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张庆林书记穿得破破烂烂，脸晒得很黑，来到俺陶阳寺村，住在特支书记孙庆仁的船上，孙的妻子朱喜秀是共产党员，家中六口人，对外说张书记是湖西来的亲戚，是孙庆仁的表哥。张书记整天帮助孙家到地里拔麦茬、拾柴草，在岸上堆一大垛柴草。他和孙庆仁一起到湖里捕鱼虾，捞湖草，还经常在老林后边的地里和大家一起干活，白天不能回村，都是孙庆仁家给他送饭吃，有时晚上也不能回来，就在老林子坟旯旮里睡觉，村里人都很可怜他。
陶阳寺周围，日伪据点很多，村西边二里路土楼村是敌人的“钉子”（当地人称据点为钉子），南边三里路班村是敌人的“钉子”，东边四里路岱庙是敌人的“钉子”，东北角七里路骧城是敌人的大“钉子”。伪军还经常到俺村来派饭吃，所以张书记的活动得非常秘密。他来俺村主要搞党的恢复工作，找党员群众个别谈话和开会，都是天黑以后，把人叫到老林子坟旯旮里活动，有了情况好能分散撤出去。经过一段工作，他亲自给党员恢复关系，先把张正治和孙庆仁的组织关系恢复了，由他俩做其他党员的工作，再由张书记和党员谈话，经过审查后都恢复了组织生活，建立了特支，选孙庆仁当特支书记，又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孙庆仁的妻子朱喜秀介绍我人了党，过3个月的后补期，转正后，我又发展好几名青年党员，1944年都先后把他们送出去学习参加工作。我们村一、二十名党员中，女党员就有八、九个人，我们经常在张保民家中开会，在张书记的指导下，党的组织逐渐活跃起来了。
张书记来陶阳寺，经常住在我家，张正治和我俺护他。陶力民、范有功、刘德功一起到俺家来找张书记开会研究工作时，就叫我和儿子张保林轮流在大门口站岗放哨，我还组织妇女在村头上做针线活，观察敌人的动静，发现有敌人过来时，马上通知他们隐蔽起来。他们几个人都在陶阳寺周围村庄活动，搞党的恢复工作和对敌斗争。张书记经常交给我们妇救会任务，叫我们装着走亲戚到外村，给党员干部送信，传递消息。有一次，张书记叫我和张保全的母亲，带着鸡、鸡蛋、白面和鞋袜，到房庄去慰问咱们的部队，帮助隐蔽在那里的战士洗衣服，缝补衣服和鞋袜。他还叫我们组织妇女做伪军家属的工作，交给我们伪军的名单和家庭住址，叫我们向她们宣传小鬼子快完蛋了，不能再叫你家里人跟着敌人干了，干长了对你们全家都没有好处，最终落个千人骂万人恨，搞不好小命也难保住，今后子孙后代在人民面前也抬不起头来。叫她们说服伪军做个有良心的中国人，给自己留个后路，多做些对抗战有利的事，做了好事大家伙儿也不会忘记他的，好事做多了一样能立功，可以将功折罪。我们去的户，村里都有张书记布置的人保护我们。
鲁南根据地紧张时，张庆林书记把山区来的干部送到我们村来隐蔽。二地委书记的夫人陈勇同志送到俺家，由我们全家保护她，对外说是我的小姑子，来走娘家的。她在俺家住好几个月，帮助我做家务活，帮助我做妇女工作，向我讲革命道理，如何实行男女平等，还组织妇女学文化，帮助特支书记孙庆仁做全村的工作。后来朱传真和刘翠娥也住在俺家中，只要干部来到俺家，我都给他们站岗放哨，如有敌情我就向他们打招呼，叫他们从后墙跳出去，到坡里去干活。
在张书记的领导下，全村党、政、群组织都建立健全起来了，大家选我当妇救会长，选孙庆仁的大女儿当姊妹团长，农救会、青救会、儿童团都组织得很好，民兵建立起来后，还和附近村的民兵共同成立联防队，轮流值班，观察敌伪据点的活动，掩护地下工作者，还配合地方武装，搞不同形式的武装斗争。我们还在庙里成立认字班，请老师教大家学文化。
1943年天气大旱，粮食欠收，群众生活很困难，吃了上顿没下顿，县委领导我们搞减租减息增加工资，还向敌区的地主恶霸借粮解决一部分困难。在困难环境中，张书记号召我们组织起来搞生产自救，村里建立合作社，男的搞运输和做小生意；妇女组织纺线织布，上级供应棉花，每人3天发1斤棉花，各家都有纺线车子，不分黑白地纺线织布，搞好后送到合作社，公家统一收购，完成任务快的继续供应棉花。合作社搞了一个冬春，使广大群众渡过了灾荒。
1942年底，张正治调到县里当农救会长。保林这孩子看到他父亲出去了，也闹着要去当八路军。我当时认为他年龄还小，家中不断住革命干部，他再走了，我一个人在家，上有老，下有小，还得做好妇女工作，就不想叫保林出去了。保林先做父亲的工作，张正治同意他走后，我还是不放，我的条件是，你爷俩得有一个留在家。保林知道他父亲不会回家的，他就去找张叔叔替他做我的工作。张书记对我说：“家务事没完没了，多一个人干了，少一个人也干了，孩子要求这样迫切，你不叫他走，他不听你的个人走了，你也无办法，还是开明点，叫孩子走吧。”在张书记说服下，我才同意保林出去。张书记把保林送到鲁南青年干校学习。后来张书记到鲁南区党委开会时，到青年干校去看保林，一看保林长一身疥疮很厉害，就把保林带回来了。在独立支队，把疥疮治好后，又把保林送到鲁南卫生学校学习。学完后分配到部队干医务工作，一直在部队当医生，现在是主任医师，医院的院长。
