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的爷爷李儒学
爷爷是非常开明的老人。他有文化，早年教过书，见识比较广。尽管家里只有父亲一个儿子，家中农活也需要劳动力，但还是支持父亲上学。父亲从济南蚕业学校毕业回到家里，先是要自己养蚕，爷爷支持了他，但投入后没有成功。父亲动员几个人治理风沙，尽管回报无望，他又支持了他，目的就是支持他闯。
爷爷对我支持也很大。我参加共产党他支持，我做地下工作，那时没有经费，没有机关，经常在我们家开会，他有时参加掩护，有时也帮助送信，特别是当我们活动经费发生困难我回家要钱时，他从不过问用途也不埋怨，总是鼎立相助，有时需要卖东西也在所不辞。我们家从一个殷实之家，逐渐消耗，到母亲被捕，为营救她就把地全部卖光，成为名副其实的赤贫，他都无怨无悔。这与他有文化、心地善良、乐善好施和有强烈爱国心有很大关系。
由于家中已经一贫如洗，爷爷年事已高，等到恩县形势好转后，我把他接到恩县居住。当时住在苏留庄镇任庄一位开明绅士任廷符（人们习惯叫他老四爷爷）的一个闲宅子里，就是李兆亭岳父家东邻。由于任廷符无子，过继了任翠华为子，此人即是海亭岳父的父亲。任庄是九踅王庄中的一个小村，九踅王庄是距离很近的9个小村的总称，每个小村都处在黄河故道里的沙丘之中，就好象住在踅子里一样，故称其为九踅王庄。踅(音xue)子是一种用高粱秸或芦苇的蔑编制成的狭窄而长的粗席子，围起来可用来囤粮食。八路军坚壁清野或收了公粮就是在沙丘上挖一个大坑，用踅子围起来囤粮食的。由于华北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打游击只能利用青纱帐和沙丘中的树林，到了冬季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沙丘和树林了。任庄就处在沙丘和树林之中，距离苏留庄镇和公路只有3里路，即隐蔽交通也算方便，爷爷住在村子最南面，公路上有什么动静很容易听到，也很容易转移。我的小妹李厌封和我的大女儿李玉琴也曾和爷爷住在一起。那时日本鬼子活动频繁，经常有鬼子来了的消息，于是老百姓就逃出村子，有一次又有鬼子来了的消息，爷爷跟着村民转移，由于他年龄大行动迟缓，等到他出了村子，大家已经跑远了，任廷符的夫人看到以后就说，你这么大年纪那能跑得动？不如到我们家藏起来，于是爷爷就到她家藏了起来。遗憾的是爷爷在一次骑驴赶路时不幸摔坏了腿，从此一病不起，不久过世。对我影响很大的父亲 父亲李希堂，是一位典型的小知识分子，有文化，很想干一番事业，但经济实力不足，恒心不够，胆小怕事，他养过蚕，治过沙，教过书，也做过小买卖，交往广泛。但他对我影响很大，对我走上革命道路起了重要作用。父亲经过几次挫折以后对自己创业信心感到不足，开始从教。在戴庄教书，虽然也有其他孩子一同上课，但主要是戴家人为自己孩子上学，仍带有私塾性质。东家是财主，在济南有大买卖。每次回家总能带回不少新闻，由于他们请父亲吃饭总带着我，我也能听到。他们以为我还很小，什么也不回避我，其实我也记住一些东西，比如，日本鬼子如何坏，北方出了一个苏联，南方出了共产党等。看来小孩子的智力水平要比大人想象得高得多，其实那时我已经懂得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后来父亲到王庙教书时（大概是1929年），我已经正式上小学。父亲仍然有不少交往活动，有时是教员之间，有时是同学或朋友之间，我已经认识许多字，会讲成本大套的故事，父亲以我为荣，别人也很喜欢我，因此，仍然经常带着我参加，使我有机会听到更多新闻，有时还能看到报纸。这些对我影响很大。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以后，华北局势急剧恶化，许多学校停课，不久他也回到家里。我参加共产党以后，就在我们那一带活动，也经常在我们家开会，经常出现险情。他即同情革命同情抗日又胆小，家境日渐没落又不甘心干一辈子农业，于是他约好同村冉庆明外出做买卖。方向在南方，大约在济南附近。后来冉庆明独自回来而父亲没有回来，而且永远没有回来。据冉庆明说，父亲离开他时曾告诉他说，我要去找一位朋友，你自己先吲家吧，告诉我家里人，就说我去找朋友，短时间回不了家，不用找我。那时爷爷年龄大我工作很忙，弟妹还小，不可能去找，因不知具体地址，大海捞针也无法找。父亲就这样失踪了。
党外马克思主义者一一我的母亲赵长功
母亲是一个典型的山东农村母亲，她坚强、泼辣、勤劳，她乐善好施，同情弱者，无论谁有困难，谁值得同情她总是慷慨帮助，时时关心，但对于那些恶人、强人，特别是以强凌弱的人，她却表现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和天不怕地不怕的侠肝义胆、坚强不屈的性格。
我参加革命以后，开始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固定机关和地点，经常在我们家开会研究工作，母亲就坐在大门洞里做针线活，实际是为我们望风。因为夏天平时也经常在此做活，因此显得没有任何异常。邻居串门就在那里说话，一定到家里去就告诉他家里有戚（音qie亲戚和朋友的统称），如果再追问就会告诉他是大小（我们老家过去常把男孩中的老大称为大小，把老二称为老二或二小，老三称为小三儿，因为我的乳名是小河，所以有时也叫我乳名）的同学来了，或者说是和他一起教书的先生。那时的农民对知识分子有一种敬畏之感，一般的人打听只是出于好奇，当听说是文化人来了，几乎都不愿意见面。如果平时极少来往而此时又执意要到家里去的话，就必须怀疑他不怀好意，此时母亲会提高嗓门把他往家里让，母亲和大多数山东人一样，平时说话嗓门就比较大，因此，我们会听到并作好准备。如果有陌生人在附近出现或者故意找借口与她搭讪，甚至要往家里闯的话，她会用连续两声咳嗽向我们传递暗号。
