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年的时间，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对此期间的每一个同志总是念念不忘。不说别人不明白的事情，随便乱说，有碍于党的组织原则。一不说，二不能说。现在站在第二线，终日无事，有些事物纠缠着我，在一定的时候向同志们说明，甚至也写一篇文章，来以作证明。因此，我想在这休息和疗养期间，将几个重要的事情写在下面，作为一篇资料贡献给同志们，以便将来整理党史作为参考，也可以作为将来外调同志们的参考资料。就此起笔，仅按个人记忆写出下边几个问题。
我记得1958年，9、10月份，我在襄阳地区担任专员职务。当时分配我带领一批干部和三千多民工，到南漳东巩地区大炼钢铁。当时我的思想非常苦闷，高指标、大任务，硬性分配，根本不讲实事求是。在粮食统购统销的任务下，浮夸风压得我抬不起头来。什么小麦单产3150斤？紧接着又有县报来，小麦单产4100斤。当时地委的同志们都是兴高采烈。我则表现默默不语，垂头丧气，同志们批评我说： “老夏思想落后，看不到新事物。在新的形势下，尽快跟着走，不能作为一个领导来适应新的形势？”。我当时除去形势压力以外，还有一个想法，咱们这个地区，丰收在望是实事，但这样不实事求是提高指标，加大任务，将来粮食、棉花，统购统销任务下来后，具体都落到我的头上，我明知完不成任务，在省里又不敢说。我们报的数字有点虚假，实实在在办不到，无形中表现出畏难情绪。为此，省里的领导对我也有一个说法： “老夏同志是个好同志，但在新的形势下（大跃进的形势下）思想右倾、悲观失望。”因此，地委同志们在交谈时，也经常责怪我。记得有一次，省委书记王延春同志带着省委秘书长、省人委、农业厅长等，在宜城检查验收估产。地委书记赵修、付书记焦德秀陪同，验收宜城县亩产万斤稻谷。我在专署开会时，突然间给我打电话，叫我和米栋同志坐汽车立即到宜城，对万斤稻谷田亲自验收学习。当然，现场还有各县的县委书记，一大片人。一看那万斤稻谷田，自己心想，根本不可能。但省、地负责同志，都欢天喜地，高谈阔论。在大众场合，使得我左右为难，我坚持收不到10000斤的时候，地、县委书记开始实际收割、打、晒等。在那里忙了1天，收割的结果，用秤一称，445斤。当时我还说，亩产445斤很不错了，赵修同志当时二话没说，上车就走了。 （当时在场的人，现在还有许多人健在，襄阳地区工业局长赵增发同志，是当时宜城县委副书记。郧阳地区省顾委冀青同志在场，并且是他亲自扬的场）。这样的事情，按说应当解决，省、地委负责同志认为我是右倾错误问题，但仍然对我的老观点不改，甚至在县、署大会上限制我发言。这样，在襄阳地区，我实在呆不下去了，我找到张体学同志，向张体学同志诉苦。并说，你和省委商讨，把我的工作调动一下，只要调离襄阳地委，干什么都可。，宁愿拉着老婆和孩子要饭，也不在襄阳当专员。当时体学同志知道后，同情我，笑着对我说：“老夏，你不要调动了，丹江口工程立即开工，10万人的工程，需要大量的粮食、物资供应，你又在襄阳管经济财政工作，好得很，丹江口工程开工后，我调你到丹江口就行了”。另外，在全国大炼钢铁的时候，我代表地委到南漳东巩地区大炼钢铁，砍山柴、垒石头。炼钢铁，明知破坏了山林绿化，浪费了劳动力，炼不出钢铁来，内心惭愧。民工、老百姓叫苦，搞得我左右为难。但地委电话文字通报，今天保康宋德英同志领导的高炉日产4吨。后天襄樊市东门外，日产4吨，并且说东巩地区应向他们学习。总之，一句话，在襄阳地区实在是呆不下去（证明人有现襄樊市刘兴汉同志，当时南漳县委书记。三三0工程局崔书鹤同志，是当时东巩地区大炼钢铁指挥部总指挥）。