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一)苦难的童年

李家营村de 发表于2020-02-04 16:18:34

    苦难的童年

    我的家史是一部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阶级压迫的血泪史,也是我们同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历史。我于1917年7月出生在山东省沂水县诸葛镇李家营村,祖先都是贫苦农民。我的青少年时代是暗无天日的时代。当我七八岁懂事的时候(约在1923、1924年),那时全家九口人家里穷得很,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九口人只有我父亲一个劳动力,除了种自己的一点地,主要靠给地主打短工,做脚夫挑盐挑菜挑水果,挣点脚力钱,就这样很难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我母亲一到春天就天天领我们到山坡上挖野菜,采树叶,扒树皮来充饥。逢到秋天,就到人家地里剪地瓜秧、花生蔓,晒干了做冬天的干粮。那时冬天是天天上顿菜下顿菜,能吃上一顿地瓜就像过年一样心满意足了。因为天天吃糠咽菜,吃谷糠吃草子吃得大便都拉不出,我母亲就用冠头针给往下驳,驳了这个驳那个,我哭我母亲也哭,两个弟弟哭,全家都大哭。吃灰菜吃得头肿得像水斗,眼睛都睁不开,东西都看不见。我父亲拿拾来的柴去换人家的玉米骨头,用水泡了,上碾压了,烙了当饭吃,吃得喉咙都吐鲜血,我们吃的饭还不如地主家的猪狗食。

    有一天我和地主家的孩子大仁一起玩,他拿出烧饼一边吃一边显摆给我看,说你们没得吃,你们穷,俺娘说你们穷人家没有福!我就哭着跑回去问母亲什么是福?我们为什么没有福?我也要饼吃!母亲总是留着泪说:“好孩子不要去馋人家,等你们长大了能挣钱的时候咱们就有得吃了”。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各种野菜,各种树叶,哪种好吃哪种不好吃,苦的甜的酸的辣的都尝过了,这就是我吃糠咽菜的童年时代。

    逃荒东北路上

    民国十六年即1927年,那年我才十岁。春天几个月没下雨,春苗种不上,秋天又遭到大虫灾。所有的庄稼都被蝗虫吃得一干二净,到冬天穷人连花生秧地瓜秧都吃不上了。地主家有三年陈粮,可是咱穷人家早就连糠都吃不上了,人们都饿得四处逃荒。母亲说逃荒的话,我东北有个堂兄,靠他或许是条活路。于是就变卖了家产还清了租债,没有路费就把二姑娘送给人家做童养媳,父亲一头担着被子碗筷,一头担着二弟,我母亲抱着三弟,旁边跟着三个姐姐和我,领着我们走上了东北逃荒的路。在寒冬腊月的饥寒交迫中,一天一天往北走。那时候我们都还小,一天走不了多少路。白天父母还得挨村要饭给我们吃,晚上找个背风的地方或破庙,全家围在一起过夜。经常到了庙里,老道说我们的穷气扑了神像被赶出来,住在人家的屋檐底下财主讨厌我们,有的就使坏把水泼在那儿不让住。经过一个多月到了干金寨(抚顺),在零下几十度的天气,我们再也走不动了,就找一个城门洞住下来。父母白天去要饭,我们就在城门洞附近玩。一天我跟母亲去拾些菜皮菜叶,好煮来吃,眼看到街上和往常不一样。大街上,家家门口都张灯结彩,有钱有势的人家都忙着买酒买肉,又看到人家买鞭买炮买好多的东西在准备过年。我就急着问母亲我们怎么包饺子怎么过年?是不是要给我们买鞭炮手花呢?看到母亲在哭,吓得我们再也不敢问了。等了一会问母亲哭什么,母亲说这里的风俗是今天不打发(即不给要饭的),谁家给了要饭的谁家一年破财不吉利,所以今天的饭也要不到了,正愁着给你们吃什么。听说没吃的,我就哭了母亲也哭了,我的几个姐姐也哭了,就这样在人家吃鱼吃肉欢天喜地过年的时候,我们全家在饥寒交迫之中一会大哭一会小哭在流浪路上过了年。

