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我出生于山东省夏津县夏家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1935年毕业于济南市立中学。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到1947年7月随军南下，在鲁西北度过了10个难以忘怀的春秋。
1937年“七·七”事变，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德州铁路线。当时的武城、夏津、恩县等地，还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只有故城县被八路军占领。这个县的县长、区长、区委书记都由我们党的干部担任。那时，胡合道所带领的国民党残余部队，仍住在故城县一带。胡合道原是国民党二十九路军宋哲元手下的1个团长。
他随二十九路军逃到黄河以南后，又带着4个连返回故城，住在郑口。当时日本鬼子还没到武城、夏津、恩县，可是这几个县的国民党县长，都先后逃走了。地方上的一些乡绅和杂团，又重新选出国民党县政府人员。当时武城县的县长是徐占奎，秘书薛风。薛风家是大地主，他是学行社的负责人。后来，又在武城县抗日政府中当过县长。那时的国民党不叫党部，而叫国民党指导委员会。指导委员会上设书记长，下设几个部。国民党和县政府是两套班子。由于国民党的正规军都畏敌南逃了，国民党的党、政两套班子都没有军队，只掌握了地方上一些土匪和杂团武装。这些武装都是七拼八凑的乌合之众，有的上百人，有的上千人。．如冯二皮，名叫冯寿朋，是大土匪头子。但名义上他的人马还叫抗日军队。这个人是清平县由集人。抗战前，他有3、5百人，3、50匹马，与国民党剿匪司令勾结着，互不干涉，胡抢乱夺，征粮派款，鱼肉百姓，经常活动在德州至黄河边一带，横行无忌。在1928年至1931年期间，他曾两次打开夏津县城，枪毙了1名县长。他就是这样1个土匪人物。到1938年，冯二皮已有1000多人，称为十九支队（就是范筑先搞得那个支队）。名誉上他是支队长。支队相当于1个团的编制，下面分3个营。再一个大土匪头子叫纪有年，是七支队的支队长，也有3个营，1000多人。还有1个是齐子修，原是国民党二十九军的1个连长，他带了1连人回到地方，收集了1000多人，编为十三支队，他是支队长。这3个人都是百里称王的家伙。
这段时间，八路军还未到运东武城、夏津、恩县一带，只在武城运西一带进行活动。在这些地方，国民党还占优势。要进行抗日活动和成立抗日组织必须向国民党县党部请示，经过批准才算是合法的。当时，夏津县国民党部书记长是吕士珊。武城县的党部书记长是薛风（原名薛子文）。那时国民党也分派别。薛风就是学行社哪一派的。
当时武城县下分6个区，区长都是国民党员。国民党县政府机构还较为健全。区区都有武装分队。每个区中队有7、80人。他们还能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工农兵学商，大家来救亡”的歌曲。原因就是一些抗日的知识分子参加进去了，在里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这时，对老百姓危害最大的是李胖娃娃（李俊兰）的反动武装，他经常驻扎在恩县六区、平原五区和夏津四区交界的地方，奸淫抢掠，无恶不作，民愤极大。1938年4月份，从运河以西临清方面过来了一支八路军津浦队伍（即肖华支队），约有1个团。支队长孙继先、政委肖华。支队过来后就住在夏津城关。党组织让我们这些人去支队座谈。肖华同志问：“在这里开辟工作，先消灭哪一股反动武装你们才能活动开，才能站住脚呢？”我们挑来挑去，一致表示：如果能消灭李胖娃娃，我们就能开辟工作了。这样，支队决定消灭李胖娃娃。接着，支队又把恩、平、夏3个县的县长请来，征求他们的意见。当时3位县的县长对消灭李胖娃娃都非常同意，只是怕消灭不了惹出乱子来。肖华同志说：“请你们放心，只要你们确定了，我保证把他消灭！”3位县长都挺高兴。果然，肖华同志说话算数。不过3天，八路军津浦支队就把李胖娃娃全部消灭了。从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活动在这一带才得到发展。
