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的学习使我在政治上受到启蒙教育,时间是5个月(1949年5月—10月16日离开南京)。进军西南胜利到达云南昆明,也恰好是5个月(1950年3月中旬)。进军的这150多天,在个人的一生中是非常短暂的瞬间,可是它使我进入社会,学会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学会在今后工作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为我以后的工作打下一个难得的基础。这短暂的150天给我留下许许多多的、难忘的回忆,有趣闻轶事、有难忘友谊、有影响以后的人生启示等等。从南京出发,一直到云南,被称为是“八千里路云和月”,其艰苦程度,虽然不能同野战部队相比,但也是经了风雨,见了世面。步行3000多里,经历过顶风冒雨一天一百二三十里的长途行军,着棉被还冷得浑身哆嗦的夜间站岗,有时白水煮萝卜就是难得的美味佳肴,干过提前出发、急行军的打前站和肩扛双枪或两个背包最后宿营的收容队,严格要求的群众纪律,以及几次土匪的枪声从头上划过和面对在湘西榆树湾途中被杀害的战友等等。我在这难得的考验和锻炼过程里,除了在开始时脚打过泡,在整个行程中没有生过病,连小的感冒都没有,真是个幸运儿。
（一）“闷罐车”中的行军。
从南京浦口出发,直到武汉,7天的行程都是在“闷罐货车”中度过的。这种货车,只有在车箱的中间有门,没有窗户,装上货物后,车门一关就成为全封闭的,一般情况下,不怕刮风下雨,所以,被人们称为“闷罐车”。其他人可能乘过火车长途旅行,我除了参军后,从芜湖到南京乘过一次火车,这种长途的,是第一次,感到十分兴奋,火车在铁轨上磨擦时有节奏的声响,
就是难得一听的乐曲,车身的摇摆或颠动都感到是那么的舒服。为了行车中的安全,货车只能开一小缝隙,还由排长把守着。开始时,还集体唱两首歌,然后是自由安排,多数人都坐在自己的背包上,有的聊天,有的看书,有的在写日记,有的站起来活动下身体,有的开始打瞌睡了。慢慢地人们感受到“闷罐车的厉害,空气不流通、闷燥、活动空间太少,坐不稳、站不住,连伸腿都困难。可是没有一个人发牢骚。这点困难才是进军西南的开始。但大家还是最希望能够停靠一个大站,这时,整个列车会发出统一的号令,大家可以下车,解决洗漱、饮水和解手等问题。哪怕是能跳下来站一会儿透透气,也是好事。很快哨声一响,赶快集合,以班为单位,点名报数,迅速登车。夜晚大家是和衣而眠。开始是有序地靠在背包上,随着车轮的滚动,进入熟睡的人们,就无法控制自己,你压着我,我压着他,有时腿会压在别人的头上,真是横七竖八,当你被压得难受时,就会用力推开,翻身又睡了。白天感到闷燥的车箱,到夜里,在秋季在中原大地上急驶的车箱,又让人感到凉冷,这时相互的拥挤,反而感到温暖。就这样在时而闷燥、时而凉冷、拥挤推压中,到了武汉,完成了走向大西南的第一程。这是我第一次长途乘火车,也是人生中唯一的这么一次乘坐“闷罐车”穿越苏、皖、豫、鄂4省,后来,我们把它叫做“革命车”。终生难忘!
