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年底从崇明农场返沪，63年一月分配到和田中学实为留有尾巴的右倾，当然属“不宜重用”的内控对象，内心发誓：多烧香，少念佛。就是要多作实际工作，少讲话。搞了第一只乱班，又搞了留级班均上升到先进班级。64年春节学大庆，参加了校内四清工作，又接高中毕业班主任，看来似乎己站住脚，这都是些主观想象。
1．山雨未来风满楼。
在人们的心目中，七千人大会后，发表《论十大关系》是团结向上。但在戏剧中表扬革命现代戏，上演“夺印”等阶级斗争陆续出来。农村小四清前10条、后10条，大规模的社教运动，批判海瑞罢官，文化文艺批判资产阶级路线，影射了很多文化巨人，史学界、文学界徨徨不可终日。编剧的有问题，演员有问题，似乎到处都有问题。上海市郊各县搞社教，走贫下中农路线与之同吃同住同劳动。此时，虽则空气紧张，我却心境坦然，过去的问题解决了；又在努力工作和少说话。在青浦沈巷公社搞社教，和干群关系、群众路线，工作成绩县、乡工作队均满意的。66年的六月初，因史无前倒的到来，工作队撤回到校参加运动。
2．晴天霹雳。
战云密布的气氛中回到学校，正好各大报纸转载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紧接传出：据说是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开头各种议论，曾有人认为是传闻假冒等，待一旦证实确是毛主席的，那么大字报就成了公开的，最时髦的革命象征。再不像反右倾那样限制室内，什么范围内，但很多人的内心里还保存了反右派时遗留下来的“是阳谋不是阴谋”，什么鸣放是“引蛇出洞”，什么让他攻击，然后狠整它等，心有余悸。因此虽则门厅内很多大字报，但多是鸡毛蒜皮，没什么大的政治事件。
六月上旬的一天，气温很高，校党支部（此时孙文骏退休，副校长是非党干部）宣布全校师生大操场大会，书记简短动员响应北大，我校起来搞文化大革命……。突然大吼一声，新教师程守俊点名夏炎、张劲草等四人为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天气闷热，鸦雀无声，程守俊曾在年前批判罗宝泰侮辱女生事件时这样大吼过。此外，只看到校医陈云仪在给头昏的学生散发人丹。沉闷片刻，宣布大会结束，各组回房讨论发动。在当天的小组会上，除程守俊慷慨激昂，继续所谓揭批外，外语组的马添源、临时代课教师罗国伟尽是声色具厉。随之，宣布校医陈云仪，大会散药扰乱会场破坏文化大革命。当时时髦盛行揭出篡党夺权和隐藏在革命阵营内的反革命，以支书为首，先是支委为核心，后多次调整班子，排队要革命的嗅觉大胆怀疑、揭露校内反革命。先确定对象，然后充实材料。在策略上实开薄弱环节，以黑揭黑扩大战果，闸北区教育部门在和田中学开了现场会，推动全区开花。
3．在劫的难逃。
和田中学在应和邦领导下，短短的不到两星期，30多个“反革命”被揭露出来了，形形色色各种反革命一应俱全。(1)孙文骏（老校长退休一年）篡党夺权。引起人们的思索，孙在解放前参加地下党，l3级干部，65年退休。而应和邦52年高中毕业留校工作，19级干部。但毕竟是马添源提出孙重用张劲草而看不起自己，应和邦决定李洪生学习标兵，孙以李群鸡奸，而撤掉；再者此外还难找到篡党夺权的对象。
(2)张钟曹三家村。
原和田书记张志敏，到区任教卫副部长，提任教导主任钟宝康为副校长，提曹永生为华新副校长，三人关系很好素有来往，临行曾举杯祝贺。于是，先定三家村，然后以周其利与钟宝康一起唱京剧为黑帮，由周其利诬揭钟，再以高压钟招张带出曹来。
(3)周、岳、袁、陈“反革命集团”的出现更为震惊。他们五个青年教师（加上忘记姓名）刚大学毕业，又不同系科怎会成集团？出来的材料是以几个人共同到袁的家乡路上，讲“恶毒攻击党”的话，由周揭发出来，统统剃光头打入牛棚；并以这个所谓集团为基调，再继续以黑揭黑的路线扩大战果，揭出更多的反革命，周数揭钟宝康，而钟又九揭张志敏。