1938年下半年，夏津、恩县、武城的党组织都不叫县委，叫“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工委和县委有什么不同？一个县没有正式建立3个区委之前，不能称县委，只能称工委，这是上级党委的规定。当时，夏津县的工委书记是陈剑，又名杨超。武城县的工委书记是韩瑚洲，又名韩强，他是运西大辛庄人。
我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只是抗日积极分子。杨超从旧城八路军抗日训练班回来后，将训练班开的一封信交给了国民党县党部，算是举起了抗日旗帜。
杨超和我父亲是表兄弟，年龄比我小二、三岁。我们很小就常在一块儿。杨超受训回来后，活动很积极。这时，我住在县城，他经常找我交谈。鲁西特委也住在夏津县城里，特委书记是张承先。杨超带领我投入到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活动中去。我首先参加了张承先同志召开的夏津县知识分子座谈会，接着又参加建立夏津县“战委会”的宣传、筹备、选举工作。在工作中又得到张承先同志的指示“以后你和杨超在一块活动，听杨超指挥。”这样，我就和杨超有了工作关系。当时，我在县里还有点小名声。原因有二：其一，我上小学时，就领着小学生们闹学潮，把校长赶跑了，县城以西的人，多数知道我的名字；其二，我在济南市立中学读书时，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后被学校开除遣送回夏津。因此，杨超在工作中一般还是比较尊重我的意见的。我记得在战委会选举前，杨超对我说：“最近，国民党县长要亲自主持民主选举，成立‘抗日战争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委会’，你要想个办法，看怎样才能把领导权夺过来。”我真动了脑筋，经过认真分析，我对杨超说： “虽然我们力量小，但在这次选举中起码要和国民党平分天下。我们的人必须占1个副主任和3个部长”（战委会的组织机构是：县长是当然的主任委员，下设两个副主任和6个部长）。为达到目的，就需要我们在选举前采取两条措施：一是要杨超亲自出面，去国民党县党部公开摊牌，定个君子协定，双方都互相保证各占一半人选；二是积极在我方进行活动，在“抗日民族先锋队”（简称“民先”）、“青年救国会”等群众团体内广泛串连，在选举中既保证国民党的人选占一半，又必须分散选举对象（即他们选我们3个部长，还要保证选他们3个部长，在我们选举时，3个人的数字不能变，而把他们被选的人数分散，使其选票数不能集中。这样选举目标分散了，唱票时，他们被选上的人就少了），保证我们有更多的人以多数票进入战委会。杨超采纳了我的意见。正式选举时，果然不出所料，把国民党的候选人给打乱了。我们的特委书记张承先同志当选为战委会副主任，我们又有5个人当选为部长，国民党只有刘士珊等2人进了战委会。这次选举，既没有让国民党抓住小辫子，又把战委会的领导权夺过来了，同志们都非常高兴。
从选举产生战委会以后，我们党的抗日活动在夏津县城就合法化和公开化了。县长不管战委会的事。刘士珊是国民党政府的教育科长，也没精力在战委会里工作，这样就只有张承先同志在那里主持工作了。战委会里其他人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因此，鲁西特委事实上就搬到战委会去了。在战委会里我们的5个部长是：社会部长杨超、宣传部长张建民（城西郑保屯人，我的同学）、武装部长杨英贤（杨老英）、行政部长杨真（我的入党介绍人），还有1个部长不记得了。
在战委会里工作一段后，到1938年的6、7月份，由杨真同志谈话、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杨真同志任夏津工委组织部长，陈剑任县工委书记。
我入党以后，党组织在我家（夏家庄）建立了地下交通站。当时武城县的交通员去特委，都在我家吃住，这里又是必经之路。从此，我便开始和武城的交通员李有彬（河西梁窑人）、李文兰（河西刘庙人）慢慢认识了。并在听他们谈论的基础上，又慢慢知道了武城工委韩强。
