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一个清风拂面的下午，我们如约来到干休所佟老的居室，佟老早已准备了茶水等候我们两位初访者。
一头浅浅的银发，一身随意的休闲服，一米七五的个头，腰板硬朗，谈吐清晰。这对于七十四岁高龄的佟老来说，也许是为和平而战的信念延续了他的青春吧。佟老自己也无法数清打过多少次仗。总之，在那十余年的烽火岁月里，战斗就像家常便饭一般。“为了打日本‘鬼子’，我成为光荣的机枪手”佟老谈到他如何成为一名机枪手，两次护送重要领导的片断时，深深地吸引了我们…，，．
1938年，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给中国大地笼罩上了恐怖的阴影。13岁的我在被日本鬼子奴役的日子里，亲眼见到日本人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看，他们像对待奴隶一般抽打每一位苦力，不管饥饿和死活，都强迫中国人给他们干更多更重的活。
一个没有月亮的深夜，门口的哨兵睡得象死猪一样，我与另外两个小孩按约定时间偷偷起了床，很顺利地逃出了工棚。
“这么走了，是不是便宜鬼子了？”我停下来，心有不甘地说。
“那……那又能怎么样？”一个伙伴问。“把那狗日的工棚给烧了……”
“对！烧他个屁光！”
我们三个在离工地十多里的野地里开心地谈笑着。那火光冲天处，传来了日本鬼子叽哩呱啦的惊叫声。这场大火，让我们更多的意识到，要找一支队伍，与日本鬼子干到底。
在这以后的几年里，打日本鬼子的大大小小的队伍如雨后春笋般遍及祖国每个角落。那时，我们那里没有“参军”这个说法，只知道要去跟日本鬼子打仗。狗日的日本鬼子杀人不眨眼，在村口常见日本鬼子一抬手就枪毙一个人。还散布谣言说，杀的是“胡子”（坏人）。可谁也不相信这些鬼子兵的鬼把戏。1940年，15岁的我成为八路军彭城（今徐州）运河支队八中队的一名小战士。也许是我年龄小，不易被鬼子注意，所以经常执行侦察敌情的任务。
1940年11月的一天，班长李步梗带我和战友丁大如到桩子村的东头侦察敌情。我们事先侦察到有一条地下水道可以进日本兵的军营。
在臭气熏天的地下水道里，丁大如有些憋不住了。一到洞口，他就直朝外爬去，李班长一把把他拉了回来，使了个眼色，示意先看看敌情。只见一日本兵蹲在不远的草丛里，背朝着洞口，正准备解手。李班长观察了周围的情况后，便小声命令道： “干掉他！”
我们爬出洞口，蹑手蹑脚地靠近日本哨兵的背部。李班长猛伸右臂，箍住了日本哨兵的脖子，日本哨兵惊慌失措地张大了嘴，却喊不出声来，慌乱地抓起了枪，刺向李班长的脖子。说时迟那时快，我抱住枪托，猛地一送，刺刀刺进了鬼子哨兵的胸膛。
李班长带我们迅速撤退，到离敌营房八里远的地方，我们才听到了身后鬼子胡开乱放的枪声。
回到中队汇报侦察情况后，队长一高兴竟把队里唯一的一挺机枪奖给了我们班。李班长又把它交给了年龄最小的我。从此，我就成了一名光荣的机枪手。1942年春的一天，支队童秋龙政委急匆匆地来到八中队，召集全体党员骨干开会布置任务。我身为中队机枪班长也参加了这个会。看着政委严肃的神情，我暗自思忖：一定又是给哪位首长“保镖”。所谓“保镖”，是指护送首长通过日寇封锁线。当时，我苏北新四军及华北八路军与延安党中央的通道要穿过陇海线、津清线、临枣线、台枣线等几道日军的封锁线，来往的我党我军高级干部的安全必须得到保障。八中队因为善打硬仗，战斗力强而被上级委以此项重任。一年多来，八中队执行护送任务十多次，从未出过纰漏，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多次得到上级的表扬。因此，每有重大任务支队领导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八中队。
听说护送的首长叫“胡服”。童政委还特别强调不能有任何疏忽。看着政委极其严肃的面孔，我心里嘀咕：胡服究竟是谁呀？
我们这次的通道，是从中队所在地到邳州县，有180里地，多是田间野道，遮掩物少，所以必须在夜间走完，否则就会有危险。太阳西沉的时候，我们三十二人已在二排长的带领下，来到出发地点。政委远远地候在那里，身边站着三个人，两名年轻一点的挎着短枪，长得很精神。其中一人手里牵着一匹枣红色的骏马，马蹄上缠裹着棉布，另一位左胳膊上挂着一件旧棉大衣，这两人应该是警卫员。还有一位年龄长一些约有四十来岁，身材高大，象许多首长一样，和蔼可亲。他冲我们微笑点头，算是打招呼，然后又陷入沉思之中。
