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夺取通化政权斗争中的李剑云 {党史纵横 2011.5}

李小兵 发表于2020-03-06 18:34:59

在夺取通化政权斗争中的李剑云

□文/华勇

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通化地区局面十分复杂,多种势力明争暗斗盘桓其间,均在试图接管通化。在此关键时刻,中共通化地下党在辽东特别支部的领导下,审时度势,毅然发动矿山工人暴动,创建人民武装,成功夺取通化政权,为我党在抗战胜利后顺利接收通化、建立南满根据地乃至取得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在这场斗争中,通化地下党主要领导人之一、年仅20岁的李剑云大智大勇,独闯伪通化省公署、单赴沈阳联系上级党组织、参与领导平定“二三暴乱”,为通化的解放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接受革命思想,加入抗日组织

李剑云原名李志禹,1926年出生在山东省长岛县一个农民家庭,家中兄弟姐妹五男二女,他在男孩中排行老三,从小聪明伶俐、品学兼优。1942年初,年仅16岁的李剑云从老家来到通化,投奔在龙泉汽水公司当会计的二哥李鹏飞(原名李志舜)。经哥哥介绍,李剑云认识了山东老乡姚黎明(山东荣成人)。此时,姚黎明和李鹏飞均已秘密加入了由中共胶东区党委统战部暨海外工作部成立的海外抗日动员委员会。这个“海外”即指东北。当时山东(特别是胶东地区),很多人家都有“闯关东”在东北打工的亲属。每到春节这些人回老家过年时,中共胶东区委的统战部门就会以拜年、访问、座谈和参观等形式,向他们进行抗日宣传,号召他们回到东北后,广泛开展沦陷区的抗日宣传动员工作,同时往家里寄钱寄物,支持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海外抗日动员委员会即是在这一指导原则下开展工作的。曾经在老家当过小学教员的姚黎明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接受了抗日爱国教育,后返回东北在通化及周边地区进行抗日动员工作,并先后发展了李鹏飞等一些山东老乡成为动委会会员。认识姚黎明后,李剑云经常接受革命思想和抗日爱国教育,觉悟提高很快,当年4月便被发展为抗日动员委员会的会员。

1943年7月下旬,姚黎明回山东向胶东区党委汇报工作,李剑云和另一名同志随他一同返回。在海阳县胶东区党委统战部(暨海外部)驻地,3人受到统战部领导的热情欢迎,并被安排在部里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学习。这次学习令李剑云受益匪浅,思想理论及认识水平有了质的飞跃。期间,他们3人随区党委统战部机关经常转移,有时住在老乡家里,帮助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李剑云从中获得了不少开展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为日后独立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久,胶东区党委接到中央要求他们迅速加强东北沦陷区的群众抗日动员工作,寻机实施武装暴动,开展东北地区的游击战争,配合我军主力的大反攻,收复东北全部失地的指示。根据指示,胶东区党委和海外部决定,改建海外抗日动员委员会为抗日同盟会,简称抗盟会,同时成立抗盟会辽东总会(当时把伪通化省、安东省、奉天省部分属地统称为辽东),总会设在通化,由姚黎明任总会主任委员,罗衡(胶东区党委委派)任组织委员,李剑云任宣传委员。总会下设大连、安东(今丹东)、沈阳、通化等几个分会。胶东区党委分析认为,辽东特别是通化地区是日寇在东北的后方,那里工矿较多,物产丰富,是日军的物资供应基地,日寇必然要力保之,因此很可能是收复东北最后决战的战场;那里山多林密,是开展游击战的好地方;那里工人比较集中,且大都是矿工,革命精神较强,抗日动员委员会又在那一带发展了一些会员,有一定的工作基础;更主要的是那一带有很多山东人,派去的干部社会关系相对就多,便于掩护,容易站住脚跟。

为了加强对辽东地区抗日工作的领导,胶东区党委同时决定成立中共辽东特别支部,派刘子祥任支部书记,罗衡任组织委员,吕荣任宣传委员,并安排他们先后潜入东北。随后,胶东区党委统战部领导决定姚黎明和李剑云立即返回东北工作,并向二人交代了抗盟会辽东总会的任务:深入工农群众,采取小鸭式的工作方法,稳妥而紧张地活动,发展积蓄力量,待机暴动,建立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后方,宣传、组织群众,壮大我党我军影响,配合大反攻。特别指示“武装暴动的时间最好选择在苏军对日宣战之时”。此次谈话中,姚黎明与李剑云向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部领导对他们进行了鼓励,告诉他们这一问题到东北后由辽东支部予以解决。