入党以后，我继续在战委会武装部工作。这时党给的任务更重了，第一项任务就是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游击队。怎么个组织法呢？我和杨超商议，暂定抗日武装的名称叫夏津县抗日工作团，属县工委的一个团体。随后我以这个名义，通过关系把我在县立二小、七小两个学校的同学召集起来，有2、30个人，让他们都带着枪来。有的带1支，也有的带两支（长短枪各1支）。这些同学，虽然多数都是地主娃子，但毕竟还是学生，由于受当时社会风潮的影响，所以抗日的思想和情绪还是比较高的。组织起来以后，这些同学都统称为抗日的工作人员，由县政府统一发薪管饭。工作团的任务就是在战委会的统一领导下，下到农村演戏，宣传抗日。又过了一段时间，经过说服教育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又经过全体工作人员的讨论同意，工作人员都主动把枪交出来，又招收了5、60名工农子弟。就这样，组织起了夏津县的1支武装力量。
后来，形势紧张起来，这支武装力量保卫着鲁西特委到我村住了5、6个月。那时特委书记张承先，副书记彭天奇，组织部长是杨中一，宣传部长是韩宁夫（因能讲能说，人们称他为“韩喧天”），武装部长王克寇，社会部长庞均。武城县的工委书记是韩强，组织部长是王忠，宣传部长是赵墨轩。
1938年秋，夏津、武城、恩县、平原等县城都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我们和特委一起从夏家庄迁到临清县去了。在临清我们搞起了1个“八路军一二九师办事处警卫大队”，当时不用这个名字就压不住国民党的嚣张气焰，办事处主任是万里。这时，一二九师司令部在临清西野陶，实际上也是平原分局机关的驻地。办事处没有军队怎么办呢？一二九师就给了我们1挺机枪和10支卡宾枪，只是子弹很少。在临清住了一段，敌人又来了，我们又转移到馆陶、冠县。还不行，又转移到了禹城。在禹城我们开始整军，将夏津县的抗日工作团与临清、馆陶的游击队合并成清江大队，特委宣传部长韩宁夫同志任大队长，我任大队教导员。禹城整编后，形势更加紧张，清江大队屡遭敌人围击，再加上我们缺乏带兵经验，经过3天的连续战斗，大部分战士跑回家了，这个部队也就散了。
队伍跑散的时候，张承先同志跑到黄河南大洪山去了，我就跑回老家夏家庄。这时，特委宣传部长马成斋还住在我家，我及时向他作了汇报。因此，我和党组织一直没有中断过联系。
1939年5月，特委又决定让我去运河西清河县张侯塔，打入张八师去做杨团（杨老英团）的工作。这是我入党后，承担党组织交给的第二项大任务。当时特委指示，去杨团的任务有3项：一是和杨老英搞好关系，叫他不仇视八路军；二是教育杨老英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情况暴露给张八；三是要把杨老英过去的3个连（杨团的队伍，过去是由我们战委会帮助搞起来的），有计划的一个一个拉回来。任务明确后，我就到张八师驻地找杨老英去了。
我见到杨老英，他热情招待，对我说：“在这里你放心，我死不了，你就死不了，你好好干吧！”当时给了我一把偏开门的匣子枪和50块大洋。在队伍里，对我以先生相称，别人都称呼我“夏先生”。一天，张八的队伍开大会，我一下子碰上武城运西的交通员李文兰了。我们刚见面时都有些恐惧。散会后，李文兰向我摆摆手，我俩就到了村外的一个枣树林里交谈起来，互相了解一些情况。通过交谈我才知道，原来武城县独立营的戚峰、王新、宋烈等人都在这里，都是来搞张八的武装的，他们是通过河西大孙庄孙隐生的关系来的。孙隐生的父亲是个大地主，张八是个大土匪，孙的父亲救过张八。戚峰、王新、宋烈就是通过孙隐生的父亲与张八拉的这个关系，经过县工委书记韩强同志的批准进去的。同时，我也向李文兰介绍了自己与杨老英的关系，并讲明我来这里是经过特委批准。这样，就互相放心了。
