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甫传(三)为了建设新中国/刘公植整理

看山水 发表于2020-04-28 23:04:47

    当解放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去的时候,李文甫即离开山东来到河南洛阳,开始了建设新中国的新征程。历任洛阳市委书记,郑州市委副书记兼市总工会主席,中南局城市工作部基建处长、秘书长,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巡视员、工业工作部重工业处长,本溪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市总工会主席等职,为了建设新中国,他呕心沥血,勤奋工作,成绩卓著,深受人民群众的尊敬与爱戴!

    在洛阳

    1948年4月初,正在冀鲁豫区党委学习的李文甫接到通知,立即奔赴河南,准备接收刚刚解放的洛阳。在洛阳第二次解放后的第4天,李文甫即来到洛阳,先任中共洛阳市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市委成立后又任市委书记。

    当时,刚刚收到毛主席《再克洛阳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其中明确提出城市工作的9项政策,为城市接收工作指明了方向。在过去1 0多年的时间里,李文甫虽有不少地方政权建设的经验,但还缺乏城市工作经验。面对洛阳这样刚解放的较大城市,李文甫感到工作压力很大。他处处小心谨慎,注重调查研究,有了什么事情就找同志们共同商量,他在会上提出“摸着石头过河,宜稳不宜急,以免犯错误”的工作原则,得到了同志们的赞同。他特别注意和市长杨少桥同志团结共事,两人配合得相当默契,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

    刚解放的洛阳,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其中最突出的两个问题是粮食和煤炭供应不足。少数奸商有货不卖,囤积居奇,引起物价上涨。有同志主张抄了这帮家伙的家,把他们的货物拿到市场上去卖。李文甫坚决制止。他说,“毛主席在电报中说得很清楚,对于官僚资本可以没收,对于小官僚和地主所办的工商业则不在没收之列,一切民族资产阶级所经营的企业严禁侵犯。如果抄了他们的企业,就违反了毛主席制订的工作原则。如果引起民族资本家的恐慌,会给我们的城市工作带来麻烦。粮食和煤炭问题应另想办法。”

    后来,经过多方努力,晋冀鲁豫中央局从老解放区向洛阳调了一批粮食,由三纵队派两个营的兵力押送来到洛阳。煤炭问题由山西阳城给予支持。运煤途中,多次遭到土匪抢劫,牺牲了好几个无名战士。

    在日常工作中,李文甫同志既坚持原则,又顾全大局,他的党性修养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一致赞扬。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在他任市委书记期间,中原中央局领导找他谈话说,打算抽调某同志随军留下,准备接收武汉市。“为了使他有一点城市工作经验,准备让他担任市委书记,你任副书记。”李文甫爽快地答应了,“好,服从组织安排,我也趁机会好好向这位同志学习。”后来,这位同志随军南下了,李文甫继续担任市委书记。

    另一个例子是,有一段时间,领导成员之间发生了一些分岐。有同志批评市委不反霸,不没收资本家财产,是犯了右倾错误。双方争执不下。因为事关重大,李文甫无奈,只得向中原中央局领导反映。中原中央局某领导听了汇报后说:“毛主席的电报讲的那么清楚,还用中原局表态吗?你坚持的对,农村的土改模式不适用于城市工作。”有了中原局领导的支持,李文甫和市长杨少桥一起,耐心向提意见的同志作解释,向同志们讲形势,讲政策,使大家在正确的原则下团结工作,不计较个人的是非和恩怨。

    李文甫工作很讲实际,不摆花架子。为了尽快恢复发展生产,市里抓了3件事。一是组织修通洛阳至黑石关的铁路,用4辆汽车的发动机组装成一个轻便火车头。铁路通车了,解决了许多问题。二是举办职工学校,吸收闲散市民和失业工人参加学习,为恢复发展生产做准备,也准备为新解放的城市输送干部工人。三是拉洋车的工人失业,对党的政策有意见。李文甫知道后,便和杨少桥市长一起带上机关干部,分乘几辆洋车在市内兜了一圈,现身说法,共产党干部也可以坐洋车。这件事虽小,却轰动了洛阳全市。有同志想不通,说这样做不妥当。李文甫说:“民以食为天,先让拉洋车的工人有活干,有饭吃,其他问题以后再讨论。”

