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向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投降书上签了字。抗日战争胜利的特大新闻传来，驻防在大店周围的党政军民兴奋得整夜不眠，锣鼓敲起来，鞭炮燃起来，我们把脸盆当锣，水桶当鼓，与男女老少一起拥上街头，跳着、唱着。在天大胜利到来的时候，山东分局、滨海军区党委进行了大的战略部署：乘苏联红军占领满州、秩序尚末明确之际，派部队迅速进入满州，肃清残敌，发展和建立党的组织和地方政权，造成我在东北的有利条件。北海地委首先派出一只武装小分队，乘船到旅顺，在苏联红军的协助下，以东北义勇军的名义开展工作。出兵渡海去东北的计划正在行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电罗荣桓、黎玉：为利用目前国民党及军队还没到达东北的时机，迅速发展我之力量，争取我在东北巩固地位。中央军委决定：从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两万至三万人经海道进入东北，并派肖华统一指挥。接着中共中央发出《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规定我党我军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主要任务是打击和阻止国民党北进，继续消灭日伪军，完全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发展和控制东北，并决定派彭真、陈云等同志急赴东北统一领导，．派罗荣桓指挥山东主力部队6万人、黄克诚指挥新四军3万人及其他地区部队共10万大军，从海、陆两路不失时机地急驶东北。电报来到山东后，政治部主任肖华首先带领司政后三部的一批干部从龙口、威海乘船去辽东，胶东军区也选派干部一同前往。后来罗荣桓司令也带领指挥机关由烟台渡海。在这次战略大转移的整体行动中，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旅团再次远征了；滨海军区后勤部一分为二：政委彭显仑留在山东，主任曹思明挑选了一批骨干打前站，肩负动员民船出海、登陆和建立新防区的后勤保障工作。
在大批干部调往东北的同时，我也接到了调令：离开后勤部到军区教导团任特派员。我把工作向新派去的同志作了移交，于十月初到大店以北的官路村报到。
教导团共三个营，担负着三项任务：第一营四个连，是原特务团去东北留下的主力营，负责滨海首脑机关的警卫；第二营专门负责教育、安置反正伪军官的工作。第三营是教导营，专门训练班排连营级干部。日本投降以前，青州伪军头目王道、诸城的张希贤、莒县的莫正民先后率部投降八路军，在其原建制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独立一旅、二旅和独立团。我主力部队开往东北后，对上述三个旅、团进行整编，把地方武装的营连成建制地补充进去，派进一批干部担任团、营、连长或政委、指导员，把原来的军官大部替换下来，集中来教导团受训。这批人的情况相当复杂，有的是老行伍，军阀时代的大兵、国民党军队的小军官、汉奸队的队长；有的是当过土匪，个别的有罪恶；还有的是伪军头目的裙带关系，都是有权有势的人物。
教导团团长姚世峰是红军干部，政委铁瑛是“七七事变”前的学生党员，他们都在抗大担任过队长、指导员，政治处主任夏琦是一位知识分子，对领导管理军校有一定的经验。他们分别来二营讲课，军区政委唐亮给全体人员作报告。团领导指定我和组织股长李世同、赵参谋组成工作小组住进营部，与营里的领导配合，对三百名军官开展了细致的调查研究。用了四十天的时间，初步搞清了这批人的基本情况和思想倾向。我们区别对待，确定初步处理意见：一是任过团、营军衔、伍龄较长、年龄较大，正统、特权思想比较浓厚且有妻妾的；二是担任过参谋、副官等职务又是旅长、司令亲信且有实权的；三是虽然任过领导但年令较轻、文化水平较高的并有正义感的；四是任过连排长的下层军官又分为两种：对于年令大、文化低的兵痞们划在一起；对于“七七事变”前是青年学生，因形势所迫先是杂牌军后跟头目投降日军的划作一种。对这些人与团长、政委共同研究提出了处理意见，一、二种的甲种情况，本人愿意回家的发给安家费；对不愿回家的介绍给当地民主政府，安排在商业和建筑行业工作。三类和四类中的后一种人，动员他们留在八路军，其中不愿回原部队的转到二营，继续参加训练。经过四个多月的紧张工作顺利完成了任务，我又回到团部，正巧是1946年元旦，我参加了行政科举办会餐（每桌四盆大菜、白面馒头），团首长和我们一起共贺新年。
重庆谈判后，中共中央及时告诫全党，不要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山东分局制定了整军练兵的行动计划：首先作好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准备，又要作好国共合作、统一整编军队的准备。为此山东军区要求副排长以上干部都要评定军衔，而且要抓紧完成。团政治处领回表格，请来了摄影师。我们采取年终鉴定的方式，由小组评议，领导提议，分级报批。政治处组、宣股长和我都定为大尉，只有一人评为少校。报到军区还未来得及批准，蒋介石就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上推翻了“停战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评定军衔一事也自然夭折了，这成为我战斗生活中的一段插曲。
在日军缴械受降的同时，伪军摇身一变成了国军。我山东军区的主力部队分头出击，临朐、沂水、蒙阴、诸城等许多县城相继解放，鲁中、鲁南、滨海三区已基本连成一片，通邮、通商的社会秩序逐步恢复。我把一封家信寄回了家，贺新年，庆和平，还提出了解除婚约的想法。刚过完新年，父亲和邻居用独轮车推着八年没见面、日夜想念的母亲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母亲远道而来使我先喜后忧，喜的是在离家数百里之外和亲人团圆，忧的是三位老人来的目的是要我回家成亲或者把女方送到部队成亲。这两条我都不能同意，但又一下子说服不了老人。于是我求助于夏琦主任和他的夫人朱浣（团机关的政治协理员）。我如实谈了入伍前所谓“定婚经过”。还是我上高小时，邻居谭其纲作媒欲将妻侄女嫁给我，当时父母没有答应。1938年春天，日本侵略军占领县城，凡是有姑娘的都急于出嫁。我那年刚满15岁，谭其纲再次当媒人，我父母当即答应下来，而且送彩礼互换了红帖子。我参加八路军后，结婚的事搁置下来。抗战胜利，时局稳定，女方已经25岁了，急于出嫁理所当然。夏主任夫妇出面作工作，说服了媒人和父母，回去向女方说明道理解除婚约，帮了我的大忙。第三天我领出30斤粮票、两双布鞋送给亲人，算作组织上对军属的照顾。从此放下了多年的心事，轻装上阵，投入了解放战争的新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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