 

开展抗日活动,领导通化暴动

1944年7月,姚黎明和李剑云分别返回通化。不久,李剑云经人介绍到一家煤矿当了一名洗煤工,并以此身份为掩护从事抗日工作。

9月初,按照预先约定的接头方式,姚黎明与李剑云赶赴通化七道沟铁矿,同8月上旬到达通化的组织委员罗衡会面。罗衡原名张致清,山东荣成人,1924年出生,1938年参加革命,到东北做地下工作后化名刘剑鸣。他于6月出发,先后经大连、沈阳抵达通化,在抗盟会员、七道沟铁矿杂工刘仁宏的运作下,进入七道沟铁矿劳务系做外勤。随后,几人在铁矿的一座工棚内召开了抗盟辽东总会的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李鹏飞和刘仁宏两位会员。会议按照胶东区党委的指示精神,对抗盟辽东总会的工作做了具体部署,同时任命李剑云兼任通化分会的主任委员,李鹏飞担任总会的交通站工作,外来与总会接头人员一律要先通过他。期间,罗衡考察了姚黎明、李剑云、李鹏飞等4人的入党申请,经过个别谈话,分别吸收他们入了党。

11月底,辽东特支书记刘子祥经沈阳到达通化,首先与李鹏飞接上了头,随后与李剑云见了面。12月初,刘子祥到七道沟矿与罗衡接上了关系。1945年2月,他们在七道沟矿的一个工房里举行了第一次中共辽东特别支部会议,姚黎明、李剑云、李鹏飞等列席。会上,刘子祥传达了胶东区党委关于形势的分析和建立党的地下辽东特别支部的决定;罗衡汇报了吸收党员的情况;姚黎明汇报了抗盟辽东总会成立和工作布置情况。会议宣布中共辽东特别支部正式成立;同意并批准罗衡发展的所有党员以及辽东抗盟总会的决定和工作部署;决定成立通化分支部,领导通化和大连的工作,罗衡任书记,李剑云任组织、宣传委员。下设通化、大连、辑安、沈阳、七道沟五个党小组。

会后,李剑云留在七道沟与罗衡举行了分支部第一次会议,决定罗衡负责分支的全面工作以及大连分会的工作,李剑云侧重领导通化分会的工作;李剑云兼任交通站及通化党小组长。鉴于总会和分支的同志都是单身,接头开会没有一个隐蔽的安全地点很危险;另外地下活动也需要经费,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完全由自己人掌握的以商业经营为掩护的地下交通站,地点就设在辑安县。不久,李鹏飞根据分支的决定,向亲戚借了5千块钱,开了一家“兴亚饭店”,自任经理兼会计,于1945年1月正式对外营业。由于饭店食宿方便,十分便于接头集会,对党的地下活动经费也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经分支部和抗盟总会同意,为加强交通站的领导,李剑云调到交通站工作,公开身份是饭店的跑堂(服务员)。

此后,李剑云与辽东特别支部的地下党员和抗盟总会的会员们,不畏艰苦、不怕牺牲,积极深入工矿,与工人们同甘共苦,吃着橡子面窝头,挤住污浊的工棚,利用一切时机,运用各种形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压迫、掠夺和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宣传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浴血抗战取得的重大胜利,启发和鼓舞工人们爱国抗战与驱逐日寇的觉悟和信心。经过广泛的培养教育,辽东地区特别是通化一带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党员和抗盟会员队伍迅速扩大。到1945年3月间,党员人数已发展至20多人,抗盟会员已达50多人。一批爱国工人紧紧围绕在地下党和抗盟会的周围,反日情绪日益高涨,为武装暴动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此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胜利在望,我国的抗日战争也已经进入到了战略反攻阶段。5月,德、意法西斯战败投降,国内外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为分析形势确定对策,分支部和辽东抗盟总会于5月底6月初在通化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认为,德、意法西斯已被摧毁,苏联红军可能很快挥师东进,对日宣战,日本帝国主义已经陷入极端孤立的境地,彻底失败已成定局。为此,会议决定做好武装暴动的准备,并划分了暴动区域,指定了负责人,确定以七道沟为暴动中心,由罗衡和李剑云具体负责;暴动时机是苏军对日宣战,出兵东北;暴动成功后,队伍命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抗日游击纵队”,姚黎明和罗衡为暴动总指挥,姚为司令,罗为政委,李剑云负责统战外交等工作。