由于开始没有专门的通讯员，而我们亲自送信目标又太大，于是送信的任务常常由母亲或爷爷完成，爷爷年纪大，又以母亲完成次数更多些。母亲有很多有利条件，女人、机灵、周围许多村子都有叫出名字的远房亲戚或朋友，她胳膊上捱（音：kuai，义：挎）上一个小篮子，篮子里放上一点点心之类再盖上一条毛巾，头上系一条新一点的毛巾，俨然一位走亲戚的，即使遇到麻烦，也会顺利过关，从来没有出过纰漏。
后来，形势严峻，我也已经暴露，我们家周围经常有人监视，不再在我们家开会，有时一次会议也要转移多次。此时母亲送信的任务少了，但仍不时会有别人难以完成的任务交给她。
1942年，我回家找爷爷要钱，险些被捕。天不亮敌人就包围了院子，当在北屋没有搜到我以后，又逼着母亲打开西屋的门。母亲说，“这门是在外面锁着的，里面怎么会有人呢？”我知道母亲是故意拖延时间，以便给我更多的想对策和做准备的工夫。敌人大声威逼说， “别废话，叫你开你就开”。母亲一边和敌人争辩，一边慢慢把钥匙插进锁里，当打开锁时，还没等敌人反应过来她却第一个进到屋里，并一屁股坐在炕沿上。其实她是把我的衣服坐在了底下，并用脚后跟顺势又把我的鞋子踢进了灶洞里。与此同时她冲着敌人说， “我说这屋里没人，你们偏偏不信，这屋子就这么一点大，那里能藏住人，你们搜吧”。她用这种方法转移敌人的注意力。
敌人把她抓走以后，威逼利诱，无所不用，但始终没有得到有用的东西。她要么说不知道，要么就说，“你们说我儿子是共产党，我怎么不知道？他要是共产党就好了，说明他的良心还没有被狗吃了，有的人的良心就是被狗吃了，连自己的老祖宗都忘了，自己姓什么、是那国人都不知道。”“既然你们知道他是共产党，你们抓他呀，抓我老婆子算什么英雄好汉？”敌人拿她没办法，就把她关在牢房里不再过堂（老百姓把审问称为过堂）。
那时监狱里没有饭吃，要自己家里人送饭。我们家没有人送饭，而且为了营救她，土地都卖光了，已经没有什么可卖的了。因此，送饭的责任就落在了我的舅舅身上。我姥姥家境还算可以，所以送的饭足够她吃的。而监狱里的许多人因家里没有粮食而送不来饭，有的人饿的实在受不了，竞把棉衣里的棉花吃了，冬天冻饿而死的人不少。 （听说监狱里的死人没有人认领，就找胆子大的穷人看着。西北风经常把门吹开，看尸人就用冻僵的尸体顶住门，晚上天冷烤火时将尸体烤软，尸体突然坐下，把看尸人吓得昏死过去。）母亲开始时可怜这些狱友，就把自己的饭送给他们吃，而自己却要挨饿。后来她想，如果自己饿死了，也就无人来给我送饭了，那时他们不是更要挨饿吗？于是，自己也吃一点。后来家里人知道后，就故意多送一点，并且要看着她吃饱，剩下的才可以分给别人。
党组织和我们家都千方百计营救。为此我们家几乎把所有的地都卖光了。后来找到一位伪区长， （他的家是许集村，与我们家沾一点亲戚关系）由他作保改为“外押”，类似现在监外执行，在伪区长家里做饭。说是不准回家，其实偶尔也让回家住几天，还到恩县住过一段时间，照顾公公和女儿、孙女。
母亲不是党员，但她坚信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母亲才回到家里，她向当时的夏津县委书记张仁甫提出入党要求，张政委（当时规定县委书记兼任二弟县大队政委，因此，人们习惯叫政委而不叫书记）说，“你老人家早就是党外马克思主义者了，你在党外比在党内更能发挥作用，还是不入党的好”。就这样，她没有入党。也就是在这时才知道母亲还没有自己的名字。 （那时北方农村妇女地位很低，没有自己的名字，而是根据夫姓和自己的姓称某某氏，我母亲被称为李赵氏，我的同志都叫她大娘，从来不叫她名字，所以一直不知道他还没有名字。）张仁甫说，“大娘是老革命了，怎么可以没有名字？我给你起一个名字吧。你老人家为党和国家立了不少功劳，今后还要继续立功，就叫赵长功吧”。至此，母亲才有了自己的名字。
对于没能加入共产党，她到老年还耿耿于怀。记得在宣化炮院时，“四清”或“文革”初期，有人贴我的大字报，其实，他们抓不住我的任何把柄，就把道听途说的我母亲的言论硬联系到我的头上。为此，我曾嘱咐过母亲不要乱说，她就说， “这能怪我吗，都是你们不让我入党，不能参加学习，能不说落后话吗”。记得我在轻工部工作住在王府井时，张仁甫经常到我家来，有一次母亲还当面埋怨过他。她说， “我儿子老是嫌我说落后话，都是你不让我入党不能参加学习的过”。当时母亲已经是年近80岁的人了。
二弟一李其现、三哥一李其山我参加革命以后，爷爷年老，三弟送给了姑姑，父亲也不在家，因此，二弟是家里的唯一劳动力，本不打算让他脱产搞革命，是敌人逼他参加革命的。
1942年，敌人抓不着我，就把爷爷、母亲及我的夫人抓了去。当时二弟被拉夫去为鬼子修公路，估计他们会去抓他，我的一个堂兄李其山（我习惯上称他三哥，他父亲李希才，祖父李文学与我的祖父李儒学是亲兄弟，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曾祖父），跑了近40里路去送信。他听到消息后趁监工的二鬼子（伪军，也称皇协军，老百姓习惯叫他们二鬼子）不在，放下手里的工具就跑了。不久，抓捕他的敌人果然来了，他们问“哪个是李其现？”乡亲们说，“他不在”，“干嘛去了？”“到城里买咸菜去啦”，乡亲们为了让敌人相信，就指着他留下的工具和生活用品又进一步补充说“我们没有咸菜吃了，就攒好钱让他去买，这就是他的东西。”敌人问，“啥时候回来？”“这不快晌午了嘛，过一会就该回来了”。敌人自然是没有抓到他，但是，敌人派的是便衣，又是以找人的名义，所以也不便对乡亲们发难，而乡亲们明明是为了掩护他逃跑，却在吃中午饭时故意大骂二弟不是东西，说兔子还不吃窝边草，他竟敢骗乡亲的钱。
