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我们准备的干粮还比较充分，在路上再找些野菜、野草吃，就勉强可以走过草地，到达甘肃岷州了。
可是，队伍刚出发三天以后，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九十一师的三个团先后完成了警戒和阻击敌人的任务赶来了，来不及准备干粮就必须立刻行军。上级只好又动员准备好干粮的同志分出一部分干粮给他们。大家明明知道干粮就是不分出去也是不够吃的，但是我们心想：“他们很辛苦地完成任务回来，没时间准备干粮立刻就要行军，我们都是红军，决不能将他们扔掉不管，要有福大家享，有罪大家受。”这样，我们就尽力地分出干粮来。
我出发时带的十五斤炒面，两次共分出了十斤，最后只剩下五斤炒面了。从道孚到岷州，队伍整整走了四十多天，我们不但干粮带得极少，而且又要在一片荒凉、看不见人烟的草地上行军，蹬过那随时都会把人陷下去的危险的水草和稀泥，跨过那无数难行的高山大河，日子是多么难熬啊!而我就是靠着那五斤炒面和同志的关怀，熬过了那寸步难行的行程的。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五斤炒面怎么能熬过那么漫长艰苦的岁月，可是，事实完全是这样。在行军的十多天上，我中毒了。
开始，两条腿都发肿发痒，很难受，但我没有理它，一天以后，到了离查理寺不远的地方，情况就更严重了，一双腿从膝盖以下肿得亮鼓鼓的，脚趾也直直地叉开着，痒里边还带着阵阵剧烈的疼痛，突然一下子就疼得倒在地上，再也站不稳走不动了。我心里急得发慌：“难道这就算完了吗?革命还没有完成，长征的道路还远着哩，我决不能掉下队伍，不能留在这里，就是死我也要跟上队!”我猛一下从地上爬起来，用双手支着身子，用膝盖拖起沉重而又疼痛的脚杆，吃力地向前一寸一寸地爬动着，我心想：“不管怎么难受，只要不掉队就好。”
起初，我还认为这办法很好，既休息了脚板，又耽误不了路程，其实这哪能行呢，才爬了十多米远，我又疼得不能动了。
不一会儿，我发觉我被两个小同志扶起十分缓慢地向前移动着，我的心也立刻难过起来，因为，扶我赶队的是我们三十一军宣传队的小队员，他们是宋永和、陈亨六、杨显太、万兴德、杨义、袁朝金，他们都只有十多岁，一个个饿着肚子赶路已经是够苦的了，我还要连累他们，我怎么会不难过呢?我看见他们流着泪，咬紧着牙齿，一摆一晃地扶着我向前走，没走几步又换两个人，不顾自己的饥饿和疲劳。我知道，那时上级规定过，干粮是不准随便吃一点的，必须在大休息或宿营时才能尝一尝，看到这些可怜的小孩子，我的心真痛苦极了。
“别把你们累坏了，快往前赶，还是让我慢慢爬吧!队伍多得很，我能跟上的，你们放心。”我无力地说，几次这样恳求他们，可是他们却始终不肯，说：“队长，你叫我们怎么能亲眼看见你掉下去呢?再说，你过去对我们那么好，如今你不能动了，我们怎么舍得把你丢掉不管呢?只要有我们就有你，就是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是的，过去我对小同志们的确是处处关心的，比待我亲兄弟还要好，常给他们搞饭吃，烧洗脚水，背他们爬山过河，生怕他们冻了、病了……
我们革命部队里谁又不是患难兄弟昵?小同志们的力气毕竟是支持不了多久的，还没扶到五里路远，他们便都没有一丝力气能扶得动我了，只好淌着眼泪，默默地望着我重新在地上一寸一寸、一分一分地吃力地往前爬动……正当我快连双手都支不起身子的时候，从我后面传来了急促的马蹄声，到我跟前，马蹄声突然停住，从马上跳下来了宣传部黄部长，他连忙伸开双手扶起我说道：“你怎么了?脚肿成那样，光爬还行吗?快骑我的马吧!”“我不能骑你的马，你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是你没马骑掉下了，工作会受更大损失的。”我有气无力地再三推辞着不愿骑马。黄部长便狠狠地说了我一顿：“看你这个牛皮劲儿，脚肿成那样了还不赶快上马，犟下去有什么好处?”接着他又十分温和地说，“快骑上吧，到了查理寺找个藏胞问问，弄点什么药把毒气退一退就好了。”终于，黄部长和几个小同志把我扶上了马鞍。半天以后，到了查理寺，幸好部队决定在这里休息两天，我可以治治毒气了。
一个藏胞比着手势告诉我：“脚大大肿的，不能走了，快用茶叶水洗。”小同志们便分头去找茶叶，烧开水，并换班地来照顾我，给我洗脚。到当晚下两点，我的脚便开始消肿了，皮子慢慢地在打皱，当时照顾我的宋永和、杨显太欢喜极了，立刻向其他已经熟睡的小同志高声喊叫：“快来看啊，队长的脚开始消肿了，掉不了队啦!”一会儿，大伙都围上来看我的脚，他们那股欢喜劲真可爱，我自己也随着高兴起来。