然而,战争形势发展快得出人意料。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当分支部和抗盟总会两三天后正式得知消息,并准备紧急分赴辑安兴亚饭店集会,研究武装暴动之时,日本天皇突然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7日,罗衡、姚黎明与刘仁宏到达辑安兴亚饭店。为争取时间,没等其他同志到来,便与李剑云、李鹏飞立即举行了分支部和抗盟总会的联席会议,集中讨论了目前形势和武装暴动问题。经过充分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认为日本虽然已经宣布投降,但通化地区的日伪军警还没有放下武器,战争并没有结束。举行暴动,建立武装,缴除敌人武器装备自己,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工矿仓库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是必须完成的神圣任务。同时,抗战结束后,国民党蒋介石很可能再次发动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独吞抗战胜利果实。一旦出现这种局面,东北是国共必争之地,为防止国民党抢先占领东北失地,也必须举行起义建立革命武装,抢在国民党之前,占领控制通化地区,以迎接我军接收。且起义武装经过锻炼,还可以补充和壮大我军主力部队。为此,会议决定:立即举行武装起义,缴除敌人武装,抢先进驻通化,接收日伪政权,封存和保护好一切工矿物资。同时决定,人分两路,罗衡、李鹏飞一路立即赴安东,向辽东特别支部汇报情况,争取与安东等地同时起义,相互呼应配合;另一路由姚黎明、李剑云负责,立即组织武装起义,挺进通化。

当晚,李剑云带着担任警卫的曲永学连夜赶到七道沟矿,次日清晨紧急召开了一个有党员、抗盟会员以及骨干群众等20多人参加的秘密会议,向大家传达了17日会议关于武装起义的指示。经过紧张讨论研究,会议决定第二天夜里10点集合队伍举行暴动。随即,大家分散开始紧张的动员准备工作。然而,由于有的同志认为敌人已经投降,因而产生了麻痹思想,行动上保密不严,结果走漏风声,当天中午,日伪警察突然包围了李剑云和曲永学的住处,将二人抓到了警察所。两名日本警察和几个伪警察随即对两人进行了审问。

敌人问:你是哪里人?到这来干什么?

李剑云答:我是中国政府派来东北进行抗日工作的。到这里来,是奉中国政府之命,代表中国政府来收复与接收你们占领的土地、矿山和机关的。

问:你来接收有什么证明?

答:我是在你们没有宣布投降之前来到东北的,情况不允许我们带什么证明。我是奉政府电令来接收的。

问:你那个时候来东北就是准备接收吗?

答:我的任务是发动组织群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我国的东北失地。

问:现在日本天皇已经宣布投降了,你为什么还来搞暴乱?

答:你们已经投降了,应当放下武器,把武器交给中国人民。如果你们拒绝交出武器,那就证明你们还无意投降,中国人民当然不能答应。这不是我们搞暴乱,而是你们拒绝向中国人民投降。

一个日本警察气急败坏,一边骂一边打了李剑云几个耳光,还踢了几脚。李剑云愤怒地大声说道:“你们这样对待中国政府派来的接收代表,将会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严厉惩罚。”这时,一个伪警察过来解劝,日本警察才停止了打骂。看看午饭时间已过,警察们也饿了,便向李剑云骂了一声:“你再不老实,就枪毙了你。”随后吩咐一个伪警察负责看管,其他人就都回家去吃饭了。

时值盛夏,烈日当空,天气闷热。过了一会儿,那个负责看管的警察大概又饿又热又困,坐在门口抱着枪,竟呼呼睡着了。李剑云一见,抓住时机迅速探头向窗外张望了一下,发现一个抗盟会员正站在远处,向他摆手示意外面没有敌人。李剑云急忙回头招呼曲永学一起逃走,可曲永学因为一夜奔波没合眼,这时竟也坐在那里睡着了。李剑云赶紧凑到他身边,用手捅了他几下,但他竟没睁眼,继续呼呼大睡。李剑云恐怕继续叫他惊醒伪警察,脑中疾速权衡了一下,决定自己先逃走。他随即爬上窗台,跳出窗外,迅速消失在不远处一片一人多高的苞米地里。随后,他翻山越岭,于19日中午回到辑安。后来得知,日伪警察和汉奸本打算当天夜里将李、曲二人秘密处死,因李剑云走脱,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怕李剑云领人回来报复,又没在曲永学那里问出什么,最后把曲永学也给放了。