二弟和三哥不敢走大路，在青纱帐里一口气跑出去3、40多里路。他们打算到恩县、武城、夏津3县交界的地方去找党的部队，如果找不到就渡过运河，到河西找大部队。他们碰到了平原“马瘸子”的人，就带他们参加了游击队。
马瘸子，亦称马神，又名马立朝，抗日战争爆发后自己拉起一支游击队。他爱国、抗日，因此，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却信任共产党，是共产党可以掌握的抗日武装，后来加入共产党成为八路军队伍。1943年8月冀南六分区19团的一部分部队进入平原县腰站一带活动，马神率运河大队（又称十三中队）同时回到平原。1944年4月兼任平原县大队大队长，1945年6月任夏津县独立团团长。
三哥牺牲二弟负伤 三哥在一次进攻敌人据点时（平原县腰站），他作战勇敢，两个人抬着梯子冲到敌人据点下面，树起梯子就往上爬。当爬到一半时梯子被敌人推倒，他被摔了个仰面朝天，接着敌人又扔下一枚手榴弹，正好落在他的裆里爆炸，送到后方医院抢救无效不幸牺牲。那时虽然称为后方医院，其实是战地医院，战线向前推进，医院就向前转移，部队往后撤，医院也跟着撤，始终离前方只有10多里路。三哥牺牲时属于19团。
二弟在一次短兵相接的战斗中身负重伤（地点在苏留庄北方，具体地点记不清了）。那时我们的战士子弹少，每人只有几发，甚至只有两三发，子弹带里装的都是秫秸瓤，这样敌人看到会以为我们弹药充足，老百姓看到会替我们宣传。但是打仗时却不能靠秫秸瓤，所以，一般要等到与敌人非常接近时才开枪。开枪时一般都是事先每人瞄准一个敌人，一声令下，先打排子枪、排子手榴弹，即几乎在同一时间，每人开一枪，接着每人扔一颗手榴弹。这样不但能有效地射杀敌人，而且能给敌人以极大的威慑。如果有一挺机枪，威慑力会更大，但是，机枪手的射击水平不同，其威慑力也还有区别。如果先单发，接着一个连发，然后打一梭子，敌人会知道机枪射手是老射手，命中率很高，机枪的威力就大，如果一开始就扫射，其威力就会相对小。打完排子枪和排子手榴弹以后，一部分人继续射击掩护，另一部分人趁敌人卧倒躲避之机，突然冲锋，往往一个冲锋就把敌人打垮。因为我们的战士目标明确，打仗勇敢，而伪军大多数并不甘愿充当日本鬼子的炮灰，所以，借机后撤就会冲击后队人马而使全队败下阵去。那次战斗就是这样打垮敌人的。战斗已经结束，正在准备打扫战场时，一个战友看到他裤角有许多血就对他说：“小李，你是不是挂彩啦？”他说：“没有哇。”“那为什么你的裤子上那么多血？”这时候他才感到双脚有点粘糊糊的并且还有点热乎，当他把步枪交给左手，右手往下一放，袖口哗啦一声倒出许多血来，他才意识到自己真的负伤了。战友们要送他到连队卫生员那儿去，他还说：“没关系、，小毛病，我自己可以回去。”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伤势那么严重，以为仅仅是右胳膊负了伤。当他走到离村子一二百米而且看到卫生员时，他终于坚持不住，倒地昏迷了。
检查的结果是，一颗子弹从右小臂射入，穿过小臂又穿过内脏，从左边软肋出来。从外边看有4个洞在流血，内脏伤势如何不得而知。卫生员的医术、器械和药品都无法治疗这么严重的伤员，甚至连最起码的消毒碘酒都不足。于是他就用浓的食盐水清洗伤口，并进行包扎。后来他被转送到部队医院，地点在恩县西北部（现在属于武城县），和地委在一起。医院是当时最好的医疗机构，有正规的病房病床，内外科分科。但是大的手术，特别是内伤还是做不了，而且当时大夫根据症状判断，内脏特别是重要器官没有严重受伤，因此对内脏没有动手术。
担任通讯员
二弟在治疗结束以后，由于右手受伤，影响使用武器，就转到恩县担任通讯员。通讯员经常单独行动、夜间行动，需要大胆机智。他经常到河西与上级联系工作，夜里没有船，有桥也不能走，他就准备了一个笸箩和一把铁锹，平时把笸箩埋在运河附近的沙丘上，需要过河时就把笸箩挖出来，放在河里，人坐在笸箩里，用铁锹把笸箩划过对岸，再找地方将笸箩埋起来。
由于经常来往于敌战区和游击区，所以几乎都是夜间执行任务。在青纱帐里行走经常迷失方向，因此，需要掌握夜间辨别方向和判断时间的本领。晴朗的天空看北斗星即可辨别方向，阴天下雨时要找树，用手摸树皮，根据同一棵树或者多棵树的皮的粗糙程度的差别可以判断朝阳面。有时还会遇到“鬼打墙”，就是在走夜路时，看到前方有很长很高的墙，怎么也绕不过，老百姓把这叫“鬼打墙”，他在部队受过唯物主义教育，自然不信鬼神，于是就地休息甚至睡觉，醒后就会一切正常。对于时间的判断主要依据记忆星星在不同时间的位置，阴天时只有靠估计。
通讯员单独行动多，危险大，因此警惕性要特别强。晚上在交通站吃饭，不是坐在椅子或凳子上而是蹲着，而且要蹲在桌子右侧。油灯要放在离右手比较近的地方，这样一来，一旦听到外面有情况，右手一抬就可以把油灯打灭，同时向前一窜就可以跳到院子里。