    李文甫的工作很认真,对下级干部交待工作总是既讲明原则,又交待具体方法;发现问题了,总是耐心地给予批评指导。《新洛阳报》和民众教育馆。是市委的两个重要宣传教育阵地。李文甫对这两个单位关心最多,这两个单位的同志对李文甫的扎实作风也感受最深。在李文甫的带动下,每逢星期日上午,市领导都轮流去民众教育馆演讲。讲国内外斗争形势,讲党的方针政策,讲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联系实际,生动具体。而且,先演节目再开讲,形式活泼多样,很受市民群众的欢迎,每次都座无虚席。李文甫讲话风趣,到民众教育馆演讲最多,也最受群众欢迎。

    李文甫生活俭朴,平易近人。平日,他总是穿一身旧军装,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的生活作风。当时,虽然解放了,但敌持活动仍很猖獗,社会还不安定。李文甫和其他干部一样,每人一长一短两支枪,白天带短枪,夜里睡觉头枕长枪,随时准备战斗,生活相当艰苦。然而,李文甫却很满足。一有空闲,就哼哼歌曲,或者哼哼山东梆子,民间小调,活泼乐观,积极向上,同志们都喜欢和他在一起。

    1948年9月30日,李文甫在一次会议上作了《洛阳市委5个月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报告第一部分总结了5个月来的工作,第二部分分析了洛阳的特点及各阶层人民的动态和要求,第三部分提出了今后工作方针和具体任务。报告指出,“通过5个月来的艰苦工作,工商业恢复阶段大体结束,今后的中心问题是有计划地进行建设。”洛阳恢复得这么快,出乎人们的预料,洛阳市委的工作受到上级党委的表扬。1949年2月,周xx调离洛阳市委书记,李文甫恢复市委书记职务。

    1948年9月一10月,豫西区党委在鲁山召开整党会议。区党委书记找到李文甫说:“你们给区党委的报告文字太长了,我不看。你把字数压缩到3000字以下,再送给我。”李文甫觉得领导批评得有道理,便利用休息时间,把报告修改压缩后重新送了上去。区党委书记拍拍李文甫的肩膀说:“我批评你们文章写得长,心里难受吗?”李文甫笑笑说:“不难受,欢迎经常批评。要求文章写短些,中央已经三令五申。我自己坚持不够,对下边同志也要求不严,给领导添麻烦了,很惭愧。我今后一定注意。”会后,李文甫既用这个例子作自我批评,也借以教育全市各级干部,端正文风,把文章写短,写好。他认为,这在战争年代是必要的,在和平建设时期也同样需要。

    李文甫才思敏捷,能说能写,他的许多讲话汇报稿都是他自己写的。他的文章观点明确,活泼生动,同志们听了看了,都很受益。

    在郑州

    1950年4月,李文甫调任郑州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后任市总工会主席。因书记同志生病,由李文甫主持市委工作。

    来到新解放的大城市,要做的工作是很多的。李文甫和市长密切配合,夜以继日地工作,城市生产和社会秩序很快得到恢复和安定。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社会治安形势骤然严峻起来,李文甫狠抓社会治安,严防敌特破坏。郑州地处京汉、陇海两条铁路的交汇处,又有黄河大桥,治安任务十分繁重。由于做好了各项工作,多次粉碎了敌持对铁路大桥的破坏阴谋,有效地保证了两条铁路大动脉的畅通。

    动员全市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市委当时的一项重要工作。督促检查工作,号召工人努力生产,组织社会各界踊跃捐献。他想尽办法积极支持香玉剧社搞好义演。该剧社长时间坚持到城乡义演,捐献战斗机一架。这件事轰动全国,社长常香玉同志也由此获得“爱国艺人”光荣称号。

    李文甫关心工人生活福利事业。市总工会利用老坟岗闲置空地,修建了郑州市工人俱乐部。1952年初,落成典礼,组织文艺演出。会场上发现有人捣乱,叫嚷演出水平低,要求退票。主持演出的领导同志多次出面制止无效。李文甫叫在场民兵出面维持秩序,抓出十几个扰乱演出秩序的人,在后台说服教育后放回,演出继续进行。

    当时,李文甫觉得自己的做法欠妥,态度不够好,第二天就在市委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同时,又在群众中搞调查研究,弄清群众闹事的真实原因是俱乐部建成后,原来利用老坟岗卖艺的民间艺人失去了谋生的场地。李文甫一边对这些人在生活上给予救济,一边设法为他们安排社会劳动。