夕阳西沉，三人侦察小组先行出发探路。我们预先侦察了三条路线，一旦遇到情况，立即改变路线，避免和敌人死打硬拼。当夕阳还剩下最后一丝余晖时，我们上路出发了。政委作了最后的动员，向首长敬礼握别，目送我们离开。看着政委毕恭毕敬的样子，我不禁又想：这位“胡服”同志究竟是什么级别的首长呢？
排长带领一个班走在前面，我带领机枪班，围着“胡服”同志走在中间，一班长带领着一个班断后。天完全转黑下来，没有月亮，只有天边几颗星星时隐时现。夜幕中，我们一行人匆匆行走在野地中。一夜之间要行180里，我们几乎是一路小跑。我扛着一挺轻机枪，一直护在“胡服”身边。按照纪律，一路上是不允许谈话的，大家都缄默不语，听见沙沙的脚步声和吁吁的喘息声。
通过第一道封锁线时很平静。休息时，我们找了一块低洼的地方，席地而坐。四周有哨兵警戒。大家拿出干粮——几块地瓜面窝窝头，“胡服”同志和我们一样就着凉白开水吃得津津有味。吃完饭后，“胡服”摸出一根卷烟点燃。抽烟时，他一直用双手捂着火星。警卫员小声告诉我：“首长们日理万机，常常靠抽烟提神，因此烟瘾都很大”。“胡服”似乎听到我们的谈话，冲我们微笑点头，一脸的抱歉。随即又小声问我：“小鬼多大了？”“家里都有什么人？”“为什么参加革命？”一口湖南腔。我一一作了回答。
通过第二道封锁线时，碰到了一些麻烦。先是听见不远处鬼子据点里人声嘈杂，狼狗的嗥叫声特别刺耳。接着碉堡上的探照灯又往四处扫来。我们赶紧就地趴下。排长小声跟我们商量对策：如果一旦战斗打响，一班保护首长先撤，余下的人由排长和我率领断后掩护。我握机枪的手有些颤抖，临别前政委交代的“不许有任何闪失”的话又在耳畔回响。一旦战斗打响了谁又能保证不会发生任何意外呢？如果首长有个闪失，我们怎么向上级交代？
还好，鬼子据点里的喧闹声渐渐地平息下来。事后才知道，原来是几名伪军喝醉了打架，日本人以为是游击队来了，乱成了一团。
又过了许久，先行的侦察员报告，可以通行。经此一惊，我们加快了速度。春天的夜，乍暖还寒，可我们脱去外套还是汗流浃背。一百多里的急行军，我们这帮毛小伙子还能挺住，“胡服”同志却早已累得大口大口地喘气。大家都劝他骑马，他却固执地坚持与我们一起步行。
第二天凌晨，我们顺利到达目的地，“胡服”同志被新四军九旅三军分区朱参谋接走。一夜急行军虽把“胡服”同志累得疲惫不堪，可他坚持要和我们一一握别，以表谢意。
两年过去了，这期间我虽又护送了不少首长，但这位有马不骑的“胡服”首长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直没有忘怀。1944年，时任排长的我被上级派往新四军九旅三军分区学习。见到了朱参谋（此时已任军分区教导队队长），闲聊起来，朱参谋问我：“还记得‘胡服’同志吗？”我说：“当然记得。不知道‘胡服’同志是什么级别的首长。”
朱参谋大笑起来，最后神秘地告诉我：“‘胡服’就是刘少奇同志。”． 1943年，我八路军、新四军积极贯彻党中央关于“敌进我进”的斗争方针和“挤敌人”的指示，派出大量的武工队和游击队，深入敌后，对敌展开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围困战、交通战，积极打击蚕食和骚扰之敌，并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伪军。日军垂死挣扎，多次对我抗日根据地实施报复性“大扫荡”，并加强对解放区的封锁。我抗日军民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运河支队除了配合大部队进行反“扫荡”，直接打击日寇外，继续执行护送首长的任务。就在这年秋天的一天，我们奉命护送陈毅军长。陈毅军长由新四军军部去延安党中央。我们的任务是将他从邳州城南巨山新四军三军分区安全护送到枣庄以西的临城，交给铁道游击队。
见到大名鼎鼎的陈毅军长，我们这帮小伙子都很兴奋。
“怎么都是一群小鬼哟？”一见面，陈军长就操着浓浓的四川口音微笑着打趣。
“小鬼，小鬼怎么啦？”我那时血气方刚，很不服气：“我们还有个老头班，都是五十来岁的，战斗经验很丰富，就是跑不动……”
“小鬼挺能讲的嘛！”陈毅军长乐了。大伙都大笑起来。
前两天一切顺利。我们不免暗自庆幸。第三天行至腾县境内弯榆村时，突然从敌据点里跑出一名伪军，我们的神经高度紧张起来，紧紧围住陈毅军长。见到荷枪实弹的我们，伪军拔腿就逃。两名战士追上前去，很快缴了他的枪。一审问，原来是个开小差的伪军。我带着一个班的人马押着伪军去敌据点“交涉”。
那时我敌后抗日力量逐步发展壮大，伪军“狗仗人势”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此时的伪军“老实”多了。运河支队曾和沿线各伪军据点达成“协议”：伪军不许阻挠我方人员穿越封锁线，我方不攻打伪军据点。以往我们通过封锁线时伪军都是紧闭营门，禁止人员外出。今天虚惊一场，伪军小队长一个劲地向我们赔不是，又是端茶，又是递烟。