    人穷无亲友投靠落了空

    我们全家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冰天雪地里流浪了三个多月,经受了千辛万苦,为了不被饿死终于来到了柳河县洪石镇。我们想,可奔到了!到了这个盼望已久的地方了!可以找到舅舅了!打听问信,到了舅舅的地方。一看确实不错,一处大商店、洋门面,人上人下骡马大车,里里外外真是人财两旺。我们高兴极了,认为这下可好了可不用愁了。真的吃了一顿饱饭,我和姐姐们出去玩了。没想到等回来的时候看到母亲不高兴的样子,父亲只在那儿抽闷烟,看着看着母亲哭起来了。这是怎么回事?真没想到这个狼心狗肺的舅舅在赶我们走!当了财主有了钱就不认人了。他说你们从关里乡下来,在城里不能做生意,我这里没有房子给你们住,你们只会种地,就到山里去种地去吧!这是农历的正月里,东北是一片雪海,到哪里去种地?这不明明是把我们往死里赶吗?这时只听到父亲说:走!我们人穷志不穷,已经出来好几个月了,我们还活着,今后也还能活下去,不在这里招人嫌!就挑起担子,领着我们当天就出了城向山里走去。出了城约十五里路,看到深山密林是一片雪海,越往里人烟越少。眼看天晚了,太阳要落山了,正发愁时,碰到一位老人家,问我们到哪儿去。说起来,原来他也是从山东逃荒到这里来的,叫我们到他家去。本来不想去,他说天黑了再往里走近处没有人家,这里虎狼很多再走有危险了,这样就住在了他家。第二天这位老人家说:“就住我这里吧,把我这间猪圈修好,用树枝树皮盖住上面的洞,周围用积雪堆成墙不让风刮进来”。就这样全家就住在了破猪圈里,好天到外面去要饭,大风大雪的时候就靠这老乡帮助,就这样过着和狗打架的讨饭生活。还真是多亏了这穷老乡帮助,真是天下穷人是一家。

    初到东北,人生地不熟,一切生活不习惯,风俗人情不懂得,猪圈里光光的什麽也没有,只好讨饭为生。一天我和母亲去要饭,走远了点,到了一个大户人家。母亲说这样的人家狗会很多的,有些害怕的样子,就这样轻轻地念叨着,话音未落,就从里面窜出一群大黄狗来,呼呼地怪叫着猛地向我们扑来一齐撕咬,母亲顾不得自己的死活,拼命来保护我,把我搂紧在怀里,顿时就六七条黄狗围住了我们,把我们拖倒在地连撕带咬。正在这时,幸亏两位老长工三步两步地赶过来,打退了恶狗。我已经吓得昏了过去,我母亲满身是血,从后背到腿上的衣服都被狗撕得碎碎的,面黄如土,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全身有几十处伤,腿被咬得骨头都露出来了。两位老人就背着我,扶着我母亲把我们送回到猪圈里。

    在东北,天又冷又没有东西吃,更没钱治伤,又没有亲人投靠,只好忍受痛苦,母亲的伤就只好破布包包硬捱着,过了四五个月才好。这种日子这种环境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讲真好比天方夜谭,不可想象不可理解。

    给地主放牛

    要饭的第二年,觉得一家九口人不能年年要下去,来东北是逃荒的,无论如何也要挣点钱,但凡有点路费就得挣扎着回家。于是父母就把我大姐送了人,把我以每年二块钱的工钱雇给人家放牛,但第一年只管饭不给钱,父亲则天天出去打短工,母亲还得带着几个孩子去要饭。

    那年我虚岁十二岁,地主的心真黑,除了叫我放五条大牛外,还要给他家干杂活。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先给他们倒三四个尿盆,后扫地,再给他们一个个的倒洗脸水,这是给我定下的,天天如此,晚了就得挨打,有时睡着了被地主拖起来还没醒,他们就拧我的耳朵鼻子打耳光。那时遭地主家打是家常便饭,被地主的老太太、大太太、二太太拳打脚踢更是平常。我天天如此,一早就起来服侍他们,忙个不停,早晨去伙房吃完饭,带点干粮赶着牛上山就是一天,直到天黑才回来。在山上密林里那时候豺狼虎豹很多,我和牛做伴不敢稍远一点。在外面风吹雨打,吃冷干粮和山沟里的水,没有谁管你冷热。晚上回来,地主家都吃过晚饭了,我就吃点他们的剩饭,剩多多吃剩少少吃,不剩就得挨一顿饿。