    这件小事本来已经结束了,然而后来,中南局领导知道了,认为这种“恶霸作风”会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要求必须从严处理。于是,中南局决定,中央批准,开除李文甫党藉,逮捕法办。李文甫被关进监狱后,引起全市广大工人群众的强烈不满,纷纷为他们心目中的“好主席”鸣不平。后来省委又改判留党察看,免于刑事处分。1980年,省委决定,为李文甫同志“撤销处分,恢复名誉”。李文甫作风踏实,关心群众疾苦,深受群众爱戴。有一件小事可以作为证明。1950年,中秋节前的一天晚上,市委大院的花匠老张突然跪在李文甫面前说:“李书记,我是来向您请罪的!我是潜伏特务,奉命在中秋节刺杀你和宋致和市长。我下不去手。您平时待我那么好。我病了,您给我送鸡、送米还送白糖。您是个好人。我把一切都告诉您了,你杀了我吧!”李文甫叫来保卫人员说:“你们要按政策妥善处理老张的问题。可以按起义人员对待,好好照顾他。”

    在中南局和中央书记处

    1952年夏,李文甫出狱来到武汉,任中共中央中南局政策研究室城市组组长、基建处处长、城市工作部秘书长,主抓中南局的基本建设工作。

    当时,经过建国后3年的努力,国民经济得到基本恢复,朝鲜战争也已基本结束,我国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援助下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中南局领导在中央会议上为中南局争取到几个重点项目。在这些项目选址和建设上,李文甫都努力坚持按科学规律办事,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他亲自带领专家组远赴当时的老工业基地东北考察学习,以便借鉴经验,避免出现失误。

    1954年,参与选址的中外专家提出,把武汉钢铁厂的厂址放在武昌的东湖。李文甫认为,东湖风景区适合作为教育区,在现有几所大学的基础上发展为大学区很合适。如果建一个重工业厂子,环境会受到污染,这对这个风景区是个“挑衅”。用“挑衅”这个词似乎欠妥,翻译不敢直译,但苏联专家最终还是明白了,遂恶语相加,双方吵了起来。后来经过反复商讨,李文甫的意见终于被采纳,武钢厂址顺江东移30里,最终放在了青山区。

    武汉长江大桥也是当年苏援重点工程项目之一。苏联专家经过勘测,决定把大桥南岸的桥址放在蛇山上。李文甫认为应当移动一下,因为这里正是古典名胜黄鹤楼的所在地。然而,李文甫的这个正确意见最终没有被采纳,唐诗中的黄鹤楼还是被拆掉了。后来不得已,又在原址旁边建了一个新黄鹤楼,原来的黄鹤楼真的成为“白云千载空攸攸”。

    拖拉机厂、矿山厂和轴承厂等几个厂子,中央确定在河南省选址。选在哪里,人们意见不一致。开封是当时的河南省会所在地,连一个像样的大厂也没有。省委倾向于在开封选址。李文甫耐心地向他们解释说,黄河在开封段成了悬河,河床比市区还高,对市区威胁很大。省会终究是要搬家的。开封虽靠近黄河,但却属淮河水系,几条小河都是淮河的支流。这里的地下水不能开采。工厂建成后,用水问题难以解决,污水排放也困难。李文甫接着说,“若把这些厂子放在洛阳兴建,有利条件就很多。那里土层很厚,很坚硬,有伊河、洛河等河水可以利用,成本低,废水排放也很方便。有人开玩笑说,“李文甫不愧任过洛阳市委书记,胳膊肘净往里拐呀!”后来,经过中外专家组反复考察对比,这几个厂子最终放在了洛阳。

    1954年秋天,中南局撤销,干部外调,李文甫调到北京,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巡视员。这是一个代表中央书记处到全国各地处理事件的职务,号称“钦差大臣”。李文甫深知这个岗位的重要性,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他处处谨慎小心,仔细处理所经手的各种问题,他足迹遍及全国各地, 参与处理了江西、辽宁大连、山西等许多事件。他把在地方上了解的各种情况向书记处仔细汇报,为中央决策提供可靠依据。

   1955年,李文甫到刚成立的中央书记处工业工作部任重工业处处长,除管理对口干部外,还担负着调研企业的领导制度等问题,在黑龙江省委工业工作会议上,他提出在大力加强党对企业领导的同时,要注意调动企业行政和技术干部的工作热情,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这个发言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并向全国企业提出这方面的要求。在随中央书记处领导到青岛四方车辆厂蹲点调研时,他提出在加强党对企业领导的同时,应当建立党代表大会制度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让工人参加企业管理。这些建议后来都作为中央指示,在全国各企业推广实行,逐步成为社会主义企业的基本制度,为办好社会主义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本溪