(4)形形色色的所谓“牛鬼蛇神”打入牛棚。
继陈云仪以扰乱会场的罪名成反革命后。历史教师陈禅课堂上引用新疆民谚“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被打成反革命教育路线。历史教师：顾仲义，农民出身，爱批评领导，就以上课时，在课堂上讲农民起义时用火烧符的形象，就打成反革命学术权威。语文教师宁兆棣，爱唱京剧，曾在钟宝康、高旭初伴奏下唱《红灯记》。钟高被打成反革命，宁就以黑帮的身份打入牛棚。继之，陈尚愚的爱人罗薇，张勤革的爱人陈宁慎，两人均是和田教师，因而株连打入牛棚，人数逐日增加。
大操场上的批斗会，不断的开，每开大会就要挂横幅，美术教师浦星，忙着写、画、剪贴，成了积极分子。不料，大祸从天降，在剪贴时，误把报纸的反面主席像剪了，立即以现行反革命的名义打入牛棚，因其住校，随时被揪斗、抄家，命运更惨。
(5)在反革命迅速猛增的时候，我向支部书记应和邦提问：中央和报纸都说：好人是多数，占95%以上，我校将近半数了……。下面我未直接讲出来，书记当即讲：95%是全国总数，在某一单位可能全部烂掉了。在这讲话的第二天中午，在食堂，正和书记对面吃饭，应对我说：有你的一批大字报，你去看看。我立即赶到贴大字报的风雨操场。未见到，这时被贴大字报并不奇怪，但未想到我会被打出，等了一个下午还未见到。直到晚上，数十张编写成章的，在通栏大标题：“反革命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三反分子”下面一排贴出，自此进入牛棚。并陆续扩大到秋上，己达80多人。
4．所谓“红色恐怖”。
和田支部书记应和邦，在和田现场会议，介绍先进经验“黑揭黑”，得到区教卫部肯定后，向全区推广。和田的斗争升华，召开了第一次全校批斗大会。大操场扎台挂幅，会场森严恐怖气氛。批斗对象是第一个被揭出的夏炎，颈上挂着重达十数斤的牌子，用细铅丝勒在颈上，跪在台上。主席（书记）指挥红卫兵用竹片抽打审讯，达两小时。晚10时，几个红卫兵架着夏炎，夏的两腿半拖地半踏步，踉踉跄跄的，丢在二楼冲楼梯口的大办公室。这里是“牛鬼蛇神”集中写交待的地方。夏炎全身泥土、血丝、冷汗，扑倒在地上。完全像电影中国民党特务审讯我地下党员被捕后的情景，并大声叫嚷：谁不老实交代就这样。第二天校院标语： “红色恐怖万岁”贴出来。这一招式还是灵的，迅速的一批“反革命”被揪出，很快到80多人，加上半强迫劳动的所谓“羊栅”超100人。据说：支部排队，全校135名教职员工中，完全可靠的只有17人。把凡是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人，每人都剃光头，佩带黑地白字或白地黑字的胸章： “黑五类”，组织牵牛队，白天强迫劳动和为“革命师生”服务，晚上写交代，早上六时到校，晚11时离校。随时被审讯、被毒打、被侮辱。并自带学校的信件到里弄报到，接受里弄专政队监督。星期天在里弄劳动，晚上里弄集中听训。有些教师生活无信心自杀念头，外面经常听到跳楼、跳水等自杀情况。三家村的曹永生跳河死了，宁兆棣哭泣，我劝阻其死的念头。
抄家一时成风。自中央来人查抄文艺界知名人士消息传出后，和田中学开始抄家，知者达30多户，以抄四旧为由，把古籍线装珍贵本抄走，名人字画、金银古玩抄走。校内设专属存放，后隔数日，凡值钱者均不翼而飞。我家于9月10日被抄，上述情况全都出现。在古代帝王时代“满门犯抄”是天大的事，而此事抄家己成儿戏。陈云仪、浦星住校被抄多次，被抄两三次者有之，我亦被抄两次。第一次抄去了左传、礼记、汉书等线装书，铜墨盒、铜尺等几值钱、稀物，字画均拿走。第二次把政治文件、证件拿走了。
