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宣传队的具体工作是沿途书写标语、向群众进行口头宣传，宣传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红军是工人农民的军队，是为穷人求解放谋幸福的，并鼓励群众参加红军。两军对阵时，向敌军喊话，部队休息时，教部队唱歌，战斗紧张时，也参加担架队，抢救伤员、运送粮食等等，可以说是无所不作。有一次我们正向群众进行口头宣传时，遇到了贺龙同志，他询问了我的情况，知道我是一方面军掉队的，就鼓励我说：“好好工作，在哪个方面军都一样，都是红军嘛!”在贵州省盘县，我一个人经过向群众进行宣传，动员了一百三十多人来参加红军，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甘泗淇等领导同志看到我们正在开大会，都走向前来，贺龙同志高兴地鼓励我说：“真是个好宣传员!”我做了一点工作，就受到贺老总的表扬和关怀，真是又感激又高兴，这以后不久，我就担任了宣传队的分队长。
在四川甘孜，我们同四方面军会合了，大家都很高兴。欢迎我们时，四方面军的工农剧社演出了许多在当时看来是相当精彩的节目，这事引起贺老总的很大兴趣，有一天他把我和吴桂山同志找了去，指示我们要向工农剧社学习。没过几天，贺、任、关、甘几位首长又把我们叫了去，向我们提出从宣传队分出一半人，组织一个像四方面军工农剧社那样的剧社，要能演戏、能跳舞、能唱歌。我们都说：“不会。”首长说：“不会就学。”首长的决心很大，我们只有硬着头皮于了。这以后从连队里挑来一批会唱、会拉(二胡)、会吹(号子、口琴、笛子等)的小鬼到宣传队来，像陈靖同志、梁定商同志都是那时被挑来的。贺老总说：“四方面军有工农剧社，我们就叫战斗剧社吧!”战斗剧社就这样诞生了。
首长们在剧社选了二十多人，由甘泗淇同志把我们带到李伯钊同志那里，要求李伯钊同志帮助培训，李伯钊同志欣然答应了。后来又从四方面军调来了刘文泉同志，他会编、会导演、还懂音乐，我们称他刘教员。我担任剧社的指导员。为把剧社的各项工作都开展起来，剧社按业务编成三个分队，一分队是战斗宣传队，由吴桂山、陈鲁炎同志负责；二分队是音乐队，由陈靖同志负责；三分队是戏剧舞蹈队，由我和刘文泉同志负责。
战斗剧社跟随主力部队一起，爬雪山，过草地，和部队一起和敌人作战。出草地后，到了甘肃的陇县、徽县，又给战斗剧社调来一部分同志，这时剧社已发展到三四十人，又经过火线剧社的帮助和培训，我们真的已经能演戏、跳舞和唱歌了。
一九三六年十月，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会师，这时我们的人员更多了，为配合部队的政治工作和军事任务，我们排练了不少节目，如《活捉张振汉》、《军民一家人》、((当红军光荣》等话剧，还有舞蹈，如苏联的《锄头舞》、《镰刀舞))，还有自编的《三大主力会师舞))、《红绸舞》等。
一九三六年底，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后，红二方面军进驻陕西云阳镇，这个时期参加红军的青年很多，我们战斗剧社也扩大了，特别是一部分青年学生来到了战斗剧社，对战斗剧社来说，既增添了新鲜血液，对剧社的发展和提高又起了很大作用，像刘伍等同志就是这个时期来剧社的。在贺老总和其他几位首长的关怀下，不仅扩大了人员，还购置了一批乐器、服装、道具和汽灯。这时我们已能演出较大的戏剧，战斗剧社已经成为部队政治生活和文化艺术生活中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我虽在抗日战争前夕就离开了战斗剧社，但对这一段有意义的工作和生活、对方面军领导特别是贺老总对战斗剧社的关心培养，总是深深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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