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冬以后，我就抽出来专门给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开车。当时，周付主席忙于统战工作，常在延安与西安之间来回奔走。
这样的长途旅行一趟就有八百里路，要走上几天几夜。沿途尽是山路。要翻九道山，很不好走。在一个叫“劳山”的地方，来往车辆经常翻车出事。但我心里想着车上坐的是我们敬爱的周付主席，就加倍小心。每次都安全通过了，从没有出过事。
周付主席虽然肩负国家大事，十分繁忙，但对我们下级人员的生活却关怀备至。车行至半路，一到旅馆，他老人家总是首先告诉我们次日的出发时间、行程目的地，好让我们早早休息。然后又让秘书给我们安排好吃喝与住宿，关照我们的生活。有时我们为了第二天赶路，晚间要保养车。这时周付主席就会走出来关心地询问车子情况，并督促我们注意休息好。
那些旧车免不了出些故障。我们想到行车事关周付主席的安全，总是万分细心地排除故障，维护车辆。这时，周付主席也会过来安慰和鼓励我们。
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我还跟着周付主席到重庆办事处工作了两个月。当然，还是为他开车。那时，周付主席经常外出。他总是仔细嘱咐我随时把车备好，以供及时地发车。
在国统区内，我不能随意出去，整天闷在办事处里。周付主席就嘱咐秘书安排好我的生活。而我则更加细心地保养好那辆美国“道奇,车，时刻准备出发。每当秘书过来说声“快走”时，我的车就能立刻发动起来，开出大门。即使有国民党的特务车在后面盯梢，也难以追上。
在我为周付主席开车的那段时间里，周付主席果断干练、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0年，有一次，我从汽车队领受了一个临时任务，要把大批的干部用车子送到西安去。
从延安到西安有八百里路程。桎中途有个洛川县（离延安三酉多里，离西安四百多里），是个统战地区，我们和圈民党都有军队驻扎。国民党还设有一个行营办事处，为胡宗南部所管辖。我们送干部的车队走到洛川，就被他们的行营办事处扣住，非要检查车辆不可。而在我们这些车上不仅有几百名从党校出来奔赴各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干部，还有他们所带的藏在一捆捆皮袄下面的武器和宣传品。我们就是不让他们检查。他们说，不检查就不准走。就这样在洛川磨了好几个小时。
到了下午，谈判没有进展。我就驾驶着汽车返回延安报告了周付主席。他一听，立刻登上我的车叫我出发。到深夜，我们赶到了洛川。周付主席一下车，就叫我们不要怕。还嘱咐我们把车备好，说走就能走。然后他就走进国民党行营办事处对他们的负责人义正辞严地说，一不许扣车，二不许扣人，并晓之以统一战线合作抗日之理。时间不长，问题就顺利解决了。我们立刻开车出发。周付主席顾不上休息，亲自跟随车队，把我们一行护送到西安。
车队安全到达西安后，周付主席连个盹也没有打，就叫我开车往回赶。我知道他老人家从来都是只顾工作不顾休息的，劝他也没有用。因此，我立刻开车将他送回了延安。就这样，敬爱的周付主席在两天一夜里，于延安、西安之间往返了一个来回，共达一千六百多里！他老人家为了工作不辞劳苦，英勇果断的作风令人难以忘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