在所谓“红色恐怖”口号下面，每天都有打人逼供和以打人儿戏的事。凡关在牛棚的均感到活命难保，未关起都在担心什么时什么事搞到自己头上，打伤的人越来越多，各色各样的刑讯批斗，大弯腰、跪地已经常和普遍，掌打、脚踢，已不算武斗。时兴的掼袍袱，就是把人反背仰面摔倒在地。梁兆铭是体育教师，身强力壮，摔了三下就爬不起来了。钟宝康被打时曾折断鸡蛋粗的三根棍子。我自己在两次毒打中受伤，一次是拌倒，左手腕骨裂；第二次腰伤，尾胝骨伤。在这种环境气氛中，少数人逃到外地去了，多数人被征服了，支部需要什么材料就交代什么，以求暂时不受皮肉之苦。
当时我还转不过弯来，总认为是非有无是客观的，怎能胡编乱造？这么多的老红军、老八路，在沈楠园口中成了反革命，和田中学90%都是揭批对象，无法理解。因此，我变成最顽固的堡垒。校园的大字报，大标语升级了，从三反分子升级到投敌变节分子，从批斗会上的问答批判中，始知在当时全国范围内揪叛徒风刮到和田中学，我在济阳工委（敌占区）作为投敌。42年冬大扫荡，我冲出包围圈隐蔽，说成随捕随放，再和敌据点内部工作联系起来。
记录一次批斗问答：
“你在垛石桥据点内是不是变节？”
“你父亲是地主富农，你家设地下党联络站，你把党的机密交给是阶级敌人的父亲，算不算投敌变节？”
当我提出我家属中农时，他们说： “你家是地富，当时你在本县当农会主任划成中农的，我们认为是地富……。”“王家楼大合围你怎样出来的？”
“为什么死那么多人你能活着？这分明因为你已投敌，随捕随放的……。”
上述结局，我处境更惨！在与田林交谈时，李光真从其大学情况提醒我不要顶撞，否则把你搞残废。受此启发，之后只接受审查，接受劳动，不再申辩，不再顶撞。
5．全面内战，工宣队、军宣队进校。
66年冬中央提出批判反动路线，在各机关、各单位、各条战线上成千上万的“牛鬼蛇神”及大量死伤的，尽是路线斗争的牺牲品、受害者。中央把刘少奇等抛出来，各单位的原领导尽被批成反动路线。这样各条战线的受害者，同各条战线的“文革积极分子”两大派别；在各地受害者中，出身好又无问题的，和有些历史问题的人，在看法上就分成两大派。由此全国内战开始了，大串联交流各地讯息，全国混乱。和田中学在其中了，在革与保的两大阵营中，又派生出在某些具体人物、具体事件的派别，各自成立造反队、司令部、什么兵团等，与各校之间联成一片，以某地为基地占山为王。先从大字报舌战，发展到武斗。从砖、棍发展到枪刀。和田中学有的以大学为靠山，有的以铁路为依托，两大对立阵营。一是以原支部成员为核心有少数原积极分子的为一派，另一派是教工80%以上参加的，各以自己联系的学生组织。这样就形成“东方红”派和“新和田”两大阵营。
(1)工宣队、军宣队迸校，带进社会上的派性。
67年全国城市、农村、各地均陷入内战之中。中央决定派驻工宣队、军宣队进住上层建筑领域。当时的口号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宣队参加两委，就是不仅参加革委会，还参加党委会议。也就是非党员的工宣队领导人，可以参加党组织会议。虽说是不论不类，奇谈怪论，但是很多人所希望的。因为内战，使国家财产受到严重破坏，并使人员伤亡。和田中学教学大楼的门窗、桌椅尽破烂不堪。而更多的单位比和田厉害的多。因此，希望工宣队、军宣队进住，很多被揪斗的教师希望能得到人生的安全。
和田中学的工宣队，从砂轮机厂换上开关厂，再换上继电器厂，都没解决了派性问题。口头上是“支左不支派”。而实际上，社会大串连中，各派都把自己联系的一派看作左派，无形中派性带进了学校，军宣队刚进学校时，威信较高，“可爱的人”形象给人们的印象，而到实际中，参加了当时占据学校领导位子的镇压群众。尤以闸北区武装部审批斗争对象，哪一派得到武装部支持或有联系，就占上风；另一派的群众则被批准为斗争对象，而受到打击。因此，和田中学原跟支部曾镇压群众的少数人成为革命者，跟其参加迫害的学生组织一一东方红受到保护，这样就得罪了占80%教工和一些学生受到压抑。