    有一天放牛回来晚了,天又阴又黑,我摸黑吃了点剩饭后就忙着收拾碗筷,洗留给我洗的碗筷。我端了十几个碗,一不小心被一个小板凳绊倒了,我也摔晕了,眼前发黑失去了知觉,碗也摔破了。我还没爬起来,就被地主老太婆抓住,她拼命地拧我耳朵,接着狠命地拳打脚踢骂声不停,被打得钻心疼,幸亏长工顾大爷把我救出来,这才知道身上被地主婆用冠头针捅了二十多个洞,鲜血直流,我的一个破布衫也被染得通红,这个老太婆我是永远忘不了的,她给我最深的印象便是她那穷凶极恶的面孔。我后来看了电影白毛女,看到黄世仁母亲用烟钎子刺喜儿的那种凶恶的样子,就觉得看到了那个地主老太婆打我的情景,我就恨不得去咬她几口把她用刀割了才解我心头之恨。

    我天天向顾大伯诉苦,顾大爷说你不可以叫他们身上发痒吗?怎样教她们身上发痒呢?从此我天天琢磨。有次我在树上逮小鸟时全身都被刺毛虫刺肿了,痒的要命,就忽然想起了顾大爷的话。我就把刺毛虫打死,放在石板上晒干弄成碎末,包成一小包一小包。一天那个死老太婆又打我了,我就趁人不备在她铺上撤上一点。到了晚上这个死老太婆不多会就喊身上痒,再过一会就鬼哭狼嚎地大喊大叫起来,我就躲在角落里偷偷地笑,觉得特别解恨。从那以后谁打了我,几天之内我就叫他尝尝我的厉害。时间长了他们判断是我搞的鬼就打我,我当然死也不承认,以后他们就不敢随意打我了。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义勇军如风起云涌,发展很快,他们靠征收官僚土豪的钱做军饷。我给放牛的这个大地主,为了逃避义勇军的粮饷,逃到我家住的穷山沟来了。人家为了抗日出力出钱出命,他倒想一毛不拔!不能这样便宜了他!我就到义勇军司令部报告了他,司令部马上派人把他抓了起来,问他是不是想把物资留给日本人,他不得不交出来五匹大马一万两干元大洋、细布一千匹、粮食数万担,很好地支持了抗日。但这事也可能为我家安全留下了隐患,因为这狗地主一定怀疑是我家告发他的。

    死里逃生

    我给地主放牛,和牛结成了好朋友。牛和我一样都是地主的苦力。有一天下午,我正在深山密林中放牛,天空突然乌云密布,雷电交加,下起了倾盆大雨,顿时山洪爆发河水暴涨。我想到回家的路上有一条干河,要是过不了那条河,把牛丢了可不得了,地主会打死我的,就急着把牛往回赶。奔到河边一看,河水已经涨过河的两岸,只看见白茫茫的一片波浪,也分不出哪是河哪是路了。心里想,这下可坏了,过不了河,黑了天,牛丢了怎么办?在野林子里会不会给野兽吃掉?简直把我急的一面哭一面跺脚。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忽然想到,老年人说牛是会浮水的!既能浮水就能把人带过去!于是我把四条大黄牛赶下水,果然都会游水,随水斜着游上了对岸。我想骑在牛背上,但怕被浪打下水,于是两只手拼命地抓住牛尾巴,两只脚蹬住牛腿,心想只要不松手就能过河。下了水,未到河中心,心里直发慌,牛身体也左右摇晃,再走几步,浪头一个接一个打过来,打得我晕头转向,心里慌张身上无力,忽然就被冲下去了,被冲到河心的激流里去了。在激流中,我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抓住什麽东西才能得救!当我被洪水冲下去约一百米的时候,幸好被一棵榆树挡住了。这棵榆树约有两手合抱粗,生长在河边,好像受其他的大树欺负不得已倒向河边。我从上面冲下来幸好碰上了这棵树。我被树一撞,觉得有了什麽支撑,就拼命地抓住这棵树,拉扯着上了岸。如果没有这棵树,撞到下面不远的石崖上,肯定就命归西天了。我拼命地爬上岸,松了口气就晕过去了。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地主的家里了。以后才知道,当时牛都回家了,老长工顾大爷看到放牛的却没有回来,他们明白我不是被淹死就是没有过河,就急急忙忙地去找我,果然看到我晕倒在河边。摸摸我的心还在跳,就急忙把我背回去,生了火烘烤我,不多会我就醒了过来,如果没有顾大爷把我背回来,我说不定活不成了,因为雨还在下,水还在涨,不被淹死也会被洪水冲走。顾大爷看到我发高烧不治不行了,就向地主提出来找个医生给我看看,地主却说,就喝了几口水怕什么!顾大爷再向地主提出来时,地主心里有数,看我十分危险,死不了也得病几个月不能放牛了。他怕真的死在他家里麻烦,于是叫顾大爷捎信叫我父亲把我背回家。