    1957年夏天,李文甫调到辽宁省本溪市任市委书记处书记(本溪市1954年10月撤消中央直辖市,依然保留中央直辖市政治,经济待遇),主管工业企业。当时的本溪市人口50万,拥有成立于1950年的本溪钢煤公司等大型国有企业,还拥有上百家中小型企业,是新中国钢铁、煤炭工业重要基地,是建国初期东北人民政府的直辖市,在整个国民经济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李文甫深感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虽然有多年城市工作的实际经验,也对工业生产有过一些了解,但毕竟有些生疏。同时,李文甫也坚信自己有着永不言败的刚强性格和永不退缩的工作热情,只要能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就没有学不会的东西,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他坚持白天黑夜吃住在工地车间,拜工人师傅和技术人员为师,硬是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掌握了本溪煤炭、钢铁两大重工业企业的生产状况和存在问题,决策心中有数,指挥有发言权,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和信赖。

    李文甫在工业企业中积极推行“工业企业的核心任务是生产,一切管理工作和政治工作要为生产服务”的原则,把经济指标和经济效益列为企业核算的重要内容,建立健全企业规章制度。主张工业企业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反对工业企业搞“高、急、多、厚”的为少数部门和少数人服务的产品。这些意见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下,都是敢为人先的创举。他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此受到批判斗争,但他始终坚持认为自己没错,从来不对此作检查,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敢于坚持原则,敢于坚持真理的高贵品质。

    李文甫的辛勤工作换来了光辉的业绩。1959年国庆节,新中国召开第一届工交财贸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通称“双先会”或“群英会”。李文甫当选为本溪市代表团团长,率团出席大会。在会上,本溪市荣获工业企业经济效益、节能降耗等9面优胜红旗。这在全国首屈一指,独占鳌头。

    战争年代的劳累和建设时期的超负荷工作,使李文甫患上了心脏病,原来健壮的身体每况愈下。从1963年起,他离开了自己创造人生辉煌的工业战线,分工主管文教卫生工作。然而,他把这个相对轻松的工作岗位当作自己熟悉新业务,掌握新本领的场所。他一边吃药治疗,一边夜以继日地工作。他把本溪市的文教卫生事业搞得有声有色,多次受到上级领导表扬。在他领导下,各类文艺团休,特别是京剧团、评剧团和话剧团等,出现了“百花齐放争上游,百家争鸣相辉映”的大好局面,给本溪人民留下了“永远怀念的光辉时代。”

    李文甫兼任市总工会主席,除了抓好工业生产,就是关心职工群众的生活。他在工会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工会干部都是吃工人饭的,要给工人办事。首先,就是要搞好工人生活。”李文甫要求别人做到的,他自己就首先做到。他听说,公共汽车售票员因工作关系,不能及时上厕所,很多女同志患上了泌尿系统疾病,生活很痛苦。经他建议,市政府在提高售票员福利待遇的同时,还在公共汽车线路上多建公厕,努力减少售票员患病的机率。

   1964年,李文甫来到本溪温泉疗养院治病。他把疗养院当作自己新的办公室,随时接待群众来访,随处为群众办好事。他发现温泉火车站的铁路职工因收入低、子女多,生活普遍困难。他便动员职工家属在温泉寺周边闲废荒地上开荒种地,利用山上柞木成林养柞蚕,还为他们联系蚕丝销路。他发现温泉寺到本溪市没有公路,交通不便,山里群众的土特产品运不出去,经济生活困难。他便想尽办法,请附近部队的工兵帮忙,很快修了一条砂石公路,解决了山里群众的困难。

    本溪人称李文甫是“探险家”。在新修的公路旁有一条太子河,河水流经的山脚下有一个水洞,里面情况如何,谁也不知道。富有探险精神的李文甫决定到水洞里一探究竟。他想,说不定还能为群众办一件什么好事呢!

    他从附近部队借了两只橡皮艇,一只留在洞口准备接应,一只由他带着几个人划向洞内。在手电筒光亮的照射下,漆黑的水洞高大而宽敞。千姿百态的钟乳石或从洞顶倒挂,或从水面突起。随处可见。有植物水草,还有动物和鱼,人间仙境,变幻莫测。走一段,洞变窄了。又走一段,洞又变宽了。突然,橡皮艇被水下的尖石刺破了,开始灌水下沉。人们急忙跳到一块礁石上,呼喊不应,敲艇打石也无效,只好耐心等待洞外的人来迎救。洞外的人等急了,不见人出来,也不见发出什么信号,唯恐出事,便划着艇前来相救。结果是有惊无险。出洞后,李文甫连声夸赞道:“好地方,好地方,稍加开发,便是旅游奇观!”

    后来,这个水洞果真被开发出来了。本溪水洞,大名鼎鼎,是世界上最长的地下水洞,成为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本溪人都说,李文甫发现水洞,是为本溪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

(洛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刘公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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