(2)工宣队怎样领导一切的。
工宣队长是当然的校革会主任，当然的支部书记，被结合的老干部为副主任、副书记。另外其他工宣队领导人和各造反派的领导人，参加校革会为委员和支部委员，全校一切事物的决定权，均由两委讨论决定，这样两委联席会成了最高权利机构。
工宣队任支部组织委员，抓人事工作，一切人事任免、调动、奖惩，均由工宣队决定。
工宣队抓毕分组，就是每年学生的毕业分配由工宣队主持，当时是吃香、最红的组织。69届一片红下乡当农民后，每年的毕业生以市农、外农，市工、外工等四个去向，以外农插队落户最苦最怕的去向，以市工为最红最香的去向。各家长以自己的身份、门路，使尽法求为子女争取适应中最好的去向，不惜重金去达到。因此，和田中学张步云师傅，毕分三年工作，据知情者讲：翻盖三间新房，全套家具全新。区教卫组抓毕分的在当时人参霉烂、手表、毛毯多的是，事后被审查时毫无着落：因为，先搞出营私的处理，贪赃者批评退赃，己分配的从市工退到外工或外农。家长怕退回死不讲出，根本无法核对。在和田中学这种情况根本就不在本校、本区分配，而和其他区交换分配就无从查起。
工宣队组织讲师团。在当时读书无用论，教师臭老九的年代里，打骂老师，砸课桌椅，根本谈不上教学，就用工宣队的讲师团上课宣讲，大都诉苦形式和读毛主席语录混一课时。
(3)工宣队根据当时市委领导回答的几个问题。
有人问，知识越多越反动，为什么各工厂都办大学？
回答：大学是大家来学，工人阶级都上大学，就不为资产阶级垄断学术了。
有人问：教师上课是在放毒，为什么还让他上课？
回答：教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让他站在你们面前，是叫你们看见面前还有阶级敌人，可以提高警惕，不忘阶级斗争。
有人问闸北教卫工宣队：现在批民主派，老干部大都民主派，有一个老干部是贫农出身，一向艰苦朴素，党叫干啥就干啥，这算不算民主派？
回答： （沉思良久）这是民主派，因为是民主革命时的，他的表现很迷混人。因此，这种民主派比资产阶级、地主出身的更坏。
(4)这是什么问题？是迷信？是神经？
工宣队进驻一切上层建筑，市委机关、区委机关都进了工宣队，而工宣队员并非都是党员，先锋队怎样体现？
到市上走走时时都能见到穿工人服装，头戴柳条帽，手持枪矛在走动，这叫文攻武卫。在各机关各学校，肩上斜带语录套走来走去，这是工宣队。
到公园去看男女老少在练功法，一起唱： “亲爱的毛主席，天天的想念你……”所到之处每人都佩带毛主席像章，先是分币大小的，然后钢元大小的，再是银洋大小的钢制、铝制各种图样，后来发展胸前挂一个像小面盆一样大的像章。
所有机关、学校、工厂，都高耸主席像牌，军人进门举手礼，所有机构的工作人员都要早请示，晚汇报，就是在主席像前读语录鞠躬。所有机关、工厂、家庭的办公室，一切门窗上贴上用红纸裁剪的各式各样的忠字，并在各种活动中要跳忠字舞。凡乘火车的都曾经历过，火车驶出北站，各车厢的人离座跳忠字舞，有人称之发神经。
(5)上海考大学教授及其影响。
为了消除对知识分子的敬重，为了提高工人、贫下中农的唯成分依据，上海市组织了一次对各类大学教授的考试，据说：政治试题和极浅的文化试题。从报纸上和传达中知大多数教授不及格，有的交了白卷，极个别的教授及格以上，报上公布过同济大学翟××的好成绩（指靠拢他们的翟利陵）为了对教授出丑，曾当众问一音乐教授： “你大学教授怎么小学数学算不出”？回答我只学1234567（音符）未学89两字。报上公然说某医科教授不识温度表，却把肛门表向嘴里填，但在笑过以后怎样？
那时曾流传：“工人上课堂，教授坐门房。”
据我所见，新华医院的内科姚主任去扫厕所了；护士提拔当医生（高妙珍这时提的）；中山医院卫校的学生门诊看病；和田中学的校工王德芳只读过两年小学，提为农基教师。类似此种，比比皆是，影响怎样？
当时中央某领导的亲戚在上海到新华医院求医，指名劳改的姚主任看病，上海市委徐景贤把张春桥的女儿送往复旦大学。