丹江工程是1958年9月1号开工的，开工时绝大部分民工尚未来工地。当时只有淮委大队1800人左右和一部分武汉水利局的同志们在工地。当时参加开工典礼的领导同志有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河南省副省长邢兆堂，以及襄阳地区夏克、荆州地区副专员饶明太、南阳地区第一书记李霄同志，以及均县、光化县的有关同志。上午开会，下午开工典礼时，放炮还没有炸药，我又派人到老河口弄来4吨炸药，埋在右岸山坡上，这座山叫凤凰山。在右岸山坡下举行开工典礼，炮声雷鸣。
晚上体学同志召集同志们开会，研究各地区民兵师集中问题。我记得当时体学同志说“这个工程，是湖北、河南两省的大水利工程，座落在湖北、河南两省的边界，完成后，工农业发展大有好处。襄阳、南阳两个地区和荆州是主要防洪地区，要担负起这个任务。预计襄阳集中5万人，组织3个师，在11月5号以前到达工地。南阳集中2万人，两个师。荆州2万人、两个师。力争10月底完成任务”，提出来叫大家讨论、形成决议。说实在的，当时在全国大跃进的情况下，连我也在内，大家都表示赞成，并一再说没有问题。最后又说，决议可以形成，还请体学同志给襄阳、荆州两个地区第一书记通个电话。会议就此结束。我第二天回到襄阳，将大会盛况和情况向地委作了汇报。当时地委明确表态，没有问题，完全同意体学同志的意见。力争按期完成任务，并明确布置了民兵师的任务。我记得4个民兵师是这样组成的：襄阳地区第一民兵师由均县民兵组成，13600人，并明确均县县长罗玉隆同志为民兵第一师政委，常居春（武装部长）为师长，青年团书记费正华任付师长。襄阳地区民兵第二师由襄阳县组成，第二师政委李新（县委第二书记），师长周金贵（武装部长），副县长刘家祥任副师长。襄阳地区民兵第三师由宜城、光化两个县民兵组成，师政委苏凤堂（宜城县委书记），副政委徐守玺（光化县委副书记）、师长公兴厚（宜城武装部长）。襄阳地区民兵第四师由郧县、竹溪、竹山、房县4个县组成。政委祁长安（当时郧县组织部长），师长余正才（郧县武装部长），赵书贵同志任副政委。并叫我文字通知到指挥部下达。我当时提出：10万人到1个山洼，吃、住都是很大的问题。我提出各县民兵来工地时，除自身带生活用具外，生产用具是这样明确的：每人带雨布3尺，铁制工具1把，筐子l对，扁担1条。每100人带有板车10辆，小卖部1个，三匠俱全（铁匠、木匠、理发匠）以便到工地立即施工，长期住下，投入生产。民兵陆续按期到达工地。
这个时候，地方正在大炼钢铁。我担负着地区大炼钢铁第三片任务（南漳东巩区），当时并未确定我到工地来，直至10月末，大批民兵到达工地，吃、住、用顿时成了大问题，有的民兵师划地片挖红薯吃，有的民兵师向本县打电话要求送粮食来吃。当时民兵同志说：“生活好、生活好，鸡蛋炒干饭，腰花、肉片、青菜汤”（鸡蛋炒干饭是玉米和白米对半，腰花是蚕豆，肉片是红薯干，青菜是白菜）在工地上没有办法的时候，张体学同志到襄阳地委，召开会议，说明工地生活情况，叫地委派管财经的专员到工地去，临时借用1年，生活正常化后再回来。这时大炼钢铁已到尾声，我又长期担负财政经济工作，明确由我立却去工地，负责物资供应问题。1958年11月份，我在地区，接受任务，抽配一批干部来工地。来的时候，地区就指示。到工地组织一套相当县一级的机构，担负10万人的生活、物资供应。你们叫作支援工地，我们在后方按照你的要求，保证按时完成你要求的任务。哪一个同志由你自己定。我和几个专员商讨，即抽调了财政经济副主任杨荫吾，商业局副局长余书臣，粮食局副局长谢用智，交通局副局长兼航运张兴高，商业局副局长龚运农，邮电局赵书英、孔令中同志。当时确定我入总部常委班子，并担任副书记。