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参军以前,解放战争时期,正好是我读初中的三年,生活在这个长江边的城市里,它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解放前,安庆是个不大不小的城市,抗日战争以前,它曾是安徽省的省会所在地。城南紧靠长江,有不少的码头,在那个交通运输不发达的年代,长江水运是得天独厚的,优越的地理条件成就了安庆,成为军事上的一个重镇,历史记载着不少有名的战斗。也使它在接受先进文化上有“近水楼台”之便,在近代历史上,出过一些名人(如我党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
我印象中的安庆城,不是完全的,但十分鲜明,那时的她在我眼中是个大城市,比抗日战争时在皖北住过的阜阳、临泉县城要大得多。她有宽敞的柏油路面的吴越街,有虽是沙石路面可又长又直的孝肃路有热闹繁华、汇集名特商品的倒爬狮子、四牌楼;北门外的大学,龙门坎的中学;城外的菱湖公园,临江而立庄严雄伟的迎江寺和高耸入云的振风塔;四围的城墙更是巍峨厚实曾经读过一年书的教会办的崇文中学的教堂,是那么的又宽又高;安庆初中的操场,也是那么广阔;百姓常吃的“侉饼”,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叫卖的牛肉脯、馄饨和汤面,还有肖家桥的酥饼,在当时一年能吃一两次的江毛的饺子和迎江寺的素食等独具徽味的小吃,它那喷鼻的香味,常让我在梦中醒来时,嘴角上还流着口水。记忆中的安庆是那么的美好。那时我虽没有去过其他城市,可这不是“孤陋寡闻”,而是它的特色诱人。1999年,当我离开安庆0年后,重返故地,感受虽不相同,我还是专门去品味,去寻找那在梦中的享受。
我出生在安庆城里的孝肃路58号自家的宅子里(据表哥杨事高的回忆,是祖父张耀宣又名张国华建盖的)。生日是农历的甲戌年正月二十九日,生肖属狗,查对万年历书是公历1934年3月14日。抗日战争爆发后,在1938年,逃日本鬼子的反”(在我们家乡把逃避战争灾难叫做逃反)离开安庆,去皖北投奔在那里做事的爹爹(祖父),我在皖北阜阳、临泉等地,度过了抗日战争时期直到抗战胜利。1946年的初夏,才回到安庆,3年后安庆解放,我参军离家,这一去就是50年。
孝肃路的老宅,在抗日战争后又从日本人手中收回,除了家住,我自家办的《新皖铎报》社也设在这里。社长是姑父杨孝农,祖父张耀宣是总编,小哥(表哥)杨事高(参军后改名杨思高)是编辑兼记者,报社一直办到解放后停刊。整个房子的面积因为老人们已去世,谁也说不清楚了。解放后,不知道是哪年,在城市建设中老宅已被拆除,我只能凭记忆作个大概的描述,留下点回忆。
孝肃路的老宅整幢前后都是砖墙瓦顶,按现在的说法是属砖木结构。临街是两层的楼房,房子的径深约有810米,一层中间是通道,左右两间隔成一大一小的两间;左边的大间小哥和韩黛枫结婚后,就住这间;小的一间是编辑部,小哥就在那间上班。右边的大间,留作对外办营业用,记得在1947年还是1948年有段时间,报社停刊,这一间曾开过寄售店,里面小的一间堆些报社的物资之类的东西。一、二幢之间,是个小院子,左边是楼梯,楼上比楼下多个一米多的走道,中间是个客厅,左右两大间也是隔为临街的小、里面大的两间,左边的两间曾住过老奶奶,后她去蚌埠,就只有我妈、才姐、享弟住;右边的两间是好奶奶、三姑和美姐住,美姐后去蚌埠成亲;中间客厅后又隔出一大间,是三姑父和二娘(张婉如)住;右边大间窗外的走道,封闭后又是一小间我在这一直住到解放。穿过小院到了二幢是三间瓦平房,左边一间是爹爹的书房兼卧室,窗前还有1-2米宽的空地,另外两间没有隔墙,既做堂屋又做饭厅。逢年过节时,经过一番布置,挂上祖宗像,竖起牌位,摆好香案,成为名副其实的堂屋。小哥的结婚典礼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平时只做饭厅使用,有时我们还把饭桌拼在一起,打打乒乓球。第二幢和第三幢两边由耳房与第三幢相连,中间有个小井,左耳房是间客房,经常是报社的人住,右耳房是厨房,是我妈经常出入的地方;正三间左边是排字房,中间是印报机,右边是收电讯文稿和校对上班用;再右侧还有一个巷道,通到后面一块空地,空地左边的尽头是厕所。在当时、当地有这样的房产也算是名副其实的中等人家了。