时隔不久，杨老英的1个装备最强的连被搞到运东去了，张八十分恼火，把我当成嫌疑分子了。实际上，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回事。事情发生后的3、4天，张八派人把我和张伯儒叫去审问，从阵势上看，是准备把我们处决或活埋。张伯儒也是八路军派去的，张八气势汹汹地问：“你们两个以前都在八路军里干过吗？”我们俩都没有承认，这时气氛很紧张，我看滑不过去，便灵机一动，给张八兜了个圈子。我说：“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我可认识你。我一不是共产党，二不是八路军，只是和英贤不错，是帮他来搞这个队伍的。反过来说，如果我搞队伍，也不能到你这里来搞啊！”张八听我话里有话，忙问：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于是，我就给他说了一段亲缘关系：张八的姑是我的舅母，张八小时家里穷，经常住在我舅家那里，是个扛小活的，和我妈很熟。我妈每次回娘家，都是张八接送。一说这个关系，张八火气大消，就放了我们俩。出来以后，我对伯儒说： “老张，真危险啊！咱们赶快离开这里回去吧。”我们俩走到河边看见河的东边有一只小船，就乘船过河到了夏家庄。我给特委的领导同志汇报了这个情况，特委的同志也都说别再去杨老英那里搞了。后来，组织上派我到夏津四区当区游击队指导员。
当时，夏津县四区的区长是王锦堂。这时候，津浦大队王克寇的那支队伍已经发展起来了，夏津县有了县政府、区政府，还组织起了儿童团。我在那里一直搞到1938年阴历八月十五。
在这期间，我们津浦大队打垮了石友三的1个连，消灭了这些土匪杂团。首先消灭了李维道（夏津四区人，土匪头子）的反动武装。这样一打，敌人恼火了，一些土匪、杂团就联合起来，在禹城一带搞了一个“杂团支队”，三千多人，围攻津浦大队。津浦大队被迫转移到运河以西，王克寇的队伍转移到黄河南去了。夏津县根据地遭到了严重破坏。没办法，地委、县委和四区区委都转移到运河以西去了，这一段时间成了流亡政府。在夏津县只有夏家庄这个党的交通站没有被破坏。原因有两个：一是杨超和这个区的伪区长是两姨兄弟，又和我父亲是表兄弟。伪区长看私人交情，对夏家庄一直没有下毒手；二是沾了杨英贤的光，他在投靠日军前，曾多次找我，想拉我去（他当时并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我没去，离别时，杨英贤对我说：“老夏，你放心，兄弟到什么时候也要对得起你。”因此，在杨英贤当了日军的大队长后，一直没让鬼子围剿过夏家庄。
四
从此以后，特委和鲁西党委失去了联系。1940年，组织上派我拿着介绍信到冀南区党委接关系。这时，冀南区党委住在清河县杨长屯，离我们有100多里地。我克服了重重困难，通过地方党的关系，在韩强同志的帮助下，找到了王任重同志，接上了组织关系。同时，还给特委带回了1份十分机密的电信密码。在特委向运西转移的时候，从运东带过来4个区的游击队，其中有五区中队，队长马瘸子；恩县六区中队，队长梅超，政治指导员杨凯；高唐六区中队，队长李恒、政治指导员李成；夏津九区中队，共120多人，合编成鲁西中队。从此，就开始到冀南军区领取供应。这时地委确定我到鲁西中队当指导员，李恒（高唐六区区长）当队长，杨凯当副队长，李成当副指导员。我们这个队伍跟着地委在边区一直搞了两个多月，在我的记忆里，这段情况还不错。1940年5月，冀南军区党委和行署决定正式充实、完善武城县的党、政、武、群等组织。县工委改为县委，县委书记冯洗尘，组织部长王忠，宣传部长赵墨轩，武委会主任王刚，群团主任宋烈，地委民运部长王育之，县长赵炳图，秘书李维汉，民政科长戚夯，财政科长范云生，教育科长刘希光。同时，决定开辟3个区：1个是以曹寺为中心的二区。1个是以庙上为中心的三区，1个是以西里屯为中心的四区。二区区长李恒，三区区长张英。当时开辟四区的干部找不出来，民运部长王育之就提议让我到四区担任区委书记兼区长。这样一来，在武城的5个区中，我们有了3个区，就可以建立县政府了。当时我还不愿意去四区，心想，我是夏津人，怎么在武城当区长呢？又是敌占区，开辟不容易啊！这时，杨中一同我谈话，让我服从组织决定。这样，我带十几个战士，10多支枪和几个助理员就去了。
武城县四区区公所于- 1940年8、9月份在垂阳县张温村正式成立。县政府派人在那里召开了四区的村长、乡长会议，正式宣布任命我为区委书记兼区长，同时上任的还有区民政助理员赵海光，粮食助理员高俊峰，还有一个助理员崔××，是清河县崔庄人。几个月以后，县委、县政府又确定成立“武北办事处”，管辖范围为四、五、六区，任命我为办事处主任，徐建福为副主任，徐建福是武城县邢庄人。