当时工地情况是：正在反复宣传以土赶水、土洋并举、先土后洋等宣传运动。即施工以后用钢板桩、木板桩做围堰，改为以土赶水搞围堰。这个时候，8个师的民兵大部分到齐。8个师住址和负责同志的情况是：第一师住在右岸老虎沟一带负责砼浇筑。第二师住在第一师对面的地方，叫马家湾，负责水下施工。第三师住青山港、月亮湾，负责砂石。第四师住三官殿、安乐河一带，负责工地到三宫殿公路开挖。第五师住王大沟，负责工地道路。政委赵县长，师长杨富才（渐川民工部长）。第六师住在现在糕点厂一带，负责河口到工地道路，政委金振东，师长刘成秀同志。第七师住在王大沟，政委来宾，师长刘启玉（天门县付县长），负责水下围堰。第八师住在太山庙、红卫岭一带，政委韩自重，师长钟立权。负责工地本身街道和水下工程。
我来到工地，当时总指挥部的组织概况，我记得总指挥借住中国第五勘探大队大院、地点就在汤家沟。总指挥部直属单位分为行政处、设计施工处、银行、财务处等单位，当时多是省委、省长办公室调来的干部。当时秘书长是刘天明、田斌等。下面战斗单位分4个司令部：第一叫右翼兵团司令部，辖襄阳地区4个民兵师，政委米栋，司令员付庞如。左翼兵团司令部辖荆州、南阳4个民兵师，政委祁策，后勤司令部辖：财政局、粮食局、商业局、土材料局等。随之又拨给职工医院、学校等。政委兼司令员夏克，副政委张家书，副司令员范精秋、常居春、段玉美。交通运输、器材司令部辖物资处、交通大队、航运大队、修配厂等单位，政委王晋，司令员廉荣禄。
另外，再写几个事，当时张体学同志，对襄阳各县后勤司令部非常关心，笼统说一下，就是要什么给什么。因此，工地和襄阳地区的关系搞得非常好，我记得有几个事值得说明一下。
1、丹江工程开工以前，体学同志就以丹江工程投资划给襄阳友好大楼一座，30万元。
2、开工前，体学同志用投资款在光化修了汽车站和光化县招待所。3、开工的同时给了襄阳地区200万元叫襄阳各县造船，结果交来不到20艘。工程指挥部一再要求追，体学同志说： “算了，襄阳地区对我们的负担很重了，也应该奖赏一下”4、后勤司令部成立以后，体学同志在总指挥部的会议上就明确，后勤司令部是襄阳地区15个县、市、地区的关系问题，光给人家要东西支援我们。当然说是应该的，但我们也必须对他们10几个单位给予支援。现在明确说明：“除因工程合理地赔偿垫赔外，给后勤司令部2000吨水泥（按月计数，每月用多少，下月补多少）。200吨钢材，以便后勤司令部给有关县、市解决一些零星问题。5、当时后勤司令部、商业局有1个煤建蔬菜公司，每年政策亏赔13万元左右，完全由总指挥部核销。
6、上述民兵来工地时，雨布3尺的问题，张体学知道后，由商业厅按民兵人数，每人3尺雨布。外地交来的各种布匹，张体学同志当时说：老夏，你把这个布收起来，交给后勤司令部商业局，叫他们作个基础，出售后交款，物资处不收。在四清运动中，任仕舜同志硬说： “后勤司令部盗用了牡丹江市购销布匹15万公尺，这是夏克罪恶之一。”到1970年我站出来后，向体学同志汇报了此事。体学同志向当时造反派头头、当时省革委会成员详细说明了过程，说明了原因。这个事才算解决。 （为什么扯到牡丹江呢？就是在全国各地找这个布发出的牌子，明明写着丹江，当时物资处账目封柜不查不找，硬说没有此事，才定案为盗用统购布匹，各地查最后两个字，丹江。到湛江去过，到镇江去过，人家查后、根本没有。最后王家育硬说，东北有1个牡丹江，前面1个牡字抹掉了，最后剩下丹江两个字。体学同志说明后，再也不查这件事了。
