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春季，我被县委抽调到鲁南干校进修学习。那时的鲁南干校，位置在平邑县的郑井村，处在群山环抱之中。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这里可谓休养生息的避风港。说是干校，实际上一无所有：一无教室，二无桌凳。只有从各县抽调来的骨干力量。
当时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时期。日本军队正在作垂死前的挣扎。解放区的军民硬是凭着对共产党、八路军的一片赤诚，对革命胜利在望的执着，在各自的岗位上奋斗不息。
来到干校，我和金余一、周斌、金鸣瑞都被分配到财会班。没有桌凳，没有教室，我们就在大树底下上课，腿当桌子地当凳。干校老师除了向我们讲述有关财会基础外，鲁南行署领导还经常给我们上政治课。如行署主任李乐平，张劲夫，军区司令员张广中经常给我们讲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日本帝国主义的称霸野心以及我军的抗战方略等。
在鲁南干校学习期间，领导干部轮流给我们上课，使我们这些学员增长了不少知识。我印象最深的是鲁南行署参议长彭畏三的讲课。他从“人之初，性本善”讲起，讲什么叫人，怎样做人，人的阶级属性是什么。中国农村有各阶层的人，地主、富农、贫雇农，社会上有坐轿的，抬轿的，有不劳而食的寄生虫，也有食不果腹、饿死街头的乞丐。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大众谋取福利的，是为解放普天下劳苦大众而浴血奋斗的。我们党依靠的是工人、农民，他们是革命的中坚力量。这些革命道理，对我们这些解放区的革命同志来说，无疑是久旱的甘霖，饥饿的食粮。它鼓舞我们为革命增长斗志，坚定信念，使我终身难忘。
在鲁南干校学习，除了学习有关业务知识外，主要的就是政治学习，提高认识，提高理论水平。当时联系到广大农村的现状，劳苦大众急切盼望跟着共产党、八路军翻身得解放，有地种、有饭吃，过上天下太平的日子。但农村中少数剥削者，恶霸地主等，却视共产党、八路军为洪水猛兽，宣传什么共产共妻，青面獠牙，这是由其阶级本性决定的。
后来的革命实践更使我加深了以上的认识。行署领导、八路军686团在瓦峪期间，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启发进步青年参加革命。我与瓦峪村二三十个青年，怀着对革命的向往，立下好男儿志在四方的志向，毅然参加了革命队伍。在革命队伍中终日打仗，风里来雨里去，况且，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危险。由于生活艰苦，那些意志脆弱，立场摇摆不定的，就慢慢滑了下来。这些落伍者，大多是地富出身或家中条件较优裕的人，他们受不了艰苦生活的磨难，总想在家庭的安乐窝里享受，最终被革命队伍淘汰。这不正验证了“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的古语吗？
有一位青年，参军后在鲁南军区卫生队，工作很有成绩。但由于思想不坚定，硬被他的地主老子拉了回来。回家呆不住，又被送到土顽黄团那里避难，虽然未干什么坏事，却背上了历史不清的包袱。
还有的离开革命队伍后，又干了伪军，当了还乡团，最终成为历史的罪人。如地主出身的李青祥，原在邹县县府当文书，有能力，写一手好字，工作挺好，也得到领导的信任。但国民党反动派一反攻，县政府北撤，他却滑了下来。后来，当了还乡团大队长，开始堕落，无恶不作。后被我武工队抓获，罪恶不赦，在田黄街被政府枪决。
当然，也有背叛自己的阶级立场的。如我党早期革命家彭湃同志，邹县的靳怀刚同志，他们家都是大地主、大官僚，在家都是公子、少爷，但他们毅然革了家庭的命，变卖了家产，投奔了革命，对共产党忠贞不二，为革命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成为青年的楷模，受到人民的爱戴。
以上这些在革命斗争中增长的知识，使我受益匪浅，也经受住了考验和磨难。来到鲁南干校，那时的物质生活相当艰苦，说是干校，实际上学员们连最低的生活标准都达不到。每人每天五钱油，五钱盐，一斤蔬菜，斤半粗粮。学员们每逢吃饭，端着高粱米，吃着糠煎饼，外加一碟盐水煮萝}、条，勉强维持生活，但能填饱肚子。大家谈笑风声，一点也不觉得苦。正是这种艰难困苦的生活，磨练了我们的意志，增长了我们的才干，使我们得以在以后的斗争生活中，坚定了永远跟着毛主席，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念。
在干校学习期间，为了密切联系群众，我们还帮助当地农民发展生产，支援抗战。学校采取半耕半读的学习生活，大家分头活动，深入到田间地头，帮助老乡中耕、锄地、拔草、翻地瓜秧，拉土运粪。这些农活，我们个个是行家里手。干群之间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关系，鱼水之情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四五年八月初，日本鬼子又开始了疯狂的大扫荡。根据上级指示，鲁南干校随行署机关连夜撤退到临沂罗庄附近。随后又急行军，转移到滕县东南的杨庄驳山头，准备积蓄力量，到湖西与敌人打游击。这时，忽然传来了令人鼓舞的胜利消息：日本鬼子投降了！胜利的喜悦挂在每个人的眉梢。为了迎接新的挑战，接受更加艰巨的任务，行署机关及干校又返回到白彦以东的邵家村，当时鲁南行署驻邵家村大地主的四合院。干校学员结业后，分配到各县迎接新的考验。我被分配到邹县财粮科，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又回到连青区，帮助地方政府开展财务征收等工作。金余一同志被分配到鲁南邮政局，任战时邮政局会计和情报站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