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特大喜讯，如春风送暖，部队上下群情激奋，奔走相告。新中国的成立，不仅标志着解放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而且标志着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张家口灭疫
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张家口地区发生肺鼠疫，我部奉命参加了灭疫工作。张家口离首都北京很近，疫情若蔓延到北京，后果将不堪设想。“情况紧急，事不宜迟”！华北卫生部派协和专家多人即赴张家口，经诊断确定为肺鼠疫，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疫情定会大流行。此情况立即向中央防疫小组做了汇报，组长董必武副主席十分重视，指示立即采取“封锁”措施。于是北京至张家口、内蒙古到大同、缓远一带，所有火车、飞机、车辆、人马断绝来往，实行封锁。此时党中央发电报给东北军区，速派一个有经验的防疫队火速赴张家口，开展防疫工作。贺诚把我找来，让我带1个防疫队星夜赶赴张家口，去完成这一任务。很快防疫队就成立了，并成立了由谢淑贤任科长的药材科，准备了一批药材。我们防疫队先到北京，中央防疫组长董必武副主席专门会见了我，之后我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了一次预防鼠疫的讲话。当晚11时又乘火车向张家口进发。到达后，察省主席接待了我，随后我即带防疫队长赶赴现场调查。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我们走访了不少患者家庭及亡人家庭，详细调查疫情。在调查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对“典型家庭”情况的了解。所谓“典型家庭”即家中患者多人，但只有1人或2人死亡，其余安然无恙的家庭。我们就在死者墓地挖洞，将尸体解剖，取其“五脏”，先做病理切片及培养细菌等进行检查。化验结果证明，完全不是肺鼠疫症状而是败血症鼠疫。并速报察北主席张苏同志。我和张苏同志共同电报党中央防疫组长董必武主席，内容主要是：张家口疫情绝对不是肺鼠疫，因为肺鼠疫是会大流行的，该地鼠疫并没有大流行。该地疫情为败血型鼠疫，并非空气传染。请求中央解除一切封锁。毛主席很快得知了情况，电请苏联斯大林速派防疫专家拉果金院士来我国，苏联专家乘专机赴北京，中央领导接见之后，即乘火车赶到张家口。我和张苏主席接待了他们，并向他们介绍了疫情概况，又领他们参观了我们的化验室及化验结果。苏联专家对我们的化验结果有些不太相信，他们又走访了不少患者家庭，并对死者“五脏”重新切片化验，当结果与我们的相同时，苏联专家才完全相信和赞同我们的化验结果。就这样，通往北京的火车、飞机、车马人行恢复运行，封锁解除。它对国家的安定团结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其政治意义十分重大，同时在国际上也产生很大影响。曾经同我们一起在东北防疫的苏联防疫队也赶来察北，也同我们一起做防疫宣传和防疫注射工作，一起防疫灭蚤。为了记录这次防疫情况，华北电影制片厂派来摄影人员，给中苏防疫队拍了5千尺的防疫情况的拷贝，据说此拷贝放在卫生部仓库内，但后来石沉大海，不知去向了。张家口防疫结束后，我们回到北京，中央防疫组长董必武副主席接见了我们，并对我们的工作给予肯定和赞扬，防疫队受到嘉奖。张家口防疫，不仅考验了我们的队伍，检验了我们的技术，更为重要的是在新中国建设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同时也是建国后成立的“卫生部中央防疫总队”的一大功绩。
任大连市卫生局长
1950年，东北军区卫生部为了加强地方的卫生建设，同时进一步密切与大连苏军的关系，任命我为大连市卫生局长。我走马上任，大张旗鼓地开展市政卫生建设，加强卫生宣传、预防、整顿市容、加强医院管理等多种积极有效的工作。时间不长，卫生面貌有所好转，主要表现在医疗质量较前提高，治愈率和床位周转率增加，死亡率降低，医院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卫生预防工作成效显著等。为加强医院管理，专门调去有经验的谢淑贤同志任市立医院院长。她把卫生管理、行政管理、思想工作等几项主要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做，从而把一个充满旧思想的医院逐步改造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式医院。院貌焕然一新，院风大为好转， “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成为医务人员工作的宗旨。医疗质量提高，治愈率、出院率、床位周转率大大提高，变为一个先进单位，被评为模范医院。这在当时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其中也有谢淑贤的汗水和功劳，她也被评为模范干部。由于过度劳累，她致成重症“脑震荡”，经过及时治疗，很快恢复了健康。这是她第二次获得新生。1951年8月7日，我们的女儿星星降世了。