7、我记得1959年、1960年的时候，因为襄阳地区高指标、高收购的结果，造成襄阳地区有的县没有粮食吃，饿死人（如保康饿死几万老百姓，谷城县农民没饭吃、饿死在丹江口园盘路那里，张体学同志亲自碰见，回指挥部后，马上把我叫去，说明大街上饿死人的情况，叫我通知谷城。叫他们马上来人到工地将各县运来的红薯干，不占他们的指标，支援他们一百万斤红薯干。他们来了后， （陈金华同志过去老婆的兄弟）说得谷城也非常可怜，立即叫他们派车。丹江工地派车，共同把一百万斤红薯干运走，第二次又来人，要求第二次支援，又将工地存的红薯干运走70万斤（沈汉民来电话办的）。最后，后勤司令部到谷城结算时，谷城不愿付款，又经沈汉民同志，强迫叫他们把款如数送工地。
我记得我从地委到工地来时，物资供应问题，地委有一个初步方案。其中生活物资供应主要是粮、棉、油的供应。并说明拟定10万人的粮油供应，主要有均县、两郧、两竹、房县6县供应。他们6个县每年上交粮食40万斤左右，不足部分，由随县，宜城补给。就是说，粮食油料以上6县为主。宜城、随县给临时的急紧补助。地委本身催促各县，每日向丹江集中10万斤粮食，在不足的情况下，可以通知随县、宜城调运1-2万斤。油料问题仍然从上述6县催运解决。我来前，即在襄阳地区召开经济财政会议，明确了任务，明确了措施。后方由段景秀同志为主（专署副专员），前方由我和杨荫吾同志负责（财委副主任）。按此催促各县，按时办理。至于商业，交通、财务，一由省交通厅、商业厅负责同志在工地办理，二由我带去的各地区粮食局副局长办理。我们这一伙来后在工地，都可以代表专署各单位向各县催要物资。这样你们去了后，实有困难，但完全可以解决问题。我带了7、80人来工地后，既明确我为后勤司令部政委兼司令员。将原来光化、均县两县供应人员20多人集中到一块，设置了后勤司令部的组织机构，即：后勤司令部办公室，杨荫吾同志为办公室主任，余书臣为付主任。粮食局长是地区粮食局科长靳中兴同志为秘书处秘书。配备了3～5个办事人员。政治部办公室以张家书同志为政委兼办公室主任，周益民为副主任，配备了几个干部。下设粮食局，局长谢用智（专署粮食局副局长），副局长李明昆（省粮食厅科长），均县粮食局长陈正旺为副局长。商业局以龚运农、郭杰为副局长，吕德培为局长（均县商业局局长），光化一个副局长。交通局以地区交通局副局长张兴高同志为交通局长，驻襄樊负责周转工作。以后勤司令部为主的在这工地坚持工作。财政局以王世松为局长（省调来的干部）等。就这样解决10万人的粮食、物资供应问题。随后又因工作需要，建立了土材料供应局，以常居春同志为后勤司令部副司令员兼土材料局局长。以下把有关方面几个主要工作说明如下：
1、在工地首先解决了粮食供应问题，杜绝了民兵回县要粮，划片定点挖红薯，搞包谷等，按定量、保证到粮局购买粮食。比例为80%精粮，20%红薯片。烧柴禾各民兵师抽出20%人员到山里砍柴禾烧，（叫砍茅草、实际把小树砍光了），一直到1958年底、1959年初，粮、棉、油、柴禾转入正规供应。我记得是1959年5月1号由体学同志作主，将武汉市红星面粉厂转移到工地，开始投产。木料从1958年到大坝截流共用木料24万立方米，均由以上6个县上交指标来丹江扣留完成的任务。中间林业厅告状，由体学同志承担责任，解决问题，至于筐子、篓子、扁担、土材料等方面问题，一面由上6县负责材料供应，一面由工地各单位的家属加工订货、保障供应。在粮食供应上，紧张到什么程度呢？除去粮食局将粮食库存数字打成表册向总指挥部常委汇报外，我和张家书，于书臣同志每天下午4点30分钟到粮食局码头，点验船只，及粮食来源数字。预计粮食的来源是否够明天粮食供应的数字，够就放心了。一旦不足，即叫粮局、交通局负责向专署打电话，请随县、宜城保证连夜用汽车送来。一直到1959年底用这样的方法得到解决。我还记得1958年过春节的时候，10万职工提出要求，春节吃上1顿饺子，要求后勤司令部保证供应。张体学同志给我撑腰，要老河口面粉厂先保证供应丹江口15万斤精面，尔后才准供应老河口，到时候也完成了任务。至于商品供应问题，这里的商业局进货由商业厅负责也有困难，但经管不多，记不清楚。
