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延安，成了全国人民心中向往的革命灯塔。许多沦陷区、蒋管区的热血青年，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迢迢投奔到延安。他们之中有不少是有文化修养有艺术才能的知识分子。党决定在抗大成立文工团，以发挥他们中各种人材的特长，开展党的文化宣传工作。
一九三八年，我曾在延安供给部的供给学校学了一段时间的会计业务。我本来一个大字不识，这次学习总算使我认识了几个字，知道了阿拉伯数字。只是所谓新式簿记（会计记帐法）我总也填不好。我原是当兵的出身，打仗打惯了，冲锋陷阵出生入死不在乎，但就是怕拿笔杆子。叫我搞后勤工作，我总也想不通。在我看来，笔杆子比枪杆子还重。
可是，我从供给学校出来不久，上级就派人找我谈话，要我去抗大文工团当团长。
我一听，心里说：我的天哪，莫见鬼！我一个大老粗，大字认不到几个，一不会拉，二不会唱，怎么去领导文工团的那些秀才、小姐？
可是，党员要服从组织安排。我只好硬着头皮走马上任。文工团有九十多个人。除我、指导员、通讯员、马夫、伙夫是大老粗外，其余八十几人都是从敌占区里跑来的知识分子。有中学生，也有大学生，甚至还有出过洋的留学生。小姐们穿的时髦衣服，高跟鞋，有的还抹口红。男的穿西装，也有穿长袍，戴礼帽的，完全不成部队的样子。
我去之后，首先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套灰军装换上，又发给他们每人一把洋镐或洋锹。因为延安房子少，新来的人都要自己挖窑洞，才有房子住。
艰苦的劳动开始了。延安的生活条件本来就差，伙食不好，风沙又大。洋学生们原来都是演戏、拉琴的，个个文质彬彬，挖窑洞这样的艰苦劳动他们哪里干过？有些女的，看着她把洋镐举得老高，可是一镐凿下去，却挖不下鸡蛋大的一块土。一会她们手上都打了泡。休息时，个个都躲到山沟里哭鼻子，说真受不了。
我一看，这样不行。就和指导员他们商量，不仅要作好宣传工作，我们老同志还要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影响他们。干活墨，我们就多干点，因为我们手上有厚厚的茧子，不在乎。生活上也处处注意照顾他们。
毛主席在延安时号召新老干部要团结，要打成一片。对于这些新来的青年学生，我们从生活上人手，关心他们，平时不摆老革命老资格的架子，吃苦在前，工作在前，这就给了他们非常具体的延安红军作风的好影响。渐渐地，我们和他们扣成一片了，工作也就逐步开展起来。
文工团的工作专业性很强。我们虽然是做领导的，却没有不懂装懂，指手划脚瞎指挥。我们尊重艺术家们的劳动，放手让他们创作、表演。在具体工作上，有专业组长负责，安排节目，抓好演出。我和指导员则抓大的方面，把握住总的方向。不仅如此，我们还热心地向有专长的同志学习业务知识。记得我还在一个叫《独眼龙》的小戏剧里扮演了角色。
延安的生活是艰苦的。国民政府发的粮食不够吃，发的衣服不够穿，还得自己开荒种地纺线织衣。但那些好青年的政治热情十分高涨。当他们穿上土制的羊毛棉衣时，里面铺的混杂羊毛，从粗纺毛呢的线缝里直往外钻，他们却风趣地笑着说：在大城市还没有穿过这么高级的，自动掉毛的棉袄哩。
由于同志们齐心协力地工作，我们抗大文工团经常举行一些音乐、戏剧、歌舞的演出，内容大多是宣传抗战的，形式短小精悍，很受部队、群众的欢迎。那时，同志们的创作热情很高，常常三天两天就有新剧目搞出来。记得我们还编演了一个党的交通员，跳火车被敌人抓住之后，如何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的故事。
我们不仅在延安地区巡回演出，还常把队伍拉过黄河，到山西的敌后根据地去演。不过，这样的演出活动很危险，需要通过上级联系部队来护送。即使在这样危险艰苦的环境下，文工团的同志们总是保持着旺盛的工作热情。
就这样，我在文工团当了一年多的团长，后来，上级调来了一个内行的同志来领导文工团。我就调到抗大八大队去了。值得回忆的是，我要离开的时候，那些有文化的乐师、编导、演员朗还舍不得我这个大老粗走哩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