枪声就是命令 抗日战争前夕我奉命到党校学习，后来又调到高唐县开辟新区工作，二弟仍然留在恩县工作。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母亲回到家里，为救母亲而变卖的土地也陆续返还（当时各村都成立了赎地小组，穷人被逼卖的宅子卖的田地都要无偿返还，所以，名为赎，实为返还，当时百姓称为土地还家。）。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五四指示，标志着党的土地政策从减租减息向耕者有其田转变，解放区陆续开始进行土地改革。老百姓称这一次斗地主分田地为翻身，称帮助农民进行土改的干部为翻身大队。二弟的四子就是那时出生的，因此取乳名为翻身。由于我们家人口多，按人口分地，自然分了不少土地，总计大约有30多亩，而只有母亲和弟妹两个大人，其余都是孩子，家里急需劳动力。他在没有征求我的意见的情况下决定回家，时间大概是1946年下半年或1947年上半年。他回家路过十五里铺村，顺便到岳父家（我们那儿岳父称为老丈人）看望。中午正在吃午饭时，听到北面有枪声。多年来受到的教育和养成的习惯，枪声就是命令，他立即放下饭碗要去看个究竟。但是他此时已经离开部队即没有枪，也不了解情况，自然有许多危险，岳父母坚决反对，但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心使他毅然决定立刻到现场去了解情况。他根据多年的经验，从枪声判断，打枪的地方就在北面不远的地方，很可能就是前籽粒屯村。他以急行军的速度不一会儿工夫就到达前籽粒屯，有人守在村口不让进村，这使他确认了自己的判断。问： “干什么的？”，“走亲戚的”，又问： “什么亲戚？”他说， “我有急事找我姑”， “叫什么名字？”，因为那时妇女地位低没有自己的名字，一般以丈夫的名字代之，或叫某某氏，只有共产党才为妇女起名。二弟把姑父的名字告诉他们，他们只好放他进村。找到我姑姑以后才知道，这里发生了暴动，敌人利用我们的干部工作方法上的缺点，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把区委书记胡文瑞抓了起来，正吊在树上打，还扬言要砍他的双脚，情况万分紧急。但敌人为了不暴露，封锁了村庄，只许进不许出。当时我姑姑是村里的妇女主任，正因想不出好法子而着急呢。
二弟让姑姑把村农会主任找来，分析了形势，决定首先找几个骨干分子到现场，保护胡书记，确保其生命安全并且尽量不要被砍掉脚。其次，马上派人混出村子到县里报信。再就是组织一部分骨干，假借替换西门守村人吃饭，确保县里的营救人员到来之后能够进村。大概下午四五点钟光景，县大队的大队人马到达。首先派几个便衣进村解救，其余人员把村子包围，4个寨门外都架起了机枪。便衣的突然出现，使敌人猝不及防。他们解救了胡书记以后，迅速占领了一个院落。农会主任则派人到处散布村子已经被大部队包围，村子外面到处是机枪的消息，他又动员老百姓不要上别人的当，马上回家去。这样，老百姓都回自己家去了，县大队的人进村，解救了胡书记并把领头暴乱的人全部抓获。
事后知道，胡文瑞被救并调养好身体以后，因工作方法有不当之处，被敌人利用，造成不良影响，还作了检查，是否受处分已经记不清了。二弟对此很有些想法，认为我们的干部几乎被敌人打死，还要写检查受处分，想不通。
帮助抗日积极分子 在我们村西边一里路的地方有一个村子朱寿庄，传说是明朝燕王扫北时没有被摧毁的极少数村子之一。虽然两个村子距离很近，但革命形势相差很大，他们的民兵组织人少枪少战斗力比较弱。1946年土改运动（农民称为翻身运动）正在轰轰烈烈进行，封建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正在被彻底铲除。贫下中农正在欢天喜地庆祝翻身的时候，敌人也在作垂死挣扎，他们组织了还乡团、暗杀团疯狂残杀村干部、民兵、土改积极分子。甚至在抗日时期参加革命的人，因受到收买、威胁利诱或者自己或亲朋好友受到斗争而叛变，参加还乡团或暗杀团。朱寿庄村子比较大，地主多，自然受到斗争的也多，又加上革命力量不够强大，因此遭到了还乡团的袭击，后来根据可靠情报知道还乡团又要偷袭朱寿庄，我们村的民兵曾配合部队在还乡团必经的路上设伏。官道（公路）两侧的树林里，坟场里都埋伏了许多人，准备一举歼灭。不知是走漏了消息还是什么原因，敌人没有走这条路，而是绕道北面一里多路的后赵庄村村南的一条排水沟，又一次血洗了朱寿庄。这一条水沟，两边全部是沙丘和树林，是最容易设埋伏的路线，没有想到敌人敢于选择这一条险路。等到我们的人发现敌人意图赶到朱寿庄时，敌人已经从原路逃走。
朱寿庄周庆华是我父亲的学生，也是抗日时期和土改时期的积极分子，还乡团两次血洗朱寿庄他虽然幸免，但是仍然令人十分担心。二弟和母亲商量又征求李其风的意见以后决定把周庆华接到我家来住。接来以后把两间东房收拾好让他们住下。
1948年周庆华听从党的号召，积极支前，并作通老伴的思想工作，送自己独生儿子周美柱参军。周美柱参军后随军南下，过江后任县委（或区委）领导的警卫员。在一天晚上开会时被残匪包围，由于南方的房子墙壁很薄，挡不住子弹，当时就有不少人中弹。周美柱个子高大，身强力壮，在前面开道向外冲。当他冲出包围以后发现首长没有冲出来，立即又一次冲进去。当发现首长身负重伤难以行动时，他背起首长向外冲去。但这一次他没有那么幸运，他和首长一起倒在了血泊中，他为新中国的解放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犯错误 二弟回到家里以后才发现，他的到来根本解决不了家里缺少劳动力的问题。因为他负伤以后，一直感到胃不好，脸色黑瘦，体力不支，根本干不了重活，尤其他的右手因负伤而难于握紧东西，甚至连从水井里打水这样的简单农活都干不了。另外，他回家之前，村里照顾军属（抗战时期称为抗属），每到种或收的时节，村里都派人帮助，他回家后，这种帮助逐渐减少，最后完全取消。他为了把家里的地种好，就从刘曹庄雇了一个人种地。他和家里的大人孩子也一起劳动。那时孩子还小，早晨很早就要下地干活，他们单独干活时不知道什么时间吃早饭，大人就告诉他们，听到卖香油的来了就可以回家吃早饭。因为小王庄一个人每天早晨吃饭时必然推着独轮车到村里卖酱油、醋和香油。时间非常准确，所以，孩子们听到拨浪鼓响才可以回家吃饭。（拨浪鼓是一个直径约10公分的小鼓上安装一个把，鼓的两边用细绳各系一个小棰，用手转动鼓把就会发出声音，一般作孩子的玩具）上午出去干活则不知道什么是晌午（即中午），大人就教他们看影子辨别时间。