（二）壮观的雨中行
程潜、陈明仁的起义,湖南得以和平解放。他们以湖南人民的名义慰问路过湖南进军西南的部队,我记得每人发一把雨伞,一双胶鞋和几百元人民币(我用它买了一个电筒,剩余的就被我买零嘴吃)。秋末冬初在湘、贵两省常有阴雨天气,这把桐油纸雨伞,使我们免受雨淋之苦,有时巧遇其他部队,冒雨行军被淋成落汤鸡时,这才懂得小小纸伞真是“功德无量”。现在一些公园时兴用雨伞装饰节日气氛,每见此景,让人想到行军路上,若是雨天沿着公路边,两行流动着的、参差不齐的红色雨伞,与天地间的景物,浑然天成所形成的自然景象,其壮观程度是现代人为的景象无法相比较的。
（三）鞋子的故事。
从南京出发时,每人发两双新胶鞋,在长沙又是一双慰问鞋,大家都觉得太多了穿不烂,增加负担。那时,每人要背棉被、棉衣和其他衣服,一条装有7斤大米的米袋,一个挂包,每班还有几支步枪要轮流扛,步行军开始,谁都想少背点东西。人常常是主观想象与客观实际不相符,那时的胶鞋质量也差点,加上一天行程少则六七十里,多则上百里,还没有到贵阳就开始出现鞋子危机,不少人的四双鞋都被磨通了,好一点的也只剩一双磨得快要通了,到这时才后悔当初没有多背上一双鞋。到了贵阳,因为进军的人员太多,没有发新鞋。可是,每人发了一双用汽车轮胎外皮做的“草鞋”,这种鞋不知道是谁发明的,用它套在胶鞋的底下,并不影响走路,既避免了穿草鞋磨脚之苦,又保护了胶鞋不被继续磨穿,一举两得,它十分耐磨,帮我们度过难关,坚持走到云南。
（四）搪瓷面盆和搪瓷口缸
这两件用品,在行军过程中,是方便吃用不可缺少的物品。行军开始后,每人发搪瓷碗一个,还配上布套,可以穿在皮带上。每班发搪瓷面盆一个,一般情况下是由副班长背着,吃饭时是菜盆,不论有几个菜,都装在一起,一班人围在四周,几分钟内就狼吞虎咽地一扫而光;晚上到达宿营地,它就成为脚盆。在使用时还要十分爱护,谁要不小心磕碰着它,那是要在生活会上作自我批评的。我没有要发给的碗,是用从家里带来的一个搪瓷缸,当时要求只能带一件,因为它是我妈给的,又是个新的,有些舍不得。谁知它在以后的行军中帮了我的大忙。我们的行军,与战斗部队相比,是相对稳定的。每天早、晚两餐是吃热饭。中午饭是自带的冷饭。早餐后个人装满一碗饭菜,中午大休息时,各人吃自带的“午餐”,有条件时以连队为单位供应开水,否则,只好是冷水就冷饭了。当时,每天行军一般都在60里以上,早、晚两餐多是两头黑,自带午餐时,都想多装一点,以免走到下午时又累又饥,影响行军。那时我正是长身体的年龄,非常能吃。这时,我的口缸发挥了作用,它比发的碗大,自然装得多,“午餐”就比别人多吃一些,这是我当初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这个口缸一直用到新平后才淘汰。行军中的吃饭主要由炊事班来保证他们实在辛苦,每天要提前起床,做好早饭,保证大部队按时吃饭,按时出发,大部队出发后,他们要收拾好锅灶,追上部队,赶到途中大休息的地点烧好开水,又再次赶到宿营地,为部队煮好晚饭,烧好洗脚水。他们起早贪黑,路上还要快跑,是最辛苦的,现在回想起来还令人敬佩不已!没有他们任劳任怨、不怕困难、不畏艰辛的服务,大部队行军任务就不可能胜利地完成。当时炊事班的同志年龄都比较大,行军途中又是各忙各的,虽然我们经常轮流去帮厨,可惜没有记住一个同志的姓名,如今只有形象留在记忆中。
（五）流血的榆树湾