回到辑安后,李剑云与姚黎明等同志商量,决定立即举行暴动,各地就近向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矿警和日伪警察所发起进攻,缴夺枪支,武装自己,把队伍拉起来后,迅速向通化市附近集中待命。行动计划安排好后,姚黎明和李剑云又连夜秘密潜入七道沟和铁厂子矿山,指挥这两处的党员和抗盟会员于21日晚举行了暴动,缴了矿山警察和铁路警察的枪支,拉起了队伍,随后,二人带领十几名同志于22日深夜进驻通化东江春饭店(饭店经理王云东与李鹏飞兄弟相熟,具有爱国思想)。他们一面等候各地起义队伍来人联络,一面决定由李剑云代表起义部队前往伪通化省公署找伪省长杨乃时谈判。

当时的考虑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伪官吏和军警人员惶惶不可终日。如果把起义队伍拉起来,开到通化市郊,造成大兵压境之势,再派代表进城谈判,有可能达到和平接收通化的目的。反之,如果起义队伍强行进驻通化市内,敌伪军警有可能进行抵抗,起义部队刚刚建立,没有作战经验,势必造成较大伤亡。即使经过谈判不能达到和平接收的目的,起义部队也可在进一步了解和掌握敌情的条件下,伺机攻占通化。

此时,八宝、大栗子、辑安等地也已于21日前后分别举行暴动,拉起了队伍,随后先后派代表到东江春饭店与姚黎明和李剑云取得了联系。手持锹镐棍棒和缴获的枪支,近两千人的起义队伍随即迅速向通化市郊集中。

 

大智大勇独闯敌穴,兵不血刃抢夺先机

8月23日上午8时,年方19的李剑云只身来到通化玉皇山下的伪通化省公署灰白色大楼前。此时,这个曾经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欺压通化人民中心的庞然大物,在李剑云眼里再也抖不起它那往日的威风,在初升的太阳光芒下显得一片黯然。几个门卫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脑袋,一听李剑云说要见伪省长杨乃时,并知道了他的身份,立刻惊讶得紧张起来,赶紧立正行礼,连说:“请到里面坐,我们马上报告,马上报告。”不多时,杨乃时慌慌张张地从楼上走下来,到传达室迎接李剑云。他对李剑云的突然出现惊恐万状、手足无措,连连拱手说:“不知道先生到来,,没有迎接,实在抱歉!”随后把李剑云让到楼上会客室。李剑云开门见山地说:“我是国民革命军抗日游击纵队派来的代表,我部奉中国政府之命,前来接收通化地区。我是来和你们谈判接交事宜的。杨乃时问:“请问,能不能看看您的证件?”李剑云于是拿出带来的抗日游击纵队(起义队伍此时已为此名)的公函。杨乃时看后连连点头,说:“好,好,我马上找几位同仁一起谈。”随后,又来了3位伪满官员。李剑云说:“我部奉命接收通化,现在部队全体官兵数千人已经抵达市郊,即将进驻通化市内。首先请你们负责安排宿营住处,供应粮食、菜金和各种开销的钱款。”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杨乃时以为共产党的大部队来了,马上说:“可以,可以。不知要我们什么时间准备好?”李剑云说:“两天以内把房子准备好。粮食和钱款,可以准备一部分,进城以后,可以继续操办。”杨乃时和一旁的官员商量了几句后表态说:“可以办到,宿营地点在省公署前面的宪兵大院,不知是否可以?如果可以,我们负责把房子腾出并打扫干净。粮食和钱款,等部队进城后,我们一定保证。”李剑云说:“可以。”接着又说:“我军进城以后要派人接收日伪所有的物资,包括武器、弹药以及仓库、银行、报社、电台、机关等。请你们对此登记造册,逐步向我们移交。在没有移交之前请你们严加看管,不能损毁。”杨乃时连连点头:“行,行。回头我们马上照办。”李剑云进一步要求:“我们部队进城,你们要通知所有日伪警察,不得武装挑衅,要保护好所有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听候处理。”杨乃时一听赶紧表示:“这一条有一个情况我们要加以说明,请贵代表考虑。我们已经接到苏军通知,凡是军队,不论是日军还是中国人组成的国兵,以及由他们直接管理的武器弹药,都要向苏军缴械和移交。对此我们说了不算。只有公安警察警备队,是苏军允许留下来维持秩序的。怎么办,请贵代表裁定。”李剑云随机应变:“这个情况我们知道。我们要求你们做的事情是两个内容:一个是所有日伪军警,包括应当向苏军缴械但还没有缴械的所有部队,不得搞武装挑衅;另一个是对于那些警察和警察警备队,则要他们保护好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听候处理。”杨乃时听罢,连声说:“是,是,明白了。我们一定办到。”其他几个伪官员也同声附和说:“我们一定办到,一定办到。”

