都睡了，我从棺材下钻了出来，扭身走到草棚旁的村民中坐下，大家见了都一愣，连草棚里的马也被吓了一跳。这时，帮我隐蔽的老大娘走过来拉着我的手，指了指屋顶上站岗的日本兵，把我拉到屋子里。大娘给我端来了煮地瓜的温水，我一口气喝了三大碗，甜丝丝的，又给了我一个窝头，还拿来了一件背心让我穿上。大娘告诉我：村南面岗哨稀少，你赶紧趁天黑出村吧。
（四）
我决定冲出村去。走到村口大路，只见路两旁有两个哨兵，两人相距约50米，还不时地说话。我躲藏在路旁的场后，等到云层遮住月亮时，趁黑穿过大路直奔村外，敌人的两个哨兵没有发现我。
夜晚静静地，9月底的天气已经很凉了。我因不知敌情，不能走大道，只在野地里向西走了将近一夜，大概30多里。天亮后向村里老乡问了问敌情，老乡们又给了我窝头和一碗稀饭，我吃完告别老乡继续向西走。
9月29日，从早晨一直走到下午2点钟，终于回到军分区的地界了。路上见到军分区司令的警卫员，他告诉我司令部就驻在前面村子里。一听说快到家了，这才觉得浑身酸累、口渴肚饿，只得坐下休息一会儿。最后的3里路，艰难地一直走到天快黑了，才终于回到部队。
（五）
突围回到部队后，干部战士们相互诉说着各自突围的经过：电台的战士说，电台台长范岩带领电台报务员和战士们突围，到最后四面都是敌人，台长把电台砸了，马达抛到水井里，与敌人做殊死的拼杀。最后台长范岩、报务主任吴恩南都牺牲了，还牺牲了两个报务员。
报务员杨岐山同志躺在死人堆里，手里握着拉上弦的手榴弹。敌人发现后，伸手去抓手榴弹，手榴弹丝丝冒烟，敌人把手榴弹扔在他的背上慌忙逃走了。幸好手榴弹只炸成两半，在他的背上烧了一大块，他就这样突围出来了。
报务员张学让跑到一户老乡家，在老乡的掩护下换了便衣，认了爹娘、哥嫂，扮成一家人。两天后，待敌人撤退后才回到部队。他还带回了两个真空管，受到领导的表扬。
“九·二七”围剿给我们军分区直属机关造成了很大损失，很多人没有突围出来。后来得知，这次敌人合围的目标是冀鲁豫军区。敌人以日寇第32、35师团为主力，配属驻开封的骑兵旅团和驻聊城的骑兵部队，加上坦克30余辆、汽车400余辆、飞机十余架，连同17个县的伪军共三万余人，采用“铁壁合围”的战术，妄图一举歼灭我主力于濮阳、范县和观城地区（即冀鲁豫军区所在地），我们是躜进去的。
当时我是见习报务员，1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