榆树湾,可能是属芷江管辖,地处湘西,是有名的“匪区”。那天,也是太巧了,我被安排打前站。凡是打前站的都是提前吃饭,提前出发。带队的是团部的管理员,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辆自行车,背着一支加拿大的冲锋枪,因此枪的弹夹是横插的,不好背,他干脆把它捆在自行车的后衣架上。只见他沿着公路,骑出一段路,停下来等等我们。我在家时就学会骑自行车,此时看见他骑车驰骋,羡慕得心痒、腿痒。中午过后,大家都有些疲倦,可是行军已成为每天的任务,就像以后天天上班一样机械地不停地迈动着双脚,边走边聊。突然,在不远的公路前方,响起了急骤地枪声,吓得我们一愣,只见前面不远处,一些身着便服的人拼命地、快速地向一座小山上跑去,后面是身着草绿色军服的四野部队在边追击、边射击。这时管理员忙着停下车来,装上弹夹,把自行车丢在一边,提着枪蹲在路边,我们也学他一样持枪蹲下。稍后,枪声平息了,我们继续前进,走了不到半里路,路边有一间敞开的小房,有两名四野派来的警卫连的战士持枪站在门前,房内有一人睡在地上,小腹部上有一处不小的刀口,冒出一团肠子,身上和地上有不少鲜红的还未完全凝固的血液。一打听才知道是我们西南服务团的炊事员被土匪杀害,他们为了赶路,走到警卫连的前面,遇到土匪被害。接着就是前面提到的追击一幕。之后,团部管理员是枪挎在胸前,推车前进。到了榆树湾后,打前站的一律不得个人行动,外出必须两人以上,驻地岗哨也放了双岗。以后的两天,部队进驻芷江城,对夜间站岗和外出的规定,都和榆树湾时一样。短暂的几天,让我们尝试到湘西土匪的凶残。
（六）关索岭丢枪
滇黔公路蜿蜒在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之间,建国以前的省际公路,绝大多数是沙石土路,又窄又弯。那天,我们走过有名的24道弯,到关索岭宿营,我们二班住在一个楼上。当夜,倪鸿同志(我们一起从安庆参军的安徽老乡,现在楚雄州离休)站岗回来,就熟睡了。恰好那天他睡在靠近门口地铺边上,第二天一大早起床后,发现步枪不见了。班长赶快向连、排长报告,大家把背包打好,打扫好环境卫生,指导员和排长来了,在我们班挑了三个人(我是其中之一),共有五六人,在一位操当地口音人的带领下,穿过一条狭窄的铺着石板的街道,到了一家门前,那位就喊开门,里面无人应答,但听到有人走动,指导员要我们把门推开。几个人一齐用力,门被打开,提着枪冲进去,只见他家后门洞开,赶到后门一看,远处的山脚下,有一人提着一支步枪,拼命地向山上跑去。要追上是不可能了,大家只好返回,随即接到命令要我们继续出发,此事交地方政府处理。
（七）普安休整
1950年1月11日我们到了贵州的普安县,小小县城滇黔公路穿城而过,是必经之道,因贵州整体的贫困,市景十分萧条,临街面的房屋,也显得破旧矮小,好在我们一路上看过不少这样的县城,也习惯了。我们好像住在一所学校里。接着接到的命令是就地休整,学习《共同纲领》等政策文件,总结行军。搞得我们是一头雾水,云南卢汉已起义了,很快就要到云南了,却让我们停下来学习、休整。想归想,还是要执行命令。在普安期间,还有一项任务是同当地群众联欢。我们绝大多数同志,第一次接触少数民族同胞。几次联欢会,都有苗族兄弟表演的葫芦笙,他们每人舞弄着一个约二尺长的芦笙,边吹边跳,还做一些翻滚的动作,不论身体如何跳动芦笙乐声始终不断,可见功夫之深,令人佩服,又激动不已,很想跳入场内和他们同乐。