这次谈判是李剑云革命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显示了他为党为民族的大无畏牺牲精神和大智大勇的过人胆识,也为我党兵不血刃地顺利抢占接收通化先机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之所以由李剑云一个人深入虎穴,主要是吸取了“七道沟遇险”的教训,是李剑云等人经过缜密研究的:如果派几个人前去,一旦发生问题,损失较大;只一人前去,即使出了问题不但损失较小,而且容易应付脱身。同时,人去的少,反而可以说明我们的强大和无畏,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结果谈判出乎意料地顺利。

谈判结束后,李剑云谢绝了杨乃时的宴请,匆匆赶回东江春饭店,把情况向姚黎明进行了汇报。下午,两人又迅速赶往苏军驻通化司令部进行沟通。

这时苏军虽已进驻通化,但军队数量不多,司令部驻在通化老站。考虑到起义部队要开进通化市内,如果不与苏军联系,可能引起误会甚至发生冲突,所以要事先与苏军打好招呼。但与苏军联系需要翻译,一打听,东江春饭店经理王云东会说一点俄语,于是姚黎明、李剑云便请来王云东一同前往。三人来到通化老站站房楼上,姚黎明、李剑云首先向苏军驻通化司令莫洛道夫上校做了自我介绍。当讲到他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时,王云东不知共产党一词在俄语里怎么说,一时急得满头大汗。李剑云急中生智,突然想起“布尔什维克”一词是俄语的音译,是表示共产党多数派的,于是连忙告诉了王云东,这才把身份说明白。莫洛道夫一听是中共的部队,连说:“哈拉少(好),哈拉少!”会谈因此非常顺利。苏军不但支持起义部队进驻并接收通化,还问枪支够不够,并当即送了一百来条枪。

8月25日,待命市郊的各路起义部队,奉命陆续进驻市内原日伪宪兵大院,并派部队控制了电台、报社、弹药库、油库等重要部门。此时,罗衡和李鹏飞已由安东回到通化,传达了中共辽东特别支部的指示精神。其中,辽东特支组织领导的全部武装力量统称辽东抗日游击纵队,下分3个支队,通化起义部队为八支队,姚黎明为司令员,罗衡为政治委员。任务是占据通化,打通通桓公路,与安东的两个支队相互策应,迎接我军主力进驻通化。

随即,八支队发表《告同胞书》,公开共产党的领导,并以报纸、标语、传单及街头讲演等形式向城乡群众广为宣传;分批接收并改编了伪警察和警察警备队,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了解,选留少数分散插编到起义部队中;派人到各处接收敌伪的工厂、矿山,组织工人武装,保护好物资设备;将抗盟会改建为“通化地区建国联合会”,将牌子公开挂出。很快,通化城乡广大群众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共产党八路军解放了通化。“热烈欢迎共产党”、“热烈欢迎八路军”的标语、口号遍及城乡。

 

临危受命赴沈阳,迎接上级建政权

然而,此时的通化依然是暗流涌动。虽然我地下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先机进驻通化并接收了一部分政权,但其他势力犹在觊觎,多权并立搅动着通化的社会秩序。因为缺少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由工人、农民暴动组成的武装不够成熟,我党暂时还无法完全掌管通化。

9月2日日本正式签订投降书后,东北全境的日伪军警全部缴械投降,伪政权都改名为维持会,等待中国政府和军队前来接收。这时,国民党潜伏在东北的地下组织开始活动。曾被日军逮捕过的国民党地下党员赵殿礼接受奉天省党部罗大愚之命,并得到苏军驻通化司令莫洛道夫的同意,于9月上旬在通化挂牌,正式成立国民党通化市党部,自任书记长。但没过几天,辑安县恶霸地主于老爷的儿子、曾当过日伪特务的于俊峰,从沈阳带了60多名武装人员到达通化,宣称他是国民党任命的通化党部的书记长,兼通化先遣军保安司令。并扬言,他们是真正的国民党,赵殿礼是冒牌的,要摘掉赵殿礼的牌子。还声称通化的一切政权机关和武装警察,都要由他来接收,逼迫杨乃时让出省长的位置,甚至密谋消灭八支队。

