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襄樊市公安局来信，要我将襄阳公安处工作期间情况写一下，作为档案存查，为了省事起见，我过去整理过在华北1938年到1948年10年间的材料以及1948年到1952年的材料，谷城县根据我写的东西整理了1份，现在这两份材料还在我这里存着，过去的情况，就从简了（需要的话来抄）。现仅以事论事，一件事一件事的就1952年到1958年简要过程，根据我个人想到的主要事件，分述如下，以供参考。
我记得1952年在谷城当县长，“三反五反”运动即将结束，接到地区调令，调我到襄阳地区担任公安处长，我办理交接手续半个月后，即到襄阳地区报到。在去的时候，我当时和谷城公安局副局长王英同志乘船去的，时间在7、8月份左右。一路上我心里明白是到公安处，但他们到地区开公安局长会议，不知道我调到公安处。去后当天晚上，由当时的地委书记杜景云同志和原处长冯洗尘同志便将公安处的工作简略的交代了一下，并要明天我和冯洗尘同志一块参加公安局长会议，届时由冯洗尘同志当面向与会人员介绍一下就可以了。就这样简单地当了公安处长。
当时的公安局长会议，就是第二次镇压反革命的会议。会议一开始，王英等非常惊奇，才明白我来地区当了公安处长，当时的会议内容是贯彻中央会议精神，详细内容记不清楚了。主要还记得这样几点：一是二次镇反的重要性；二是可杀可不杀的不杀，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关可不关的不关；三是严格控制应杀人数的百分比（千分之三左右）；四是强调了3个证明（人证、物证、字证）等内容。这一次会议，各县都带来了逮捕反革命呈捕表，并要求赶快审理批准。会后我和当时公安处秘书科长刘子玉同志等日以继夜地审查，约半个月时间，将这些表册，分批按件批复，逮捕完毕。审批条件是什么呢？经过地委研究确定，凡是大乡长一级联保主任等，有呈即批，凡是保长、乡队副、伪杂人员中中队长以上人员，强调罪行、民愤程度以及有无血债，有选择地批捕。我记得这一次是群众性行动，搞到年底即结束了，1953年3、4月间(?)即开展全国性镇反复查运动。这个运动襄阳地区（原襄阳地区）以我为主，带着各县公安局长参加省公安会议（当时郧阳地区的公安处长是×寒晓）。
回来后经过地委研究，即开展了镇反复查运动。运动中除一般政策办法外，进行了认真地复查，一直到1954年麦收才结束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复查结论：基本上是好的，唯襄阳县镇反不够彻底。
时间记不清楚了，笼统地记得在镇压反革命即将结束的同时，开展了全国性的取缔反动会道门运动，从襄阳地区10几个县中，重点是取缔一贯道。当时政策比较明确，在群众中，在会众中强调其反动危害性，以及为什么取缔一贯道，也可说是群众性的社会教育运动。逮捕对象是一贯道中的点传师以上分子，对一般坛主进行教育，令其交待，一般不进行逮捕，个别罪行严重者除外。
记得是1954年5、6月份，地委、专署负责同志都在省委开会，地委成员中只有我1个人在家主持工作，国务院组成丹江口工程可行性勘察工作团来丹江口勘察，中央负责人有水利部长傅作仪、副部长刘澜波、总工程师好几个记不清楚了，只记得苏联尤金博士、林一山、魏廷铮、蒋怀玉及省委陶述曾等一共200人左右。当时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整个地委没有人，只我1个人负责接待食宿、保卫、派船到丹江口实地调查等。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省委会议基本结束，襄阳地区的同志们留在省委解决襄阳地区问题，而省委会已经确定襄阳地区合并。郧阳地区委书记赵修、专员刘××等来到襄阳，由赵修同志传达省委会议精神，重点是两个地区合并问题。我当时既不了解精神，自己一个人也不能作主当家，只能将一些问题推开，等他们回来再说。只解决了襄、郧两地区电话联接问题。他们走了后，我又将邮电局局长找来，布置了电话接通工作。