    我到家后一直发高烧昏迷不醒,也没钱请医生治。我母亲天天忙个不停,到东到西打听药方,没有钱什麽也办不到。实在想不出什麽好办法,只好听天由命在家躺着。就这样四五个月过去了,总算还好,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我的病有了好转。等我病慢慢好了以后,我的头发掉得一根也没有了,成了个秃头。等我有了力气,我父亲就再送我到地主家去,但地主看我还很虚弱,到了冬天也不能赶牛上山去放了,就不要我了,无论怎么恳求也不成。我父亲看实在没法子了就说:东家不收孩子,那就把两年的工钱给我们,也好给孩子看病。没想到地主说什麽你们耽误了我的事还问我要钱?我只出一份钱不出两份钱,我没法子又雇了一个,钱还要给人家,你们还要什麽钱!就这样被他们大骂特骂一顿赶了出来。我说要和他们打官司,告他们的状,父亲说,他不但是个地主,还是个千家长(相当于保长乡长),咱们还在人家手里,去打官司就是他坐堂。就这样白白地吃了一顿气,白白地给地主放了两年牛,端尿盆吃耳光还差点送掉一条命。

    卖鸡的遭遇

    到东北的第四年,经过几年的拼命劳动、讨饭、打工、省吃俭用、开荒种地,下雨天到山上拾蘑菇,冬天零下三十多度的冰天雪地里砍柴卖钱,就这样我们的生活渐渐地好了些,也养了几只鸡。到快过年的时候,母亲叫我抱了一只大公鸡去卖,用卖鸡钱买几斤盐准备过年。

    我高兴地抱着鸡跑到镇上,刚到还没放下就来了个国民党军官,他问这只鸡你是卖的吗?我说是,他说好吧,给我送到家里给你钱,我就抱着鸡跟着他走进了一所兵营的后门的小洋房里。刚进门这个军官就把鸡夺过去回头对我说:你去吧!当时我想怎么还没给我钱就叫我回去,母亲叫我卖了鸡买盐的,我又想他不会不给我钱的,可能是我听错了?这时洋房里一个妖里妖气的女人好像在对军官说:出去那麽长时间才回来,我要吃母鸡你怎么买了只公鸡?在责备那个军官的样子,又嬉皮笑脸地用手指剜那军官的头,有点下流的样子。这些都被我看到了,这时她也看到了我,就有点恼羞成怒,对那军官说:那里来的小兔崽子,还不给我快赶出去!这个军官就火了,出来没头没脸地巴掌打在我脸上,脚踹在我身上,连打带骂说快滚!我说还没给钱,他不让我说下去,巴掌打得我耳朵都听不见了,眼里冒火星,不知不觉被推出大门。我一边走一边喊:“还没给我钱!“这时一个门警对我说,你还哭还不快跑!等他出来打死你!并说我们这些当小兵的也经常被这个王八蛋打,于是我只好哭着回家。可是刚到家,母亲看到我哭,也没买盐回来,就问我怎么了,我照实说了,母亲又气得把我打了一顿,幸亏隔壁赵大爷把我拖出来,对母亲说,这不是孩子的不是,是社会黑暗,你把孩子打残了可不得了!这样母亲才不打了。