对此,八支队领导立即进行了研究,认为于俊峰以接收大员自居来到通化,现在力量比较薄弱,还不敢公开与八支队为敌;但他目前正招兵买马,扩充力量,一旦他站稳脚跟、羽翼丰满,就会马上向八支队进攻,应当立即消灭他们。鉴于于俊峰狂妄自大、为非作歹、到处树敌,和赵殿礼以及杨乃时等原日伪人员都发生了矛盾,八支队晓以利害说服赵、杨等人保持中立并适当配合,随后于9月下旬的一天夜里秘密包围了于俊峰的“通化保安司令部”,一举全歼了这股敌人,活捉了于俊峰,并于当晚果断将其处决。

歼灭于俊峰,极大震慑了当时在通化的所有反动势力,巩固了我党我军的地位,争取和团结了广大群众,八支队声威大震,队伍迅速扩大为拥有两千多人的人民武装,武器装备和供应条件也有了较大改善。然而此时,国共正在进行和谈,在这种形势下,下一步该怎么办?特别是对通化的国民党势力究竟如何对待?是摆在八支队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因为与中共胶东区党委没有通讯来往,想派人前去,正常交通又已中断,因而不能及时得到上级指示精神,八支队一时无法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向。一筹莫展之际,忽然听说晋察冀军区冀热辽军区部队已经开进沈阳,八支队遂研究决定,派李剑云为代表,前往沈阳进行联络。一方面听取上级党关于抗战后形势和任务的指示,另一方面请求派一些到通化帮助八支队加强部队建设,以便进一步开展工作。

关键时刻,李剑云再次临危受命,于9月中旬只身前往沈阳,找到了驻在凯宁饭店(后为沈阳市委宿舍)的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部,向军分区领导汇报了通化地下党发动武装起义前后的情况,并提出上述两项要求。3天后,第十六军分区领导答复李剑云说:“军分区决定派蒋亚泉去通化担任专员公署的专员,同时带去十几名干部。关于形势、任务及如何处理与国民党党部的关系问题,都由蒋亚泉同志和你们谈,你们要服从他的领导。”

9月20日,蒋亚泉率领一个排及7名随行干部,在李剑云的陪同下,乘专列抵达通化,受到八支队官兵及通化各界人士4500多人的欢迎。9月26日,我党领导的冀热辽行署辽吉办事处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正式成立,通化就此结束多权鼎立的政治局面。

然而此后,专员公署主要领导却在一些问题上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李剑云与罗衡、姚黎明等因坚持不同意见而用党的组织关系没有确定的名义遭排挤,任命了一些伪政府与国民党人员。不久,这些错误终于导致了一次重大损失:10月8日夜,伪警察出身的警卫连长何学福叛变,并将派往辑安接收的姚黎明、李鹏飞等我党干部战士34人扣押。在通化的罗衡和李剑云立即将叛徒的亲属扣押作为人质,同何学福换人。在强大的压力下,何学福放回了32名干部战士,但仍扣押姚黎明、李鹏飞二人

11月上旬,由安东一带登陆的我山东军区招远独立团一部200余人,在刘东元(即刘西元)政委的率领下进军通化,受到通化各界及军民的热烈欢迎。第二天,我通化军分区宣布成立,刘东元任司令员。与此同时,受中共胶东区党委委托,刘东元与辽东特别支部及通化分支部正式接上关系,并听取了罗衡关于通化地下党工作的全面汇报。随后,通化起义部队被改编为通化军分区一、二、三团(该部队就是后来的杨靖宇支队和李红光支队一部前身)。

11月中旬,通化周围几个县的国民党特务,勾结伪满残余力量从三面进攻通化。在刘东元司令员的指挥下,我军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此战,被任命为通化市公安局长的李剑云率领公安队担任通化城里及附近江边一带的防守反击任务。12月初,我军向辑安叛军发起进攻,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叛军不得不将姚黎明和李鹏飞放。随后,我军再次收复了辑安。至此,通化地区的敌伪势力被彻底摧毁,整个通化政权终于掌握在了我党手中。

此后,李剑云在通化公安局长的岗位上又参与领导了通化“二三暴乱”的平定斗争,不久之后被调到军分区司令部工作。建国后,他先后在沈阳市公安局、沈阳冶炼厂工作,后历任沈阳市大东区区长,沈阳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沈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于2003年3月2日因病在沈阳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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