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革命家庭
我很荣耀，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我的父亲祝铭志是共产党员，任村支部书记；二叔也是村党支部的共产党员，和我父亲都是1|941年左右的老党员；我老叔1938年就参加了革命，100岁还健在，曾任冶金部有色金属部司长；我弟弟祝学业参军打仗牺牲了。在这样一个军人家庭里，我们全家一辈子都紧紧追随共产党，永远跟着党走。所以，我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红色传统教育，家里谈论的话题也都是跟革命工作有关的事儿，有些重要的事会避着我们孩子，一般的事情直接讲，我们也不会出去乱说。
在家庭进步思想的熏陶下，我15岁就参加了八路军，部队是胶东军区第五旅，赫赫有名的许世友司令员的部队。我先去了抗日军政大学交通营，地点在长沙大泽山区，主要任务是来来往往送干部战士，因为我年纪小，个子矮小，都没有枪高，所以组织上就安排我做卫生员工作，后来当司药、军医。
战争年代，卫生员的工作很重要
参加八路军后，大部分时间在后方，负责卫生勤务保障， 那时一个连队一个卫生员。我生在长在战争年代，对战争的残酷性是有思想准备的，每天接触和面对的都是打仗和伤员。
1941年，我们在敌后方安排了部分伤员。住在一个村子里』就在黄峪谷下，我带了有五六个伤员隐蔽在这里。我们依靠当地群众做掩护，边休养，边打听部队消息。后来，团里派了侦察员，找到我们，把我们带回去了。说实在话，当时也很危险，因为谁也说不准，敌人会不会打到这里来。
这种艰苦的生活，直到我们从大别山转到牙山区，才稍好转，那边环境要好些，根据地扩大了，相对要安全许多。
由于我当团部卫生员时比较努力，手脚勤快，业务也很过硬，很快，到了1942年我就当了司药，相当于排一级的干部了，那一年我参加了部队的整风整党运动。
我当司药时，自己很动脑筋，光靠上级配发的药是根本不够用的。我每到一处，就找地方老中医，跟他们学习请教，寻求支持，我学会了自己做感冒药，从农村的中药铺里采购草药，磨成粉，捏成小药丸子，这样有些常见的病我们就自己解决了。好多战友用了，效果还不错。你还别说，有时农村老中医研究出来的土方法还挺管用的。
我们虽说在后勤，但是也一样有危险。我们每天到处跑，没有一晚不行军的，我们为了保证伤员的安全，必须把伤员送到老百姓家，或者后方医院去，躲着敌人的炮火，专找没有敌人的地方去。敌人来我们就走，天天行军，不停地换地方。打仗激烈的日子里，敌人在后面追，我们在前面跑，就看谁跑得过谁。我们八路军的铁脚板是出了名的。
那时，我正是年轻的时候，晚上行军也犯困，有时走着路就睡着了，一不小心踩到沟里，或者撞到树上，都有过的事。
最困难的时候，吃不上饭，炊事员自己贴饼子，蒸窝窝头，能凑合填饱肚子就不错了。
1945年我在抗大当医生，因为工作干得不错，1946年在教导团当上了卫生队长。这个部队不是作战部队，是专门培养班、排、连干部的，这里的学员学习回去后直接参加战斗，哪里环境好学校就转到哪里去。由于这里培养了许多干部骨干，所以，教导团相当于党校，在这里要系统地学习训练军政技能和专业知识，教他们如何带兵打仗，比如一个排一个连该如何组织进攻，如何组织防御，这些课目都由极富经验的指挥员来讲解，把临战技巧传授给大家，非常实用管用。
1946年以后，我们的生活有了较大改善，不再吃粗粮了，开始有白面和细粮，我们跟着军机关，伙食比一线部队要好些，以前吃大锅饭，这时有时吃炒菜，而且那时部队整体的生活状况也都有一定的好转，比刚开始参军时吃不饱饭要强多了。
临危受命当了卫生队长
1947年秋天，攻打夏各庄，我们五旅上去了，伤亡1000多人，那时我在旅医疗队，分一二三队，我们每天投入紧张的抢救工作当中。医疗条件很差，团卫生队做一般的理疗和包扎，稍重的伤员送到师旅医疗队解决，进行治疗，如果需要做手术，那就得赶紧往后方转。而且战争过程当中，一切形势都是在不断变化，有时情况不允许，没时间做；有时是技术力量跟不上，做不了。
可以说，我们卫生员和医生们一天到晚就没有闲着的时候，大家看到战友们受伤了，哪儿还有心思休息，他们在前线杀敌立功，冒着生命危险，我们在后方所能做的就是提供服务和保障，所以大家都很尽心和认真。
在医疗队时，我已经不具体做卫生员的工作了，而是做大量组织协调的工作，每天要统计好我们有多少医务力量、有多少担架J有多少药物，来了多少伤员，伤情怎么样，哪些需要就地治疗，哪些需要做手术，哪些需要往后方转，转到哪里去，谁带队转运等等，我的头脑就像一台高速计算机，尽可能把这些事安排得井井有条，忙而不乱，千万不能耽误了重伤员。抢救一位战友，就是保护一个战斗力，我们的工作艰巨而光荣。