1940年秋，武城县委和县政府在西里屯召开武北办事处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冀南行署主任刘建章，县委书记冯洗尘，县长赵炳图，民政科长戚夯等党政工作人员，武城县大队全体武装人员和四区的群众、学生，共计二千人左右。成立大会的议程有3项：一是县长赵炳图讲话，宣布成立武北办事处的决定和任命；二是我发言，讲怎么干工作；三是刘建章同志代表行署讲话，讲当前的形势和抗日的工作任务。办事处所管辖的范围有100多个自然村，人口有15万左右。办事处的主要任务就是开辟四区，巩固四区，建立各级人民抗日政权。在五、六区，主要是开展统战和敌伪工作，联系一些大绅士，进行抗日工作。武北办事处成立后，和四区机关没分过家，经常在四区四儒村、五窑头、香炉坡和前后孝兰一带开展工作，一直到1941年。这段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
五
1943年2月冀南军区开辟运东，组成了武工队，武工队长宋东旭，特派员郝×。我带着42名武工队员和鲁西中队的1个区中队，到运河东岸开辟工作。渡河地点就是武北夏庄，过河就是玉皇庙。过河后，我们就在恩县三、四区一带活动。活动范围，东到堤边，西到运河。活动了3～5个月，就成立了运东办事处（这个办事处是1个小县级范围的机构，是针对当时恩县情况建立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开辟恩县三区、四区、五区）我是办事处主任，秘书周侃（枣南人），民政科长高正新（恩城县西高庄人），财政科长向朴（夏津人），粮食局长张昶，教育科长徐新甫（兼恩县四区区长），民政科长王润庵。当时各区的领导人是：一区区委书记兼区长姚聘卿，三区区委书记兼区长李涤中，四区区委书记王子良，区长徐新甫。六区区长陈子力。当时只有这4个区。1943年下半年，运东办事处所辖范围扩大了，下属有3个抗日县政府一恩县政府、夏津县政府、平原办事处。这时，整个运东办事处的组织领导情况是：主任刘子蔚，秘书刘宇光，财政科长张超，我是民政科长。恩县县长由我兼任，秘书周侃，民政科长高正新，财政科长向朴，建设科长杨凯。
夏津县委书记杨超（陈剑），组织部长曹四哥（王阁绪），县长张本利。
平原办事处的书记是高俊岳，主任张志坚。
这时，恩县这个地方，虽然是敌占区，可是敌人控制很松。我们这些同志到农村活动，老百姓拥护得很。1942年虽然闹灾荒，可是老百姓还是拿出花生和白馒头给我们吃。我们的武工队员士气很高，搞宣传，断官司，搞民兵自卫队，建立妇救会等。工作起来不分白天黑夜，废寝忘食。一直到1944年春，不仅把恩县的三、四、五区开辟了，而且把一、二、六区也开辟了，整个恩县都变成了解放区的根据地。
1944年6月，运东办事处的组织机构发生了变化。这时，它已相当于专署一级的组织机构了，不过，组织机构非常不健全，只是有了一个基本的架子，立足仍在恩县。
1946年6、7月份，我被调到平原县工作，任副县长。两个月以后，善民同志调出，我任县长。那时，一区和二区还是敌占区（国民党杂团占领着）。四区和五区是根据地，是半解放区。我到平原后，县政府才进驻县城，是冀南军区李开道带领的独立团送进去的。当时县政府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协助独立团进行剿匪，扩大和巩固解放区，建立全县各区人民政权。
1946年冬，平原全县已成解放区，县区村3级政权健全了，并展开土地改革运动，当时群众的情绪十分高涨。
1947年7月，我参加了边区党委在野陶的整风。参加这次整风的人员是晋、冀、鲁、豫4个地区各县的县委书记、县长。这次整风，由徐向前、薄一波亲自主持。在整风期间，上级领导确定要从根据地抽调50万骨干力量补充中原解放军。当时在大会上下达了紧急命令，宣布了各县招收新兵的负责人和征兵名额（分配平原县的名额是1300名）。会上，确定我回平原招收新兵。结果，平原全县共招军1970人，超额完成了上级分配的任务。
1948年阴历正月初三，我离开了平原带兵南下。从此，走向新的战斗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