和田中学王德芳在备课本上写“黄河发源于祁连山”，我对其提出时，他却指着课本上简图黄河的源头接近祁连山。据工宣队书记金定远讲学生问王德芳太阳大还是地球大？王回答： “当然是地球大”。金批评这种缺泛缺乏基本常识。
有一天我在办公室，看到钟宝康对一学生进行教育批评其破坏学校纪律。那学生指着钟宝康骂道：“阿拉是呱呱叫的工人阶级，你是什么东西？还不是臭知识分子。”已经解放了的钟宝康，怒不可遏，双手拉起学生猛推倒在门上，王永镇把学生的头往桌碰了数下，我叫着拉开。
这时正值河南马振扶公社，为体罚学生关押问罪教师的高潮中，和田抓典型，工宣队上报打算抓钟、王两人，我只好与马作云密商请其照顾。我提出：现在谁都不想多事，凡与学生矛盾的都是责任强的，如果大家都不管，和田还更乱，后终未上报。
和田中学中三的一学生，在厂学工时，偷厂的铜块。班主任王建平用罚站、批判法进行教育属于方法不当。该生家长孙德彩是江南造船厂职工，造反小头目纠集小兄弟数人，儿子纠集小伙伴数人，杀向和田教学二校，为找班人而打乱数班在上课的师生。后在支部办公室谈判解决，我们几人陪同教师承认教育方法不当，指出他们打乱教室亦不当，就在这种场合，校领导马作云在场，来人拿起椅子打教师。
和田中学一青年教师，教训学生较严厉些，但未打骂行为。但在一个早上，师生陆续进校时，那位学生的母亲和其舅舅在校门口，见那青年教师到，立即上前两人反剪教师的双手，叫学生打老师的耳光。
上述读书无用论，教师放毒论。流毒到文革结束还严重的存在。流传：“大学不如中专，中专不如中技，中技不如顶替，顶替不如炸油崞子。”
影响一代青少年，连封信都不会写，有人在插队时给父母写信要钱买伞写成“寄钱买命”。在农村抖风“七斗八斗回不来了……。”等各种笑话。
6。黑夜过去天破晓。
我作为审查对象、批斗对象、阶级队伍清查对象，由残酷到平淡，到自己劳动无人管，69年随学生下乡为之服务（就买菜、买粮），冬季宣布解放，问工宣队我是什么问题，什么结论。回答：
“群众审查，你要什么结论？”“比你好的人还审查呢！”叫去上农基，迸课堂时，学生不听要我接受教育。为此我要求下乡为队部服务。虽解放，但由于“路线觉悟”、“阶级觉悟”未能恢复组织生活，直到70年才叫深刻检讨恢复组织生活，去带班下乡，继续整顿乱班有成绩，当年级组指导员。这期间，中央九大、十大相继过去。批邓到邓夭人出山，第二次批邓，天安门事件出现后继续恶化，在刚清醒的群众又模糊了。
(1)黎明前的黑暗。
75年第二次批邓右倾翻案风，顿时己整顿成效的交通运输、工业生产、学校教育等又混乱了。
周总理去世，举国悲痛，上海市委根据中央指示：不准带黑纱，不准设灵堂。因为谁也不懂，谁也不理解，因此谁也不听。
76年清明节，北京天安门广场英雄纪念碑周围，为纪念周总理，当时中央认为是反革命事件，出动军警、工纠队成千上万的人被捕被关，千百万人被审查。
76年暑假始去北京，到友谊医院看望张振国时，只哼哈的不谈实质事，我想走，后到花园才知其恐病房中设窃听而不敢多讲。
我回来在德州见到孟建华才知，中央从全国调动数万人，大部侦察设备，对付老干部。
就在上述特异气候下面，唐山大地震，数十万人死于非命。
我在想，想不通，只疑问这10年的一切毛主席知道吗？极其幼稚天真的疑问，当然得不到任何回答。特别在对待周总理，更加难理解，北上到山东，见到小册子，标语： “九大批刘，十大批林，十一大批周。”在小册子的文中开头几句：“大意是周恩来很早就追随了王明，反对毛主席的。”实在无法理解。由此联想到：周总理去世前报纸上的批大儒、批周公等妖风。周总理去世后，灵堂在医院的狭仄的室里，上海市委、市政府下令不准设灵堂，不准带黑纱，不准……等鬼话。善良的广大群众不理解，但自发的抵制了。灵堂、花圈、黑纱，痛苦中产生了恨，当然理解了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总理的花圈海洋，被说成“反革命”诗词的诗抄。于是，隐诲的写下怀念周总理：