1948年，我在华野第十三纵队司令部卫生部任科员兼医疗队队长，享受营一级待遇。就在这一年的二三月份，攻打莱州府，我到主十八师去察看情况，也算是检查工作。在一个团里，卫生队长病了，让我临时指挥卫生队。
那儿离作战前线很近，工作任务很重，也很紧张。我带领卫生队的同志们，按部就班地处理伤病号。好在那一仗打得很漂亮，晚上八九点开始，到夜里12点左右就结束了，活活抓了2000多个敌人。虽然很辛苦，但一听打了个大胜仗，无比兴奋，再苦再累也就忘记了。后来，我才听说，这是国民党还乡团流窜到掖县，被我们及时发现了，狠狠地把他们教训了一家伙。我们部队打仗很英勇，战士们冲锋陷阵，一往无前，只要逮到机会，就会拼了老命地把敌人往死里打。
留下终身残疾
1948年，部队打过一场战斗后，组织总结经验。我们自己的民兵在装卸炸药时，一不小心，把雷管拉掉了，一下子走了火，爆炸了。我当时就在附近，被掀起摔倒在一旁，右耳朵薄膜被打穿孔了，人完全晕过去了，不省人事。等我醒过来，刚开始还没发现，因为还有一只耳朵能听，再过一阵子，发现不对劲，一是听不清楚，二是右耳朵疼，才发现耳朵聋了。
这个耳朵聋了很不方便，很痛苦。时不时地会化脓出水。就这样留下了三等残疾，到现在一直没治好，接近50年了，听力越来越不行了。
跟我一起工作的李卫毅，他是一一四团后勤处的处长，他专门负责运输弹药，当时被炸死了。边上墙倒塌了，把他埋在了那儿。我们关系一直很要好，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的战友，我的好朋友，就在一瞬间牺牲了。所以，战争年代，牺牲是随时随地的，你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还是1948年，有一次我们行军打仗，十三纵队参加攻打济南，三十八师参加了。
我在军部当科员，打仗时到师里团里，到前线去跟着医疗队，帮忙现场督导和帮忙组织指挥，因为我有点经验，安排人员组织伤员转移、急救等。卫生员也都是熟手，战场上没有时间培训，都是在后方医院里培训好了，送到前线来的。所以，工作起来还算顺手。大家的战场意识和配合意识也很强，说什么都听。
1949年春天，我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学习4年，毕业后到中央卫生部工作了一年，后来到了华东卫生部医经科当科长、中央卫生部当医经科科长、北京市卫生局任医经科科长、积水潭医院第一副院长，最后到石景山区卫生局当党委书记兼首钢医院院长。我当这几个科长都是平级调来调去，那时组织上让到哪儿就去哪儿，二话不说，从没想过往基层平调受委屈，不肯下。这些情况在我身上没有发生过。我觉得在任何岗位上，只要能发挥我的作用，我能为党干些工作，就可以了。
抗美援朝时我也报名了，组织上没批准。陈毅司令员说，你们要好好学习，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都去打仗，国家建设需要方方面面的人才，你们在各个地方都能发挥作用。
当年的战友大多去世了，现在活着的就我和北京军区退休的一个战友，比我大三五岁。
你问我对战争的看法，说实在话，因为我是做医务工作的，我见的伤病员和死人太多了，现在不愿意看打仗的电影电视，在我印象里，觉得一打仗就会死很多人，战争是很残酷的，每一仗打下来，双方都有很多伤亡，特别是跟国民党打仗，死亡更多，每一次下来都得1000多人，抗日战争要死得少些，因为解放战争时大仗多、恶仗多，双方都是几万人对垒，一个军几个军地打。济南解放后，我专门去现场看了看，在那儿住了两天，战场一片狼藉，打得非常惨烈。在旧城区打的仗，没地方可住了，我们只得住在新城区。
我觉得国民党和共产党最大的差距是，我们共产党和解放军走到哪里，老百姓对我们都非常拥护，好多青壮年都参军加入了我们的队伍，而国民党不得民心，所以说得民心者得天下。
我看2015年九三大阅兵时，习主席讲道，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惜和平，开创未来。这句话说得非常好，希望我们都能记住习主席的讲话，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军队建设强大。这是我作为一名老兵送给年轻人的心里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