在公路上（老百姓称为官道）有一个十字路口，车辙形成一个井字，井字上有4个十字，将草插在车道沟形成的十字上，当草的影子和南北车辙平行时即是晌午。可见那时孩子们有多么小就参加劳动，然而共产党是反对剥削的，更不允许党员剥削，又正遇到中央发现并纠正“富农倾向”，因此，二弟他成了典型，受到了批评和处分。带头搞合作化 二弟受到处分虽然感到很冤枉，因为他雇工目的不是为了剥削，也不是为了个人致富，而是家里缺少劳动力，同时也不愿意麻烦政府，但是通过学习和思考还是认识到，如果不把农民组织起来，互相帮助共同致富，农村的两极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土改的成果也会丧失。为此，他根据在恩县老解放区搞减租减息的同时，还组织贫下中农搞过换工等互助组的经验，首先在李家联络了几户人家又一次组织起了互助组，开始仍以换工为主。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他又组织了常年互助组。1953年春天，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同年12月，又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由于二弟是老党员、有组织互助组的经验，所以，在组织互助组和初级社时，由他出面开会、动员和组织。到成立高级社时，他退出合作社领导班子，又在税务所工作过一段时间，负责在集市上收税，不是全脱产，而是负责一个或两个集市。大概在1960年左右就再也没有干工作。
反封建的妹妹李厌彬、李厌封我有两个妹妹，乳名分别叫大荣小荣（老家把荣的音常常发成龙的音，但龙常用于男孩的名字，而荣则多用于女孩的名字），那时，女孩子只有乳名没有大名，但爷爷和父亲都是识字之人，思想比较进步，就给她们起了大名，分别叫李厌彬和李厌封，是讨厌封建的意思。
她们从小就开始学习认字，没有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
大妹夫吴进功，陕北老红军，1935年参军，比我大一岁。1940年(?须落实)他随部队来到夏津县，经人介绍，大妹与他结婚。从此，大妹跟随部队转战各地。（此事须进一步落实）
我到恩县工作以后，爷爷、大妹、小妹和女儿小兰（李玉琴）跟随我到了恩县。恩县抗日政府在沙庄成立了抗日高小，大妹和小妹都在抗日高小学习。成立抗日高小的本意一方面是为了培养下一代抗日力量，同时也为了解决抗日军政人员的子弟在家乡难以立足，无法生活和学习的问题。因此，大部分学生是抗日军政人员子弟，也有当地农村抗日骨干人员或贫下中农子弟。他们一边上学一边也做一些抗日工作。主要是站岗放哨作宣传，如贴标语、演节目等。后来抗日高小转移到地委和恩县县委所在地，刘李马庄一带（实际是几个小村的合称，现在属于武城县）。1945年我上党校，又调到高唐县以后，他还在哪儿上学。全国解放以后，她考入石家庄步校（即步兵学校）。在那儿他认识了也在步校学习的武佩忠，不久他们结了婚。毕业后他们成为工程兵，后又集体转业为国家建筑队伍（中建六局），从事建设新中国的事业。
那时的共产党员不但在单位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只要是对党和人民有利的事，在哪儿遇到都会主动去干，小妹也是这样。听说她回家时处理过两件事，既说明她的这种品格，又与她反封建的名字相符。李家有一个寡妇要改嫁，由于刚刚解放，封建礼教影响还很大，认为女人应当从一而终，守寡是遵守妇道而改嫁则是大逆不道的，因此，李家的媳妇们要打她。正好小妹从石家庄步校回家，听说此事以后，就让她二哥把一部分人叫到家里，了解情况。这个寡妇是李希让的儿媳妇，也是远房嫂子，丈夫、公公都已去世，有两个男孩子都很小，生活困难而且婆婆又很厉害，日子过得很不开心。村里有一位名叫闫文耀的人丧妇。他有手艺，经常赶集或串村，替人扎笸箩、绑笤帚，生活比较宽裕。两个人有情有意，自愿结婚，受到封建礼教的阻挠。小妹就向人们讲解党和人民政府的反封建、解放妇女、提倡自由恋爱等政策，并分析了厉害关系，指出，阻挠妇女改嫁本来就不对，要是动手打人更是严重违法的行为，后果是严重的。于是大家决定首先做好自己家属的工作，然后分头做其他人的工作。结果是避免了一场打人和破坏党的婚姻政策的严重事件的发生。
另一件事发生在婚姻法颁布以后。我们村东北方向5里路的地方有一叫张官屯的村子，有一对青年男女自由恋爱，遭到双方家长强烈反对，并扬言，如果两个人不结束恋爱关系就要打断他们的双腿。因为男方与我们村李家有亲戚关系，而且知道我们村参加革命的人多，两个年轻人逃到我们村寻求帮助。正好小妹回家探望母亲，听到此事就把他们俩叫到我们家，仔细讯问了事情经过，并问他们：“你们是否真心相爱？”他们说：“我们真心相爱。”“如果家里坚决反对，你们打算怎么办？”“我们宁可死。”小妹向他们讲解了婚姻法，并对他们说，“只要你们真心相爱，有人民政府和婚姻法为你们做主，就请你们放心。但我回家探亲，时间有限，我会尽快想办法。”她把时任村支部书记的堂哥李其风找来，加上二弟3个人商量，他们认为，虽然依靠党和政府解决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村离张官屯只有5里路，却分属于两个区，时间紧迫，双方家长文化水平低，目前情绪不对，为防止出现意外，最好把两个年轻人留在我们村结婚，等生米做成熟饭，过几年再回家就不会有问题了。同时他们分析，由于刘江庄的民兵队伍人多、枪多是出了名的，估计张官屯的人不敢来闹事。于是，一对恋人就在我们村结婚并住了好几年以后才回家。