1943年，通过我们从各方面做争取工作，使多数伪乡保长回心转意，支持抗日，和咱们一条心，敌人有什么活动，就向咱们报告，敌人要东西时，都能告诉一声，使伪政权变成两面政权。个别坏种就是不回头，跟他日本鬼子爹和我们对抗，我们的武工队范有功和刘德功，把坏伪乡保长做的坏事收集起来，写成材料报县委，经张书记同意后，就抓起来枪毙。如周村的伪乡长，老百姓没有不恨他的，为了抓住他，咱们的手枪班，住在俺家里，想了很多办法，才把他引出来，抓住后带到湖里枪决了，我们那一带的老百姓知道后，都拍手称快，都说：“可去掉一个活阎王。”后来，我们也派共产党员到两面政权当乡保长。周围据点的伪军，有些也被我们争取过来了，鬼子有什么活动，都向我们报告，有时也交给他们任务，叫他们去完成。1944年初，张书记和刘营长住在俺家里，指挥打陶阳寺周围的敌伪据点，先打班村“钉子”，又打土楼村“钉子”。骓城是日本鬼子的大“钉子”，咱们的人化装成伪军进去，没费多大力气就把据点拿下来了。太庙据点难打，打了几天几夜才拿下来，打死敌人很多，我们也牺牲了不少同志，张正修负责安葬烈士，都埋在我们村庙西边菜园里。到现在还有一位同志的坟，没有人来找。每年清明节，周围村的学生和老师，带着花圈到俺村来给革命烈士扫墓，我们村的人给烈士坟地栽了松树。
我们这一带拔完据点后，都解放了，各种群众组织都公开活动了，在周村搭台子开成立乡政府大会，各村都排好队，整整齐齐地进入会场，在未开会前，各村啦啦队活跃，轮着唱歌，开会时领导人讲话说：“民主政府要靠大家来选乡长、区长，还要选县长。”各村酝酿好的侯选人，都叫到台上，坐在台子中间摆的一排凳子上，面对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每人后边放一个小筐子，上边有每个人的名子和编的号码。事先叫各村选出的代表认清被选人，再发给豆粒后，进行民主投票，你愿意选谁，就把豆粒投在他后边的筐子里。由大家选出的监票员负责数票，最后领导宣布选举结果，给被选人戴上大红花，敲锣打鼓吹喇叭放鞭炮，进行庆祝，接着各村宣传队轮流演节目，结束后回村时，群众还组织夹道欢迎，搞得非常热闹，老百姓都高兴地说：“咱们穷苦人，现在当家作主人了。”
经过1943年秋冬抢种湖麦，1944年夏季湖麦大丰收，按人口分田收麦，各村各户，场里家里，麦子都是满满的，柴草堆成山，老百姓都高兴得不得了，有的人高兴地说：“俺老八辈的人没见过家中有这么多的麦子，真喜煞了人了。”各家都积极交公粮国税，卖粮买布做新衣，盖新房子给儿子娶媳妇，全村没有光棍汉了。为了保卫丰收果实，各家都自动卖粮交钱，给民兵和联防队买枪，当时我们联防队和民兵的枪，比区中队的枪还多还好。1945年动员参军时，我们这一带的青年，都争前恐后，积极报名参军，妇救会中出现一批送子送郎参军的好典型。我们联防队送走好几十人，差不多每户都是军工属，有的户出去两、三个人。
县妇救会长李建亭同志，组织全区妇女干部受训。参加受训的有四、五十人，住在房庄、王楼和河沿几个村，我们村有朱恒秀和孙庆仁的侄女。李建亭同志是训练班的总管，我是副总管。我领几个村子的妇女参加学习，她们都叫我老二嫂。上课时，讲抗战道理，只要咱们中国人团结起来，大家一条心，积极参加抗战工作，咱们中国人多，一定会打倒小日本；讲穷人过去受的苦难，要想过好日子，必须搞好减租减息增加工资，搞好生产，有了粮食，才能有饭吃，有力量支援抗战；讲妇女运动，妇女解放了，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各项工作，才能男女平等，妇女也能当家作主人。通过进行教育、回忆对比和诉苦会，大家都提高了政治觉悟，都表示回村后，克服各种封建思想，领导妇女搞好抗日工作，参加各项运动。经过这次学习，有的青年妇女脱产参加了工作。在打湖西程子庙的顽军周同、冯子固，打闰村顽军申宪武时，我们这里踊跃支前，男人都去抬担架搞运输，妇女和老年人在村里发动各家各户捐献钱和物，把收的猪、羊、鸡蛋、鸡送到前方。妇女黑白推磨压碾，加工馒头、大饼、煎饼，不断供应前方。还组织青年妇女带着鞋袜和慰问袋到前方去慰问，到那里帮助战士做饭、洗衣服、照顾伤病员。消灭申宪武时，日本鬼子投降了，大家都高兴得整夜睡不着觉。张书记打完了仗，骑马从闫村回来，到俺村时，还表扬陶阳寺支前工作搞得好。
1986年11月（本文是张正治夫人侯宜芝口述，张建华记录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