因为已进入民族地区,在学习时就突出了对有关执行民族政策的学习和教育。从为什么要反对大汉主义到要尊重民族的风俗习惯,从阶级斗争讲到民族关系,记不得是哪位来讲课,讲得具体生动、有趣这一路上的学习和灌输,使我这个从未接触过什么叫民族工作的毛头小伙,受到启蒙教育,直到今日,还记得讲课时的一个例子:在苗族地区,你在野外解大便时,不能随便到田里去解,因为只有他家的女婿,才可以到他家田里解大便,其他人去解,他认为是侮辱了他,就会对你不客气。真正地接触到兄弟民族,也是在普安县休整期间。因为县城实在太小了,当时除我们有上千人住在县城附近,还看到有国民党起义部队也驻扎在那里等待整编。大概在将近10天左右时,我们没有菜吃了。团部组织以营为单位(我们是以连为一个伙食单位每连抽出几个同志一起去农村买菜,我有幸是其中之。那天一早吃饭,带上干粮就出发。出城后就上了山间小路,沿途是青山绿水,几个月来,我们每天都是沿着公路行军,见到此番风光,真是心旷神怡,情绪高涨。大家说说笑笑,大约走了两个多小时,到了一个苗族村寨,老乡们非常热情,把我们让进屋内,烧了开水,让我们吃干粮。营部管理员和连队的事务长们用银元买了不少的萝卜和少量的青菜,我们每人背着三四十斤,又赶回县城。短暂的接触留下深刻的印象。普安县休整在民族问题上的感受,为以后在新平县民族地区工作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在普安休整期,我们八连还有一件事出了名,就是每人每天定量15斤大米不够吃。一个月是45斤了!其他连都够吃,问题出在哪里?团部和营部管理员都深入我连同吃了几天,结论是这些小伙子是真的能吃。当然,这是事后才知道的。我们连是平均年龄最小的,在20岁左右。当时的条件,除了大米有保证,经常每餐是水煮萝卜,有点菜油就不错了。离开普安后,不几天,就走出贵州进入云南。贵州的穷困使我难以忘却。除了县城,沿着公路看到的多是用石头盖的矮小房屋(石片做瓦,石块做墙),我们进入黔西,正是1月份,是最冷的季节,当时的老百姓衣着单薄,很少见到有人穿棉衣,在屋内围着一个煤火塘取暖(贵州的煤多)。我们这些外地人,对那刺鼻的煤味真是受不了。有人说有的一家人只有一条像样的裤子,我开始还有些不信。有一次打前站,上路早,又是阴天,雾蒙蒙的,在行进中,等发现迎面有人时,已离得很近,我们发问时,有人还拉动枪栓,只见约有四五人吓得赶快蹲在路边用手电一照,有几个人身背背篓萎缩地挤在一堆,身上披挂着象麻布样的东西,下身没有裤子,管理员说是老百姓,叫我们快走。
（八）顺口唱歌差点挨批
时间和地点都记不清了,大约是到了贵阳,赶上1950年的新年,团里安排大家去洗个热水澡。这是难得的机会,从长沙出发后,就没有洗过澡了。那时的浴池是一个大水池,大家泡在一起,如果让现在的年青人去洗,他们都会说太脏了。可在当时,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少有的照顾和享受。多少天的疲劳,在热水中一泡,就全部消失,马上精神焕发,舒服极了。在痛快之中,我忘乎所以,不知不觉的信口把在家时爹爹在给我讲《苏武牧羊故事时为了好记教我们唱过的相关的歌给唱出来了。我在舒服之余,下意识的放声唱出“白发娘望儿归,红颜守空闱”的歌词。这时王是求组长听见,马上把我叫住,不让我再唱下去。出来后,他对我说:幸好在澡塘里的都是我们排的学员,排长也不在,要不然你乱唱这首歌,会说你思想有问题的,生活会上又要挨批了。我听后也感到在离乡别亲的进军途中,唱什么“白发娘…确实是不合时宜,如果是在以后的“文革”时,非批你个“动摇军心”扣上“特嫌”的帽子不可。可是,我并没有接受“祸从口出”的教训,在以后的工作中,被抓“辫子”的事是常有的,知我的领导,就说我是“大皮拉垮”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