当支部书记的堂兄李其风 我参加共产党以后，介绍的第一批党员中有我们村的李其风、李其法、李其祥，都是我的堂兄。李其祥曾在恩县武工队工作，后来随军南下到四川，任仁寿县县长。李其风、李其法一直在本村坚持革命。李其风从40年代成立支部开始担任支部书记（解放前公开身份是农会主任）一直到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才退下来，由于是党龄最长、担任支部书记最早、担任时间最长，退下来以后一直到去世都仍担任公社或乡的党委委员和政协委员。他为人正直、办事公道、不谋私利，因此有很高的威信。他对党忠诚，处处争先，使我们村的许多工作都是先进，把我们村的革命工作搞得红红火火。
抗日战争期间，他们把我们村的民兵组织建设的远近闻名。最高峰时达到近40条枪，称为民兵连，实际是1个加强排。他们的枪有的是自己得来的，有的则是参加重要军事活动由部队赠送的，相当多的是我送的，当然也有逼迫我送枪的时候。记得抗日战争已经结束，但地方并不安定，还乡团还经常活动，我那时已经到高唐任职，有一次我带着警卫员（当时叫通讯员）回家时，他们把通讯员的手枪藏起来，我答应回到高唐后送几条步枪他们才把手枪归还。村里的民兵开始力量小，秘密活动，一旦有任务，一个一个人通知，后来发展壮大以后，建立了队部。队部里有人值班。队部开始设在我们村财主刘玉林家，因为此院子比较大，四周有高墙，房顶上修建了女儿墙作为防御工事，也是站岗放哨的地方。民兵集合时，没有军号，用吹海螺方法代替。一般执行任务都是晚上，接到区里通知吃过晚饭就出发。围困敌人据点，破坏敌人交通或通讯，虽然没有直接打过硬仗（硬仗一般由部队担任）但是的确发挥了很大作用，壮大声势、围困敌人、掩护伤员、运送给养等等。此外，还经常参加斗争恶霸地主和汉奸。有的村里革命力量不足，恶霸地主的民愤极大，但是造不出声势和气氛，群众担心报复，因此斗不起来，于是就派我们村的民兵去帮助，带着10几条枪一到那里，群众的胆子马上大了起来。有些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的恶霸需要镇压，一般不用本村民兵执行，而我们村的民兵执行此类任务比较多。
听说有一次19团的部队住在我们村，那时是白天驻扎，晚上行军。天亮之前到达，马上把村子封锁起来，站岗的有民兵也有19团的便衣，所有的人只准进不准出，做小买卖的也允许进村，也允许沿街叫卖，但天黑之前不许出村。因为夜间行动，村中狗的叫声往往暴露目标，为此，八路军经常活动的地区，兴起打狗运动。到了天黑以后军队就开始转移，从来不在同一个村子住两天。那一天黄昏从村子东头走来1个人，民兵告诉19团的同志，这个人是张八师派驻我们村的“指导员”（张八师是国民党的部队），此人见到站岗的民兵也没有太注意，因为过去经常来，几乎每一次都可以见到站岗的民兵。可是这一次他刚刚进村就被两个人抓着推进一个院子， （进村是一个水塘，水塘北面是我的家，西面临街是关帝庙，又称小庙，其后身是闰文耀家的院子，院门朝东，小庙的后山墙就成了门的南山墙，所以这是进村第一个院子）他进院后见有许多兵，知道是八路军，他突然回头一个箭步窜出院子就往村外跑，村口站岗的没有思想准备，急忙之中用红缨枪刺中他的肩膀，因刺的不深，他跌跌撞撞地往村外跑。由于担心暴露目标没有开枪，同时，因为此人的身份是公开的，料定他不敢报告，因此示意不要追赶，只是加强了警戒。吃过晚饭他们就向东出发了。由于我们村的民兵组织健全，战斗力强，受土匪的危害也比较少。我第二次遇险后，为加强对我们家的保护，从民兵队部到我们家建立了两条支援和撤退通道。我们家离队部只隔着两个院落和两个胡同，空中在房顶上搭起了天桥，地下将中间两个院落的院墙都开有一个豁口，一旦有情况，民兵既可以两路支援或接应，我们家的人也可以撤退。
1946年土改以后，地主还乡团活动猖獗，我们村的民兵也经常参加打击还乡团的斗争。
除此之外，我们村在合作化中始终走在前头。成立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都是全区最早的。农业生产搞得也非常好。到1956年，由于农业连年丰收，吸引不少解放前闯关东的人又回到村里。那时社员的积极性非常高，那时不是攀比活少而是攀比活多的人，有的人给干部提意见说，为什么派给我的活少而派给某某人的活多？人们早晨下地干活起床时间越来越早，甚至于有人到了庄稼地里还看不清那是庄稼那是草，只好坐在地头抽烟，等天稍微亮一些再锄地。如果说1956年以前是风调雨顺造成的农业大丰收（当然，那时所谓大丰收与现在是不能比的。那时小麦、玉米、谷子亩产200多斤就是好庄稼，棉花亩产子棉也是100多斤，我们县任宫庄平均亩产200斤子棉就成了全国先进），那么，1957年的丰收则是他们带领村民战胜大旱夺得的。那一年春天旱情就已经显现，小麦是带领社员担水浇水赢得的丰收。夏种和秋种已经不能正常播种，人们担水点播仍未能保证全苗，后来经过多次补种才保证了全苗，为1958年的小麦丰收打下了基础。1958和1959又连续两年干旱，春天大风不断，风沙一场接一场，有时大风沙刮得昏天黑地，几十米之外看不清人（按现在的说法是能见度为几十米）。小麦刚刚返青或拔节，是最需要水的时候，大风却把土刮走。有时一场大风刮起来的土就能把水沟填平，由于风把地表土吹走，有的小麦露出了根而迅速干枯。社员们为了抗旱保苗，担水浇灌。我们村附近没有河，只能靠水塘和水井，虽然那时已经有了水车，但因水源有限，所以不能漫灌，只能把水直接浇灌到庄稼的根部。后来，水塘里的水用完了，水井也是水位下降，供不应求。为此又带领社员打井抗旱。打井需要很多砖，而集体资金十分紧张，于是把村里的小庙和大庙拆了（都是砖房），甚至把一个无主的砖坟也拆了（现在看来这些行为是不对的），拆下的砖全部用于挖水井，依然是杯水车薪。到了1958年下半年，地表之下30多厘米的土都是干的。挖水井只用少量的砖的技术不知是他们自己发明的还是在什么地方学习来的，用红荆（植物学上称为柽柳）条编织成井壁，只在井口用少量砖。虽然用这种方法打的井寿命不长，只有7、8年，但是作为应急还起了很大作用。他们经过奋斗，夺得1957年的丰收，1958年的庄稼长得也不错，实验田里的棉花长到l米多高，普通田里的棉花虽然长得不高，而且苗也不全，但是由于透光好通风好，棉花桃子长得大，棉花也开得好，再加上在缺苗的地方补种了许多其它作物，如玉米、小豆、绿豆、白豆等形成多种作物套种，综合收成并不少，只可惜大跃进造成收得不够仔细，浪费了不少。到了1959年，收成明显下降，下半年开始感到生活困难，人们已经体力不支，开始动员社员甚至也动员学生参加秋收秋种。