厦柱中华周总理，转战南北50年如一日。斗顽敌，抗痼疾，出生入死，在所不惜。朽木长弓射毒矢，静观怒斥。
污泥水工溅征衣，子女百万向隅泣。四害偷袭，建伟业，毕生捐忠躯。忆惜！总理，虽辞世还活在我心里。
(2)谁也没有回天术。
举国上下陷入茫然、悲痛，都在想：毛主席对此究竟怎样？一忽儿传出： “毛主席说：这棵大树不能倒！”来证明毛主席的信任。一忽儿传出： “这人（指周总理）历来对阶级斗争的观点是不明朗的。”依此说明对周有看法。在这种猜测莫衷时，上海街头出现大标语：“强烈要求张春桥当总理！”游行队伍高呼： “批周公，批大儒，批宰相等。”又传出：毛主席给江青的信：“现在只有依靠你们了……。”
社会上传出：周总理在弥留之际想吃芒果，给他几个均摇头拒绝，后指要一只小的，寓意要“小平”。另在演电影甲午海战中的邓世昌来高呼“欢迎邓大人”等。但很多人想一个问题，即：天安门事件后，不几天毛主席决定邓小平只留党籍，其余尽撤尽。另方面对江青的问题，毛主席批示：“江青的问题，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就后年，总归要解决的。”从语言中似乎很坚决，而拖时间和对邓的处理那么果断，形成的反差有多大呀！
在那段政治上混乱、思想上混乱的日子，原只想主席出来讲话迎刃而解的希望也混乱了。上海在流传：周总理在弥留之际，江青到病榻前，狠狠的打了周总理两耳光，有人信以为真。有的信此反周是对的，是应该的。大多数人则以此来激发恨四人帮。不管怎说：上海这座四人帮老巢，六大饭店，特别是陈阿大、叶昌明、王金海等经常与中共副主席王洪文聚会地方传出：各种新闻。其中，有酒醉后把皮鞋踢到吊灯上去，和京剧演员××幽会等。还传出：陈阿大去北京当副长被赶回来，说明未通过中央任命而按插，抢班夺权的勾当。
上述情况，毛主席己无能为力，只是增加病重而已。这阶段小道的新闻特别多，而带有倾向性。如：传出了朱德委员长，在参加中央会议时，张春桥指示人把冷气大开，致使朱骤冷病死。还说：在批朱老总时，毛主席说： “不能批朱黑司令，我是政委不也黑么……。”这表明毛信任朱的。还传出：毛主席说： “王洪文当过农民，当过工人，当过兵，是工农兵合而一身的，是最好的接班人。”这表明毛主席信任、支持王、张、江、姚。所以，群众的想法就混乱了，糊涂了。
(3)巨星殒落，一代伟人毛主席逝世。
全国正处在错综复杂，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尽皆混乱之中。突然宣布毛主席病重去世，举国上下悲痛、忧虑、恐惧、茫然无措。由于多年来各种原因，很多人的思路不一样，有的认为毛主席长期病无法理党、理政，时间越长国家越糟。有的认为，本来存在的抢班夺权必然表面化，而无人能撑此局面，必然大乱。联想到毛、刘、周、朱，先后去世，李富春、邓子恢、陈老总已谢世，还有诸多老革命家相继离开。中国处在建国以来的最低谷时突然宣布毛主席病逝，使亿万人民无所适从。
小道新闻传出：在毛主席病重期间江青很少去探望，而宣布病危时，江青突然前往，己知不能震动主席身体，而江青以给主席擦洗背部，而用力翻动现使病情加重；另外，传说江青满身黑衣裙的装束，哭相而无泪等，借以宣传微妙关系。
(4)乾坤震动，新纪元始。
很多人在主席丧后的日子里，似乎预感到，天塌地陷的大灾难到来。有的认为中国最怕军事割据，内战升级，政府危机，人事混乱。但表面上死一般的沉寂，尤如在一个战役打响前的片刻。