1999月我和慧文回到阔别50年的安庆。这次故地重游还有个插曲。我们先到准南,邀小享一起去安庆因为他小时候在安庆读书,以后一直在安徽做工作,是人熟地熟,他也满口答应,也租好了汽车。第二天一早,他说昨夜心脏病又犯了,一夜未睡,现在是浑身无力,不能去了,让我们俩去找他的一个好朋友,由他接待。事已如此,只好我们自己走。我自信曾经到过一些地方,也算见过一些世面的,没有小亨同去,也不会有问题。谁知驾驶员没有到过安庆,进城后转了半个多小时,好不容易找到杨基民(易享的好友)家的路口,这时有一男人,披着一头长发,来堵我们的车,当时误认为是个神经病人,不理睬他,当我们按门牌到了他家时他自报姓名,原来他就是杨基民。此人对我们十分热情,让我们感受到“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在他的陪同下,我们去了母校安庆一中、崇文中学,南门清真寺,迎江寺,逛了四牌楼、倒爬狮子、吴越街、孝肃路等,专门去了百年清真老店马XX吃饭,我还专门去江万春(江毛)店吃了顿饺子。有一天下午,杨基民请我们在迎江寺素菜斋吃饭,我兴致勃勃地登上振风塔的顶层,从窗口远眺大江上下,天水一色,浪起浪涌、滚滚不尽的长江东去水,时光流逝,岁月匆匆,弹指50年,“庙塔皆依旧,江水不断流,故人别离去,独自空悠悠。”就是怀旧也无人能搭上话,此时心情很难用语言来表达。当天晚上,慧文感冒发烧,次日(22日)乘火车抵蚌。临走前,专门去买了清真酥糖,带回云南。
2006年9月,与易亨约好在合肥姐姐处相遇,然后一同去安庆。16日下午2:55乘火车离合肥,第一次在合肥乘火车,原来设想合肥是省城,火车站一定可以,谁知道一看,当时车站的规模还没有玉溪火车站大。在路上我回想起1999年回安庆的情况,这次是易亨亲自陪同了。晚7时到安庆,又是杨基民来接,易享这个朋友真不错。晚住中宜酒店(安庆又称宜城)9月17日上午,先去看望韩黛枫姐,她已79岁,身体还可以,容貌是今非昔比了,不仅是人老珠黄,整个是一个老太婆。我们又一起去看望锡娥姐,可惜她去世80多天了,姐夫杨林生大哥(78岁)正在住院,医洽眼睛的白内障,当我们到医院去看望时,他说锡娥姐在疠重时还在说:“我能坚持,小元10月份要回来了。”说到此处,泪珠从他那另外一只没有被纱布蒙住的眼睛里滑落,我无法言表只有在心中深感遗憾。我们俩从中宜酒店出来,有意沿着孝肃路走一趟,只能找到位置,同样不见老房子的踪影。随后又去了圣保罗学校、崇文中学,前者点痕迹都没有了,后者同199年的情况差不多,但天主教堂原来传教士的住房只有房顶和砖墙还在,门窗已破烂不堪。
下午,杨基民我们3人一起去看新的安庆长江大桥,现在科技发达,今非昔比,在长江上有了数以十计的大桥,人们的好奇心也大大减弱了。想起当年(1974年)第一次看到南京长江大桥时,是那么的激动和兴奋,把它当作国家富强的象征。回来时,谈好了租一辆车,第二天去望江天柱山。晚饭是在另一家马兴义清真食馆用餐。晚9时,杨基民来电说他夫人发烧,要陪她去打吊针,第二天去望江天柱山一事只好作罢。
9月18日,易亨提出去看望一位画家韦远柏。找了半天才找到他家。没有想到,一个在安徽小有名气的画家只是住在一套两室一厅一厨一卫的单元房里,总面积不会超过60平方米。见面一攀谈,他知道我们家,他曾当过姐姐的老师,对她的印象蛮好。原来他答应给易享一幅画,结果是我也沾光得了一幅。可惜的是我离开蚌埠时,把画忘记在锡玳那里了。下午,我们又去找到我的老同学朱慈春,他在退休前长期担任市城建局长职务,直到休息,现在还是住在周围环境比较差的单元房的五楼,是当年县处级的标准,他的儿子、儿媳都在美国工作,可见他为人是清廉的,十分难得。老同学见面自然互相询问别后的情况和其他同学的情况,总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晚上,朱慈春夫妇和蔡伯儒来宾馆再次相聚。相离后各在一方,再次见面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9月19日一早,7时起床就直奔火车站,安庆站同我们1999年由此乘火车去蚌埠时的情况,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外面的广场平整一些。8时准时发车,当吃着自带的肖家桥油酥饼时,才发现还是那么的好吃,后悔没有多买几个,也好给我留下一个念头,不知还能不能再有机会吃上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