1960年上半年是多年来少有的风调雨顺，各种庄稼长势喜人，麦收后生活也有好转，长期紧锁的眉头舒展开了，难得见到的笑脸出现了。但是好景不长，一场突如其来从天而降的天灾又降临到人民头上，从此，将人民推进3年自然灾害的深渊。那是阴历六月二十四星期天中午，天气晴朗万里无云，火辣辣的阳光照射大地上，劳累了一上午的人们正在吃午饭。突然西北方向出现乌云，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因为六月天从西北方向上来乌云并伴有大风，从而形成雷阵雨是经常的。然而此次与以往不同的是，虽然它来去匆匆，却造成灭顶之灾。从发现乌云到降临到自己头上仅仅几分钟Hj‘间。开始是大风，风头过后紧接着就是风雨交加，大雨里夹杂着小而密集的冰雹。仅仅几分钟，冰雹停了，风雨住了，一会儿工夫又雨过天晴。人们纷纷放下饭碗，目睹了树叶被冰雹打光的惨像，嘴里不自觉的嘟囔着，完了！完了！全完了！尽管人们早已经预料到结果，当冰雹刚刚停止时，人们还是不约而同地来到村头。人们看到像棉花这样有木质部的庄稼还剩下一到两寸的主干，其它所有庄稼全部被砸得精光，地面和水面上留下庄稼被冰雹砸碎形成的绿色粉末。大人们很少说话，有人暗自流泪，有人掩面痛哭，长时间的期盼和刚刚出现的希望就这样破灭了吗？半年辛勤劳动的成果就在几分钟里毁灭了吗？
俗话说，风刮一大片，雹砸一条线，我们村受灾虽然极其严重，但就全县来说，受灾面积并不算大。宽度l公里左右，长度不到10公里，而像我们村子那么严重的只有在这条线的中间地带的少部分村子。因此，县里紧急调拨种子进行抢种。那时季节已经有一点晚，许多庄稼已不能成熟，于是决定种大豆。从第二天开始村里几乎动员了所有劳动力和半劳动力以及播种农具和牲畜参加抢种。社员们积极性非常高，一心想着要把损失弥补上，但是，老天就像故意与人们作对，又下起了小雨。有经验的老人开始担心起来，因为大豆是双子叶植物，播种以后遇雨它自己钻不出来会被闷死，其实其风哥是种地的好把式，哪能不懂，他是在冒险。季节已经很晚，早一天种下就可能多一分收成，万一雨后地表板结，大豆钻不出来，他可以组织男女老幼用挠钩松土，晚种几天是没有办法挽救的。不幸的是他估计错了，老天似乎决心与人民为难，雨越下越大，人们不得不收工。这一场大雨演变成大暴雨，沟满河平，平地变成一片汪洋，土公路上的水深达1尺多，全县大部分受灾。由于多年旱灾，大风沙使大部分排水沟渠淤塞，多年干旱也使人们的思想麻痹，疏于管理，地里的水排不出去，于是村干部组织社员疏通排水沟，排水沟的水位下降以后又设法把地里的水排到沟里。可能多年干旱地下缺水严重，吸收了大量水也是原因，半个月左右地里已经没有了积水。然而，此时种大豆也不能成熟了。上级不知从那里调拨来荞麦种子分发各村，正当人们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准备种荞麦时（在我们那儿，到了阴历七月，除了荞麦，种什么也不能成熟了，所以说是最后的希望），又一场特大暴雨降临在人们已经冰凉的心上。由于马颊河的水位猛涨，排水不畅，土壤也已饱和，地里的水位下降明显减速。这样的大雨也不知道下了几场，只知道我们村东头由南向北的水流变窄，大人可以跳过去时就又会下得一片汪洋。俗话说“七月十五定旱涝，八月十五定干戈”， 意思是说，到了阴历七月十五，如果还没有下透雨，以后也不可能下大雨解除这一年的旱灾了，也就是说，此时雨季已经过去，而到了八月十五，打不打仗也可以知道了（古代雨季不适合打仗）。然而那年的九月十五（阴历），还下过大雨。在受灾最重的1960年，其风哥在带领群众抗击自然灾害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种植荞麦不成时，他果断地决定将荞麦种子分给了群众，种在自己的宅基地上；接着又把地势高的土地分给了社员，插上了红薯秧子。现在看这算不上什么救灾措施，因为季节太晚，又加上水灾，红薯是不可能长成的，但是，在那时却起到了很大作用。大灾造成绝产，而多年受灾社员家里根本没有余粮，完全依靠国家的定量供给，由于大面积受灾使定量特别低。当时按每人每天4两地瓜干供给（16两／1斤，折合现在2.5两）而且仅此而已，肉、蛋、油、糖等不但没有供给，甚至有钱也几乎买不到。说给现在的人听不会有人相信，人们仅仅靠如此低的定量怎么活过来的？人们把凡是能吃的野菜和树叶都吃了，甚至平常认为不能吃的树叶也吃了（如国槐的叶子有毒，吃了会肿脸）。当人们饿得厉害时，什么东西也敢尝一尝。那时榆树成了宝贝，叶子、树皮、树根的皮都能吃，而且由于煮过以后又粘又滑，把它掺在野菜里可以使野菜更容易下咽。红薯更是好东西，叶子、秧子和根都是可吃的。由此可见，其风哥的决定对于人们是多么重要。