回去一汇报，陈军长对我们风趣地说：“敌人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喽！”
到达目的地后，我们和陈毅军长已经像老朋友一样随便了。我说：“首长，我们的子弹不够打，机枪太少，能不能换一换武器？”
“武器多的很嘛，看你们有没有本领去拿喽！”陈毅军长指着鬼子据点的方向风趣地说道。大家又是一阵会心的大笑。
我15岁参加革命，在党的培养下，由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机枪班班长。参加革命后，我接受了党的教育，耳闻目睹许多共产党人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在我的心灵上深深烙下共产主义信念的烙印。我萌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入党报告打上去了，党组织也派人谈了心，自己各方面表现都不错，作战英勇顽强，干工作任劳任怨，还当上了班长，各方面反映的情况都不错。
然而，眼见比我晚参加革命的战友都入了党，就是不见有我的动静。我着急了，找到指导员康明才（解放后曾任南京军区参谋长）同志劈头就问：“指导员，比我晚的都能入党，为什么我就不行？”
看我急得上了火，指导员笑了笑说：“不是不行，而是你条件还不够，还得等。”
我急着问：“还得等几年？”
指导员摆摆手说：“不用等几年，还得等几天。”说着掏出笔记本打开说：“你还差七天才满十八岁。不年满十八岁是不符合入党条件的。”
一个星期后，1943年3月3日，十八岁生日那天，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指导员这种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并一直激励着我在革命的道路上兢兢业业地工作，认认真真地办事。
1946年，我在华东野战军三纵地区后勤采购办公室任助理员，具体的工作就是为部队采购军用物资。因为采购地点多在敌占区，因此常常遇到危险，每次都是和敌人斗智斗勇，最终化险为夷。
那年初春，我和另外一位战友去上海采购装备一个团的生活用品。我们穿西装，扎领带，头戴礼帽，一副阔少打扮。从上海押车到南京，沿途没有发现什么情况，没想到下了南京站行至下关时我们却被盯梢了。走街串巷，左甩右甩，兜了半个南京城都没能甩掉“尾巴”。按照事先商量的原则，一旦被盯梢，两人立即分开，谁先摆脱了盯梢，就想办法把物资运回去。
我们拐进一家茶馆，“尾巴”也“自然”地踱进对面一家小饭馆。我让战友先走， “尾巴”没动静。一杯茶后，我起身出发，“尾巴”也尾随而来。怎么办？我着急地寻思对策。倒不是为自己的安全考虑，其时正是第二次国共和谈时期，没有确凿的证据，国民党特务也不敢草率下手，我担心的是不能按时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行至中山北路路口，正见一名国民党警察在毒打一名老百姓，众人敢怒不敢言。我分开众人上前，照那警察脸上就是一巴掌。那家伙给打愣了，半天才回过神来，忙拔枪。我用手指着他的脑袋，轻蔑地说：“你敢？马上要你的脑袋！”敌警察听我口气如此之大，又见我一身非普通人的打扮，弄不清我的来头，乖乖地把枪放回去。
我很老练地叫一声：“黄包车。”马上一辆黄包车停在我身边。我故意趾高气扬地对车夫说： “励志社！”（在南京市黄埔路上，当时是美国人专门训练国民党高级特务的地方）又回过头来对敌警察说：“小心脑袋！”
敌警察一个劲地赔不是，连称：“误会误会……”这幕“戏”由于敌警察“配合”得天衣无缝，把我身后的“尾巴”也给唬住了，哪还敢再盯梢？
黄包车拐过弯，我就让车夫停下。下车观察了一会儿，确信无“尾巴”后，叫上另一辆黄包车往江边奔去……
采访结束时，我们提出要看一看佟老的荣誉奖章，佟老却连连摆手：“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就让它留在记忆里吧！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握别时，我们向佟老庄严地敬了一个军礼。这是对一名老英雄发自内心的崇敬，也是对千千万万为了祖国解放事业英勇战斗过的老前辈们发自内心的无比崇敬！
（张慧军喻华刚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