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二月前后，听老乡大叔讲，陕南地区套不少正规红军，还建立了红色政权。后来才知道是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等同志领导的红二十五军，在那里开辟了新苏区。我们陕北的穷苦人听了这个消息，心里真象喝蜜一样甜，丽延川城里的国民党兵和地主豪绅们，却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大白天连城门也不敢出。有一天，我在山上放羊，看到延川四周的山顶上有红旗，远处还不断有枪声传来。国民党兵见势不妙，当天夜晚就悄悄地全溜走了。第二天，红军和地方赤卫队就迸驻了延川城。延川解放后，建立了县、区、乡苏维埃政府，我父亲电担任r村苏维埃主席。不久，我参加了共青团，组织上派我到永平镇学习了三个月，回来后就留在区政府搞宣传。当时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已经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由于部队长期行军打仗，队伍减员很大，急需扩充人员。可刚刚获得解放，过上好日子的山区农民，很多人留恋着小家，更不愿远离故土，我和区乡干部们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宣传组织扩军。我们每天走村串户，宣传“陕北穷人铡了身，全中国还有千千万万受苦人”， “劳苦大众要彻底翻身，只有推倒三座大山/'的道理。后来我想，我是共青团员，家里无牵无挂，应该带头参加红军。乡苏维埃看到我父母亲也完全支持，就批准了我的要求。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我们延川四百多名翻身农民，在锣鼓声中，骑马戴花，高高兴兴地来到了瓦窑堡。
瓦窑堡是当时红军的一个指挥中心，这里有不少领导机关。我和其他二十几名同志，就留在瓦窑堡师部通讯连。这个连有一个侦察排，一个通讯排，一个电话排。分配工作那天，我们几十个新兵站队，听连长点名。同我一起参军的老乡高成贵和其他四位同志，被点名分到电话排。我看到老乡走了？心里很着急，心想有老乡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于是我也跟了去。负责带我们的同志也没点数，就这样我当上了红军的电话兵二在师部学习了两个多月的电活知识，部队就往延长县的方向出发了。走了几天，到了延长县附近的一个村庄宿营，这天正好是旧历年三十，晚上每人发了半斤小米，可是没有菜，房东给我们电话排端来几块豆腐和一些豆渣。新老红军战士围在一起，吃了一顿美美的团年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