谚语说，种麦子是“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1960年阴历八月下旬，阳历大约是10月下旬，寒露已经过去，马上就到霜降，种麦子已经迟了。地里的水虽然已经没有，但仍是烂泥，按常规根本不能种麦子。社员和干部一样左右为难，不种麦子，把上级调拨的麦种和干部顶住巨大压力留下来的麦种分给大家，冬春两季青黄不接时可能会少饿死几个人，但是，明年吃什么？大家忍饥挨饿不忍心吃掉麦种为了什么？如果种麦子，又担心麦子在泥里会烂掉，还不如吃了好。当时人们说，不种麦子是等死，种麦子是找死。村干部斟酌再三，认为等死是一点希望也没有的死路一条，找死还有一线希望，于是决定冒险种麦子。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种。牲口进不了田（实际上牲口饿得也死了不少，活下来的也是瘦得皮包骨，陷进去就很难弄出来）就动员社员拉耧下种，先种地势高的地段，同时在低洼地里挖沟渗水降低水位，最为难的是播种工具“耧”不适合在泥地里使用。不知是他们的发明还是从别人哪儿学来的，他们请铁匠打制特殊的“耩铧子（耩，音：jiang，义：用耧播种，耩铧子是耧上用来开沟的铁制犁铧状零件），耩地时不是开一条沟而是划出一条缝，麦种落进缝隙里，泥会自动合起来。到了阴历九月十四日这1天（阳历11月2日），麦种用完了，剩下的边边角角的地，生产队已无力播种，于是宣布允许个人播种。谁会料到在这个季节还会下大雨？第二天，又是一场滂沱大雨。幸运的是大流域已经进入干燥季节，河水水位已经比较低，排水系统已经疏通，低洼地的渗水沟发挥的作用，积水很快退去。种下的小麦除了特别低洼的地段外，其它地段都出了苗。地势高的地方出苗比较全，其它地段不同程度的缺苗。人们都说“麦子不倒股，不如土里捂”（意思是说小麦刚刚出土时叶子是直立的，等长到3-5个叶子时，叶子会向两侧倒下，称为倒股。倒股的麦子根系已经发达，过冬时冻不死，而没有倒股的麦子容易冻死。所谓土里捂就是播种很晚，小麦没有出苗，地就被冻了，小麦在第二年开春才发芽出苗。土里捂的小麦产量和质量都比春小麦好。）种得早、地势高的地段倒了股，有的则没有倒股，来年春天有的地段株距达30厘米到1米。尽管如此，由于小麦分蘖能力强，平均亩产近百斤，大大缓解了灾害造成的困难。
有人说3年自然灾害是天灾加人祸，人祸大于天灾，而我们村应当是天灾大于人祸。1942年的大贱年才是人祸为主。那么大的灾荒，在i日社会不知会饿死多少人，而在新社会只饿死几个老弱病残的人其中1个精神病人（此人就是陈剑因不了解情况介绍入党的刘德贵），鳏寡孤独的五保户反而一个也没有死。这自然与党和政府千方百计地救助分不开，听说曹四哥（即张官屯王阁序，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担任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直到离休，一直担任县委组织部长。）专门到湖南找卢青云求援，因为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无法办理各种手续，于是就把碾米时产生的碎米和秕子支援了夏津，记得每人分了几斤，起到很大作用。与老百姓的自救行动也分不开。同时也应当承认，以其风哥为首的村干部的努力更是分不开的。
其风哥担任支部书记几十年，虽然事事争先，也有跟不上形势的时候。听我的侄子李兆亭（即海亭）说过一件事，非常符合他的性格和为人原则，相信是真的。1958年大跃进，浮夸风盛行，处处放卫星，说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谁会信口开河说大话就插红旗，谁不会说或不敢说、不愿说就要被插白旗。当时我们村属于东李官屯公社，公社书记是个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党员，不愿意说瞎话被插了白旗，工作靠边站。批判会在县城东关文庙召开，同时要求各村报1959年的产量计划。他带领几个人参加了会议，其中有我侄子。他历来办事、说话实事求是，自然上报的数字要有根据，因此就让海亭为他计算。根据棉花的行距、株距可以计算出每亩地里的棵数，每一棵长几个枝杈，每个枝权上可以结几个桃子（棉花的果实形状酷似桃子，因此，老百姓称为棉花桃子），假设每个桃子都能开好，大约80多朵棉花重l市斤，据此即可计算出亩产量。他把比较实事求是的棉花产量计划上报以后，理所当然的受到批评，因为其它村报的产量比我们要高得多。于是他又让海亭比照其它村里的计划产量重新计算，无非是在所谓“合理密植”的基础上，增加底肥和追肥，再多浇几遍水，增加田间管理，使棉花长得更高些。他满以为这样可以过关了，唯一令他心中没有底的是怕领导进一步追问肥料和水从哪儿来。使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是，领导不但没有表扬他，没有追问他的措施能不能到位，计划是否能落实，反而继续批评他太保守，因为其它村子的计划产量又提高了，而且和我们报的产量差距进一步拉大。要不是他是老党员、老书记、老先进，那一次必定拔他的白旗。
还有两个堂弟李其信和李建国，他们是亲弟兄。李其信结婚不久就参加解放军，解放前在大别山一带转战，南下时不幸牺牲。李建国在全国解放以后在河北衡水转成武警部队，后来由于对粮食、棉花实行统购统销以及抗美援朝等想不通，他又是直性子，提意见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泊头一带劳动。60年代其风哥把他接回本村，名义上是一边劳动一边改造，实际上和其他社员没有什么两样。文革后平反并分配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