救治抗美援朝伤病员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响彻祖国大地，旅大区党委决定：市卫生局速建8个战伤医院，专门救治抗美援朝的伤病员。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我们立即行动。首先成立了“医院管理处”，我担任处长，日夜操劳为建立战伤医院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们先到旅大苏联红军医院参观学习，学到了好的方法。如战伤医院先建立入院处，凡是收容的伤员病员都必须在此处进行清洁消毒，然后才能入院治疗等等，先进的经验，对我们的工作帮助很大。在20天时间内，8所“战伤医院”相继建立起来了，房子都是利用中学校舍，人员均从全市各医院抽调。建院之迅速，在全国也是少见的。我们还学习苏联的经验，在战伤医院均实行了现代化的管理办法。我们建的战伤医院很快在全国出了名，各地及军队都派代表到大连战伤医院参观学习。我们的工作受到旅大区党委的表扬和称赞。据不完全统计，我们战伤医院共收容救治伤、病员5、6000名，我们还特请陈赓参谋长向伤员讲话，既鼓舞了伤员，更鼓舞了医务人员。通过建立战伤医院，不仅使我们学到了办院的经验，还使医护人员提高了医疗技术。
筹建我国“流行病研究所”。
1953年5月，我奉命到北京中央卫生部，负责筹建我国第一个“流行病研究所”（简称“流研所”），卫生部贺诚部长指示我要按现代化要求建设，并要有利于保密。任务虽很艰巨，我还是愉快地接受了。在哪儿选址？这是首要的问题。为此我跑遍了全北京城，也没有找到1块合适的地方；又到十三陵小红门选址，城市规划委员会说离十三陵水库太近，容易污染首都；又到昌平县小汤山地区探查，发现有1块800多亩荒地，经过反复论证这里符合要求。这就样“流行病研究所”地址终于找到了，我们才算松了第一口气。图纸设计谁来完成？
又一个问题摆在我的面前。我们“胸揣”着自己的设计意图请求北京设计院给设计图纸，经过反复研究修改，“流研所”的雏型设计总算通过了。施工又是一大难题，我们请来华北施工队修建，但备料甚难，都不愿帮助，我再三向不少单位哀求，才解决了木料、钢筋、水泥、砖瓦等。在施工开始后，我还请设计图纸的工程师一块参加，随时进行指导帮助。在建工字型主楼地基时，因为钢筋做基础，我也与施工队一起守在现场，生怕把地基打不好。需要安装冷气，我又跑到天津，找到张苏市长，请协助解决一台冷冻机。他答应解决1台50吨／日冰的制冰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这台机器弄到北京。因机器沉重，沙河北大桥难以负荷，过不了此桥，真是急死人！没有办法，只得修桥铺路，又“折腾”了好些日子，才把制冰机拖过河。外部安装完毕后，内部安装的要求非常严格，但最后按要求完成了任务。主楼建好后，相继又完成了生活宿舍区的建设，围墙建造共1000多米，还建成了“小动物房”、“保存细菌室”、“电子显微镜病理室”等科研配套项目。为了工程早日建成，我从保定农村找来100多名农民工，并准备请6位外国专家，我还设法向西德买来贵重器材。“电子显微镜病理室”器材可谓中国最先买进的先进器材设备，共耗资约30万人民币。按卫生部要求两年建成“流研所”，经过我们努力，只用了1年时间就完成了。但卫生部的个别领导，以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我们经过千辛万苦才盖好的这个现代化的科研机构，真叫人痛心万分！如果没有当初这所现代化的科研机关，哪有今天医科院的现代化医疗机构？我于1954年8月奉命去苏联塔什干出席国际病理学会议。
1958年春，老谢不幸患了宫癌瘤，在北医白塔寺医院做大手术，医院请上海妇产科专家林原英教授来京为老谢做了根治手术，很成功。在做肌膜外麻醉时，第一次未成功，病人疼痛难忍，只好做全身麻醉，约7个小时，手术终于成功了。
任青海卫生厅副厅长 1959年冬季，卫生部又调我去大西北青海省工作，担任省卫生厅副厅长。到任后，我经过初步调查，发现该省卫生防疫工作较差，常见病与传染病屡见不鲜。卫生厅分工我负责防疫工作，我组建了省防疫队，立即到各州、县进行预防治疗工作。在我的积极努力和具体指导下，该省的传染病基本得到了控制。青海的大草原不少，啮齿动物繁殖得快而多，在100平方米内，就有几百个鼠洞。老鼠满地跑，特别是田鼠更多，在鼠疫鼠源地区带鼠疫菌的老鼠，我们发现了很多，虽然进行了大量捕捉，但由疫源范围广故无法彻底根除。1959年冬，在海北马厂煤矿首先发现死鼠，接着就在人间发生鼠疫，防疫任务又落在我的身上。我昼夜兼程赶赴海北马厂进行防疫工作。当时我不知道什么是困难和艰苦，在马厂山上搭起白布账蓬，深夜风雪交加，我在棚内虽盖着棉被，仍冻得打哆嗦，不由地想起爬雪山，过草地时的艰难岁月。“为了党的事业，为了解救鼠疫病患的生命，艰难困苦算得了什么，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我们就是以这样的决心和勇气，在海北马厂地区日夜不停地观察、研究，终于消灭了该地疫情，随后又乘胜追击，消灭了其他地区的鼠疫。这个功劳真不算小啊！为了推动群众性防疫工作，同时庆祝我们在青海防疫的胜利，故在祁连山的祁连县举行了预防鼠疫展览会，展出了各种防疫图片及实物。几个大房间布置得很得体，陈列得很整齐。展览会召开的很隆重，参观者络绎不绝。国家卫生部还派防疫司的1位处长前来参加会议。我们不仅受到省的表扬，还受到国家卫生部的表彰。这次展览在青海省尚属首次，在全国恐怕也还是第一次。