到了第三天，我腿脚的红肿已经消去，虽然还有点疼痛，但比以前轻松多了，我便又坚持着步行跟上了队伍。从到查理寺以后，我们带的干粮都已经不多了，又找不到干粮可以补充，大家都把干粮看得就像生命那样重要，想尽一切办法节约。因为谁都知道，要是没有了干粮，是决不可能走出这漫无人烟的草地的。所以，无论是在行军的路上，或是休息、宿营，大家都注意着将凡是勉强吃得的野菜、野草、树皮都采回来，像大黄叶啦、黄瓜土花啦、野葱、野蒜、茴茴菜啦……几乎全被采来吃光了。
吃的时候，只在菜里放一小撮炒面和着几粒盐巴煮起来吃，那股味道，又苦又麻，怪涩嘴的，有时饿慌了扯下野菜野草就往嘴里塞，谁还顾得着那是什么味儿，只要能填肚子就行。就这样，肚子从没填饱过，还得饿着肚子走，不用说吃炒面了，就连野菜野草也不敢多吃一嘴，大半是等到快抬不起脚步的时候才吃上一点。有时，路过寺庙，拾起藏胞扔了多时的又臭又霉的破牛皮、破羊皮，和剥下蒙鼓的鼓皮来，把带皮的皮子放在火上一烤，便切成小块和着野菜野草一齐煮着吃，这在当时说来，还真要算上等的好饭好菜哩。可是吃了以后，解大便是最困难不过的，有时，我解不出来，得用手使劲地往外掏。纵然如此节约干粮，我们那原来已是干巴巴的干粮袋子也一天天更加干瘪下去，就连首长们骑的马也几乎全给杀来吃光了。尤其是快到岷州那些日子更苦，好些同志的干粮袋都已经空了。
记得有一回一个掉队的战友饿晕了，突然倒在地上，只有微微的呼吸，起初嘴唇还不住地轻轻地颤动，两只眼睛无力地望着我，但是很快就昏迷过去了。我知道他是一点什么吃的也没有了，他是多么需要吃点什么啊，哪怕就是一片野菜叶也好。我急忙朝干粮袋里一摸，稀稀拉拉的炒面估计已经不到半斤了，离岷州又还有五六天的路程，但我想：“我们都是穷人，是为了解放全中国受苦的老百姓而共患难的战友，难道能眼睁睁看他饿死么，我宁愿自己不吃也要救他!”
我忍着饿，抓了一把炒面和一些野菜叶和着水灌给他喝了。慢慢地，他醒了过来，我又轻轻地扶起他，好容易他才勉强支着身子，拉动沉重的脚步，继续前进了。
回想起来，一片野菜，一小撮炒面在当时是多么金贵啊!不单是没吃的，也没什么可穿的，却要面对那样恶劣的天气。那时，大家披的多半是自己用羊皮和羊毛做的衣裤，我是用一块羊皮剜了个大窟窿，头钻进去就当衣服穿，冷风阵阵地吹过，呼呼地直往胸口里灌，冷得我浑身发抖。
到了夜晚，就在潮湿的草地上用三四根小棍子支着一块破布单，勉强遮住露水，倒下就睡，也没有被盖，虽说身子已是疲惫不堪，但是刺骨的寒风却使我们好久不能入睡。
有一次，翻一座二十来里路的高山，从清晨迎着细雨开始爬山，到中午才接近山头，这时，突然大雨迎面打来，雨水顺着脸往下直淌，逼得大家眼睛都睁不开，透不过气来，心里又饿得发慌，周身上下冷得打颤，我亲眼看到好几个战友晕倒了。那时，只要谁一跌倒，就再也爬不起来了，从表面上看他还睁着眼睛坐在那里，像好人一样，其实，他已经没气了。
又有一次，是过黄河苗子(黄河发源地区的一道小河)，我们宣传队赶到河边，天已擦黑了。那河宽二百米，河水一般只淹齐胸口，独在河心有一丈多宽的地方有一人多深，冰凉的河水滚滚地向东方急流。全队只有我和刘世忠同志会水，这全队三十五人安全过河的担子就落在我两人的身上了。
为了争取在天黑以前全部过河，我们每次都得带三个人泅水，背上背一个，两手拽两个。河水冷得像针一样扎骨，泅水很吃力，这样来回数次，看看快要把全队的同志都送过河去了，突然从河心传来了呼救的声音，很明显，这是其他单位的同志在上游过河时被流水冲下来的。刘世忠同志比我的水性好，他立刻放下背上的人，泅水到激流中去救人，队里剩下的同志只好由我单独送过河去了。这时，我已将近一天没吃东西，加上几次负重泅水，感到心慌得厉害，喘不过气来，浑身无力，真是又冷又饿、精疲力竭了。
猛然，在我的脑海里闪过了这些小同志们在我脚中毒时对我那种热情的关心和照顾、为我流泪的情景，顿时给我增加了几分力量，使我鼓足了勇气，又连续两次，把最后六个小同志送过了对岸。
当我最后一次泅到对岸，立刻就晕倒了，躺在潮湿的岸边，想动一下也没有力气。小同志们见我不能动，都慌了，忙去拾干柴干草给我垫背、生火、熬野菜叶……尽管有这么多的困难摆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但并没有吓住我们，相反地，艰难使我们的斗争意志更加坚定，更加团结一致，互相帮助。
在行军的时候，大家都是一鼓劲儿地往前走，并且还不时地听到“加油啊，加油啊!”
“走路英雄加油干，走到岷州不困难!”等等的呼喊声，这就是我们宣传队里那些十多岁的小同志，在行军鼓动棚里做的鼓动工作，声音是那么响亮，充满了信心，激励着队伍不停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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