这个时候，我在工作上非常苦恼，总感觉着工作难办。一是这样大面积的工作个人没经验，也没有作过这样大的工作。二是有些问题，特别是财政经济工作，总觉着一无权，二无办法，不批不好，批又不敢批。我记得最使我伤脑筋的一个问题是，襄阳日报审报样，报社社长陈子平同志找到我，叫我审查。我当时说，我怎么办这个事呢？陈子平同志说，地委到省开会的时候就交待了叫我找你。我说好吧，你放这里，以后我看。陈子平同志说那怎么行呢？明天就要出报。于是，我就连夜审查报样，一直到第二天七点钟报社来领报样我还没有审查完。这个同志给我说，你不要这样仔细。我过去给景云、益安同志，他们审查的时候，只把大题目看一下，没问题就批了，我这时候才知道审查报样的方法。
打击刑事犯罪情况，我记得1954年5、6月份的时候省公安厅布置了一个打击刑事犯罪的运动。这个工作虽然不如镇压反革命工作那样重要，但发动群众、审批案件等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政策性、审批、行动、方法都是一样的。运动中打击了一大批刑事犯罪分子，同时结合城镇清理，教育了妓女暗娼问题，并建立了暗娼人员的教养所。经过这次运动，城市治安工作有了进一步好转。
1954年4、5月份，专署专员李善民同志调中南水利学院任党委书记，当时的副专员冀晨曦同志任专员，调我到专署任副专员。
我任副专员不久，国家在粮食政策上实行了统购统销。这样的工作，今天看来，可说是正常的工作，但当时作这个工作还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在省里开会的时候，传达粮食统购统销任务，会议开了1个月。～是研究了统购统销政策和方法，认为当时不这样搞，国家经济工作没办法，非这样搞不行。二是这样搞是一场艰苦细致，深入地动员发动群众工作。三是这样搞法又有一定的危险性，有群众反抗的可能性。四是办法细致，手续繁杂。干部、职工能否接受这个办法，还是很大的问题。在会议讨论中，根据社会情况，贫富地区分别研究、分配任务，拟定了教育、发动群众的办法。会议中间，体学同志召开专员会议，得不出结论，各专员不敢接受任务。此时正赶上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经过体学同志向省委汇报，又将地委书记吸收参加会议。他们参加会议（我想省委在地委书记会议上可能作了工作）这个会议很顺利地结束了。从此，一直到1958年我来水利工地，每年都是两次搞统购统销。我当时这样想，现在仍然这样认识，从1954年开始一直到1958年，这是我任专员期间一项主要的工作任务。因此，我在省参加的会议最多，时间最长，和体学同志接触也就最多，彼此之间，心里话说的也就不少。
冀晨曦同志1956年(?)调任省农业厅厅长，我任专员。这个时候，我自觉任务更重了，当时地委分工赵修、焦德秀同志以及其他委员多是抓农业的，他们的重点是搞水利工程。我负责专区以内的财政经济工作。这个时期，米栋同志、段锦秀同志任副专员。米栋同志负责农业战线，段锦秀同志主持日常财政经济工作，就这样坚持到1958年。
在1954年到1958年工作中，专署和地委存工作中不断产生不够协调的问题，多是围绕农业大丰收和小丰收的矛盾。在观点上，专署这一边多数强调丰收是事实，但粮棉产量是否增产幅度这样大？思想偏重于“保守”。地委方面，总强调丰收的幅度是实事求是的。我在这一时期，站在“保守”的这一面，不断受到地委同志们的批评。当时我是苦恼的，我的想法是，这样向省委汇报大丰收的情况，虚假现象比较严重，每到省政府布置统购统销任务时，难题就落到我的头上。说没有这些粮食、棉花，省委秘书长张望午同志就拿着地委向省委的报告情况，耐心地向我进行解释，逼得我左右为难。为此，我曾经向体学同志要求调离襄阳地区，说了许多牢骚话。我记得有一次我和体学同志说： “你想办法把我调开，我算不在襄阳地区工作了，调什么工作都行！说实在的，我拉着老婆娃子要饭吃，也不在襄阳当专员”。休学同志笑了，他说“你不要这样，现在中央已经批准丹江口工程上马，到时候你仍是专员，到丹江口作支援工作就行了。何必这样激动呢？各个地区虚报生产成绩，我也有看法。你是专员，我是省长，咱们同样一个想法”。
1958年大炼钢铁虚报成绩更为严重，我当时一个想法，不管你们怎么讲怎么说，我是实事求是的，但同样遭到地委同志们的批评。到1958年11月份由张体学向地委要我来丹江口支援工地。一直到1962年才正式调到水电部丹江口工程局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