当时平常谈论的热门话题，是张春桥的女儿中学毕业应该到农村去，就把名单送往崇明农场，而人留在上海。半年后，以革命的需要再从崇明调往回上海。在安排时，先到上海电厂，再转到仪表厂去当厂党委副书记，受到众多人的嘲笑议论，使这位副书记不敢见人，上班躲在办公室，下班带上口罩跑回家……。这位受注目的人物突然不上班了，又背地传说上海有军事行动，布置防线打保卫战等谣传。又有人传出上海的党政领导，尤其是陈阿大等兄弟与中央断了联系，派人赴京探听无着，电话回音“母亲心肌梗塞住院”等戏剧性而带神秘色彩。谁也想不到、想不出，难猜的事件，这是毛主席逝世后20多天的时间里，正在狐疑和沉闷的时候，突然外滩沸腾了，若干大学生，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拥挤在市委门前，交通阻塞，口号震天，呼号马天水出来，风驰电掣，霎时传遍上海千条马路，万条里弄。都知道“四人帮”被关起来。第三天在人民广场开大会，我跟校宣传车到场，人群杂乱拥挤未能进去，回来路上更加拥挤，那股庆祝欢欣的场面，尤如49年建国狂欢10日的样子。
我回家写“黄浦江畔”记。烈火频烧，土围狼刺多半焦。龙腾虎跃，狐狈豺獾难遁逃。百灵争鸣燕来早。
己破晓，旭日升处霞万道。
(5)混乱、浑沌、晴朗。开头几日庆祝游行，万家空巷，鞭炮轰鸣，其中各派力量新的估计，重新组合。上海党政机构不再行使职权，多日后中央才派苏振华、倪志福来沪整顿这混乱的局面。中间浑沌的时刻，人们布满小道而且传的活龙活现。如：
中央派人捉拿四人帮时，江青躺在地下打滚，号啕：“主席尸骨未干，你们就欺侮……。”
王洪文不声不响的束手就擒，姚文元像梦里糊里糊涂地被抓走，只有张春桥大叫： “我承认失败，但我们像巴黎公社一样在史册上……。”
并传说：上述情况都是以电视屏幕，反映给在中南海的一间集会室里的中央领导人。还说：叶帅为防止驻扎在保定的38军进北京，而事先把一个坦克师放在北京郊区，以期阻止等。
传说：从杭州来沪一个卖螃蟹的，每扎4只，其中每扎有母蟹一只，三只公蟹。
上海多传：王洪文每次来沪都要找京剧演员××，这次被抓后，找到他的老婆，他老婆委屈地说： “我到北京去找他，只住几天就叫我回上海，因为我不识字，他不要我了……。”又说：“我本拉拖车，后来叫我入党，又叫我当党委副书记，都是别人安排的，不是王洪文叫做的。他每次到上海都在柯湘那里，从不在家住……”。
传出：上海准备打保卫战，按张春桥的指示：能在上海外围抵抗三天到一星期，通电世界各国，争取支援。张被捕，在上海的马、徐、王等让陈阿大组织保卫战计划。陈当兵，并指挥过上柴打联司的战斗。于是，陈阿大即按照上海柴油机厂的东方红、联司两派打内战的格局，棍棒刀枪、石头打架的武器方案，消防队打头阵的战术乱讲一通，与会者哭笑不得，最后才出现警备区一个师的领导部署。
在上述情况下，闸北区和田中学，虽名不见经传，却是池小王八多，像社会上同样乱哄轰。
在文革武斗中原造反派马仁海，被对立面的造反头头任正发，在工宣队支持下拉下来。由马仁海的第一把手换上任正发当第一把手。后大联合，党、政第一均由工宣队任，后结合老干部，原市北中学校长马作云来和田，任正发无法忍受，在“当权派”下面为第三把手。因此，几年以原“东方红”造反组织支持下对马对立，四人帮倒台，工宣队位子不稳，原以任当书记，学生造反头头谈风健当校长的设想破灭。谈见风不对，接受分配去当司机。任借评选先进，贴了马作云20张大字报，削弱马的威信。岂知此事未能得到工宣队的支援，马作云调区委任办公室主任。于是，任与工宣队争夺领导权：工宣队的金定元是第一把手，组织委员方玉祖是第三把手，其余是中间派。而第三把手却有在文革中的力量，能与之抗衡，都在竭力拉拢建立自己的王国。在此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于76年底我写下“和田风云”录：
骏马驰骋离荒丘，重任力争登銮畴。鸣金庆典再建业，八方藩镇尽封侯。（注：以每句第二字，四人姓氏）
随着中央组织的健全、确定逐步明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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