2、木料、水泥、钢筋供应问题。说实在的，从1958年到1959年上半年工地有时是紧张的，甚至体学同志、廉荣禄同志，带着我到光化、襄樊市、枣阳、随县查过仓库。这几个县，只要仓库有，无条件地硬性拉来，因此，地区对我很有意见。不该领他们到各县翻仓库要材料。一直到1960年，体学同志给后勤司令部2000吨水泥，2000吨钢材的水平指标，用以解决各县小型的水工建材问题。我记得均县招待所大楼，140吨钢材就是在这里由何其友同志购进的。
3、我在负责后勤司令部工作期间，体学同志不断和我谈，现在你们襄阳地区为大坝担负着很大任务，这是别的地区不能比拟的。对丹江口工程支援很大，丹江口工程建成后发电对襄阳地区，要有所照顾，你现在不是谈400千瓦发电机，将来交给均县使用吗？你不想一想，将来大坝发电后，均县还用得着400千瓦发电机吗？那有什么用呢？并说：“工程建成后，你在丹江不动，要真正建设1个15万人口风景区式生产城市，这是多好的地方呀！现在这一片房屋建设，你要多关心，不要造成主要基本建设，现在修、将来再拆、再修。要有建成这美丽的游览区的设想。”最近10年左右，搞什么楼房建设，搞什么绿化、搞什么桔子园我是积极分子之一，原因就在这里。
4、丹江工地后勤司令部为了丹江的商品供应和职工福利，修建了百货大楼和现在的丹江饭店。当时是由商业厅批准70万元搞的。百货大楼是1960年11月1日开始营业，服务大楼修了浴池一半，因中央提出了停修楼、堂、馆、所，饭店本身的楼房就停建了。这个问题，在后勤工作紧张的同时，当时我就想，乘着这样的机会，给地方上搞一点基本建设。向体学同志提出后，体学同志说： “完全应当，你想的还远点。”搞这两栋房子，我和段玉美同志说，叫商业厅负责， （段玉美当时是商业厅办公室主任，他以商业厅的名义，代表商业厅完成10万人的生活生产物资供应问题）。商业厅批准后，就叫襄樊市建筑公司负责完成。当时襄樊市建筑公司在丹江发展到300人左右，1962年精减时，市里不承认300人，只承认他80人。体学同志说： “这300人是宝贝，不要精减，他们的职工指标就算丹江口职工指标算了。”
5、在作好供应的同时，丹江口市场有些发展，工商业有些发展，经体学同志同意，适时地建立了财政局，负责后勤3000人本身的财务核算，市场上工商业税收。体学同志还说：“建立财政局有了收入，后勤司令部有些小问题，就可以自行解决了。例如，建立1个仓库，设立1个门市部，建立1个招待所，都可以解决。这就叫丹江收入，建设丹江。”1964年四清运动时，我受批判，这叫罪行之一。叫做扣留国家税收，搞小家当。体学同志知道后，在当时的工程局常委会上，承认了这个事，说明是他作的主，当的家。他说：“丹江收入，建设丹江是我提出来的。财政部质问这个事，我向李先念同志作检讨，不必加到夏克同志的身上”。
6、1961年末，1962年初党中央召开了7000人工作会议，本来确定应该是任士舜同志参加。因为会前任士舜同志知道，中央这次会议，是解决1个地区，1个企业单位的第一书记作风问题。会议中要开展民主，进行批评。说实在的，当时我不知道会议的内容，要我参加7000人的大会。我回来后，同志们才说，你这次到中央参加7000人会议，算给任士舜同志过了一个难关。当时我在7000人大会上还没有觉察到这个问题，从这里说明，任士舜同志与工程质量问题，也不到北京开会，我当时觉得任士舜同志思想方法非常不好，非常不恰当的。有了难题，知道不说，扔给别人，叫别人去办。这是当时工程局总指挥部党委内部不够一致的一个关键，石川同志对此非常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