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我随部队南下到广州。一天，正在养伤的陈开禄师长把我找去。他告诉我，组织上决定让我带领一个团的兵力开往广西，执行追歼国民党溃军的任务。随后，师长又关切地询问我孩子的安置等家庭情况。因为那时我的妻子刚刚在江西剿匪中不幸负伤牺牲，丢下了两个孩子。她也是部队的一名军事指挥员，我们感情很深。老实说，那段日子，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妻子的面容便会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悲恸就象一把锋利的锥子，从我心头深深地划过。师长晓得我心情沉重，他劝导我： “老贺同志，革命难免会有牺牲的，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向敌人讨还血债。”首长的关心使我受到感动。临分手时，我紧紧握住师长的手，激动地表示： “师长，你放心，我不会被悲痛压倒的，我——保证完成党交给自己的任务！”我把对妻子的怀念深埋在心底，日夜兼程，率部赶到广西。一路上看到老百姓被洗劫一空，许多无辜群众倒在血泊之中。这些悲惨景象，激怒了战士们，大家都恨不得插上翅膀，撵上敌人，给它一顿猛揍。
可惜，还没来得及与敌人进行一次正面交锋，我却接到了一项重要而特殊的任务，负责把各兄弟部队捉到的一千多俘虏（其中包括他们的眷属）押回广州。嗨，我赶来广西，是为了消灭敌人，报仇雪恨，怎么能干这差事？我奔波多日，难道是为了接送这些家伙回城？我心里毛焦火辣的：把任务推掉吧，不行！我贺培参加革命以来，还没有跟上级讨价还价过；接受任务吧，又觉得错过了战斗机会，于心不忍。好在我很快就想通了，反正什么工作都得要人干，既然党需要我押送俘虏，干就干吧。我立Rp赶到俘虏集结地点，着手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我带了一个连的精锐兵力押着俘虏上路时，这才发现要完成这项任务，真是困难重重。
首先，押送的这批俘虏，都是国民党排级以上的军官，其中不少还是师团以上的将领。这些家伙虽然知道大势已去，但万一凑在一归起哄闹事怎么办？
另外，从广西到广东近千里的路程，朝行暮宿，在漫长的公路线上，万一碰到小股的国民党散兵游勇来骚扰，造成内外串通，防不胜防怎么办？
还有，……
我深感担子的沉重。为了万无一失，我和另外几位负责同志制定了一个周密的方案，连夜间的警卫、武器的保护等问题都作了细致的安排。我们反复交待战士们：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顺利地完成这趟押俘任务。
开始两天还好，从第三天起，问题就来了。往往是我们打前站的同志在预定的宿营地安排好住宿后，后面的大队伍还在路上磨磨蹭蹭，半天挪不了几里路，原定的日程计划就得作临时改变。瞧这些平日骑马坐轿搞惯了的人，不得不走远路时的那付窝囊相吧，有的鞍哲鞋子，有的拄着拐杖，有的挑着大皮箱，有的拎嚣大包裹，蹒跚地移动着两只脚，“口亭哧：”≯哧”地走着。再加上他们的家眷掺合在俘虏群里，名堂就更多了，一会儿这个把高跟鞋拐掉了，一会儿那个把脚脖子扭了，闹得不好，有的还干脆坐在地上撒泼耍赖、哭哭唧唧……。我站在路边的小土包上，望着这支狼狈不堪的队伍，一点一点往前移，心里急得火爆爆的，要不是怕违反党的俘虏政策，我真恨不得端枪崩他几个。我急，战士们也急，急有什么用？总得想法子才行。要不，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走到目的地呢。
我和几位同志商量了一下，最后决定，凡是带有家眷的俘虏，允许他们自己花钱雇请单车，让家眷及行李随我打前站的人员先走。这样一来，速度果然快多了。尽管一路上有俘虏调皮捣蛋，但总算没出什么大问题；队伍又利利索索地走了几天。照这个速度走下去，我估计再有六、七天的时间便可到达广州。
这天，参谋向我反映了一个情况，据一个敌团长透露，他们曾起过集体散鸭子，利用夜间起哄逃散的念头，后来看到我们改进了工作，少遭了不少罪，也就怍罢了。这消息使我一怔，虽说我'1j、l曾考虑过可能发生的变故和应采取的措施。但是，如果真的出现那种散鸭子的局面，也是不可收拾的。还好，这种局面总算没有发生。我长嘘了一口气，暗哜庆幸。但转念一想，还有几天的路要走，谁又能保证这中途不出乱子呢？“天有不测风云/呀！我思深忧远，作出了一项决定，命令参谋去联系两条大驳船。这小伙子显然明白了我的意图，他蕊有难色：
“这能行吗？上级……”
“去，执行命令，一切由我负责。”
年轻参谋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临出发时，上级曾交待过我们，对待这批俘虏不能便宜他们，即不准他们乘车坐船。我现在要用驳船把他们运回目的地，岂不违抗了上级命令？但是，从安全计，也顾不得这些了，我心想只要能把这一千多俘虏安安全全地押送到广州，交出了手，就是给我处分也心甘情愿。两条满载俘虏的驳船沿江而下，直驶广州。
押送俘虏的任务完成了，我不仅没有挨批评、受处分，反而得了表扬。师长开玩笑地说： “贺培这家伙，谁说他有勇无谋？我看他蛮精灵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