    父亲两次遭土匪毒打

    这是到东北的第五年了,那年我已经十五岁了。我从给地主放牛回家,就种地打柴拾蘑菇卖短工,我就已经成了一个整劳动力了。不管是炎热的夏天还是零下几十度的冰天雪地,都在辛勤地劳动。一家子拼命奋斗,哪怕不吃不喝也要积攒一点路费回山东老家,一家子特别惦记老家的老祖父。但是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不抵抗,出卖了东三省逃到关内,东北成了日本人的天下,一部分散兵游勇就成了专门抢老百姓的“胡子”。一个夏天的晚上,六七个土匪一脚把门踹开,进来开口就是向你们借钱来了。那时的日子是过得稍好些了,但是春夏之交粮食还没下来那里来的钱?没有钱,他们就用榨树条打得一家人大哭小叫,重点把我父亲打得浑身是血,死去活来,过了好几个月才缓过来。可是刚好不久,就在秋天这些土匪又来了,对着父亲用步枪通条和榨木条往死里打,打一阵问有没有钱,说没钱,就再往死里打,打晕了用水泼醒了再打,就这样打了一夜,不知被打晕了几次,又用烧红的铁锨烙肚子烙后背,全身被打被烙得没一块好肉,全身血肉模糊。把父亲打晕了就打母亲,再打我,再这样下去看来全家都得被打死,这时周围的老乡们听见动静都起来了,到处都是狗叫声,天也快亮了,他们实在榨不出钱,只好走了。后来,横想竖想多半是那个狗地主指使土匪来报复我们的。

    到第二年,我父亲全身的伤痕不知有多少,好像开了几百刀一样,没有一个好地方。以后我们就不敢住在原来的地方了,另换地方混了一年,后来回到山东老家。回来没几年,父亲老伤复发,又没有钱治,他的身体就垮了,几个月就病死了。我父亲去世那年,是1946年,只有五十六岁。我从十六岁回到山东老家,因为人多地少,经常扛着锄头镢头给人家扛活打短工,一天到晚拼命干也就是吃顿饭,拿不到什么钱,就这样还时常没活干。从十六岁起,我就顶个整劳力和人家换工,家里的重活就是父亲和我干,如每天天不亮就把缸里担满水。农闲时打不到短工就去堆脚(推小车运输),担水果到东海边去卖,再担盐回来,这样出去一趟就得十天半月,也就只挣得几斤盐钱。我出去都是自己带上煎饼,路上的主食就是煎饼和冷水。二十三岁就和妻子分出去了,住在后园里,分家时父母亲只分给我们三十斤地瓜干子,其他什么也没有。往后的日子除了种自己的二亩山地外就得出去卖工跑运输,担着一百四十多斤重的担子,赶四十里路的马站集,当天又要担着盐回来。就这样拼命干,还不能吃饱肚子穿不上衣服。那时候有了大儿子,一家人盖了条烂被子,床上铺了条破芦席就是全部家当。每次回来能带点火烧给儿子吃老婆就高兴得很,因为这就够儿子吃几天了。我从小就是穷要饭的,吃糠咽菜长大,吃糠吃得拉不下屎,只好用冠头针驳,吃玉米骨头,扎得鲜血直流,七八岁还穿不上衣服光着腚。大了,三年穿一件布衫,穿得千补万补,光着脚上山打柴割草,把脚磨得针刺不进刀割不破。大姐因为家穷,送给人家以后,因嫂嫂待亏和难产死在东北,二姐从小就送给人家做童养媳,三姐被丢在东北不知下落,父亲两次受国民党土匪勒索毒打受重伤,不治而死。万恶的旧社会一点也不假,推翻旧社会的种子已经在我心里发芽了。

谁在收藏
浏览:664次

评论回复
首页
检索
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