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工作
1961年，我从青海调回北京，担任人民卫生出版社副社长职务，并兼管党委和人事工作。我先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很快就摸清了人员来源，业务种类及技能情况，出书任务及出版方向，出书种类及编辑出版发行等情况。每年消耗纸张10万余令，除编辑出版工具书外，还要出版农村赤脚医生用书，先后编辑出版卫生医学读物近万余种，给国家净赚利润数百万元。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文革”中受冲击。
1966年，轰轰烈烈“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而来，“造反派”组织蜂涌而起，“夺权斗争”席卷全国，那个单位也不能幸免。“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斥大街小巷单位内外。运动开始，我便被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单位里，我被停职，造反派给我带上了牌子并强迫我“劳动改造”。我因是老红军，又被强加上“5.16”总后台的罪名。顿时，出版社的楼内楼外，院内院外打倒我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我成了“5.16”总后台被关进“牢笼”。每批斗一次，还逼我写“交待材料”，若不写，就轮翻批斗我。有了病不准去看，即使到医院诊治时，单位的造反派与医院的造反派一呼百应，合谋整我，不让大夫给我开休假证明。我1个年老多病的老人，心脏病日渐加重，怎能受得了如此的“折磨”！这还不算，更可气的是， “造反派”进家翻箱倒柜，搜寻所谓的“黑材料”，社里一帮人伙同卫生部一帮人不仅抄了我的家，还逼迫、毒打我的儿女，儿子蒋新力因此精神受到严重刺激，致成严重的精神病。我的女儿也被抓坐了“班房”，诱发了糖尿病至今未愈。我于1981年发生脑血栓偏瘫。我的一家在“文革”中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我作为一名老红军，老共产党员对此能说什么呢？面对种种迫害，我始终相信我们的党是主持正义的，广大人民是主持正义的，谁是谁非总有一天能弄明白！政治上的迫害又给我带来了相当大的经济负担。儿子新力从1966年被迫害得了精神病。至今一直住在医院治疗，25年来，住院费用达数千元，全部由我自己负担，无奈，我已借战友4千元的债务。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并郑重指出： “对在文革中错误受害者，要平反要恢复名誉”，但我儿子是在“文革”中遭受毒打致成精神病的，按党的政策，应由公家担负一切住院费用。
我参加革命60多年，现已进入风烛残年，身患脑血栓、偏瘫等多种疾病。在有生之年，我还要继续为党为人民贡献余热，近10年来，我写下了10余万字的回忆文章，还不顾年老体弱于1989年赴东北撰写历史回忆录，为地方党史，院志提供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史料。
我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我虽然为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我深知是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取得的。我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方针政策，拥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维护安定团结，反对动乱，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虽到晚年，但只要一息尚存，就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为祖国的四化大业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