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部成立的经过
在一九三二年的春天，有一位名叫刘钝之的同志，当时在板泉崖第十小学任教员，他是郯城码头人，曲阜第二师范毕业。他的才干、聪明智慧都超过一般教员（国文、算术、音乐、体育、理化都好），所以在群众中（学生）威信最高，内中有个教员叫诸葛赞甫的嫉妒他，为了破坏他，在学生面前以鄙视的口吻说他是“老共”。那时才知道他是共产党。他是一级甲班班级任。有一天晚上他改日记，看到大公报上有一段新闻，内容是东北有数百学生，被日本鬼子活埋起来，露着头的用耙耙死，送给我看。我非常义愤，又把李文学、夏锡龄、王任之（当时都是一级的学生）叫来看，大家都是同样的义愤，而且情绪更高，一晚上也没好好的上自习。放了灯学，我们回去和王任之、李文学、夏锡龄四人共睡一个床，大家议论纷纷，一致的骂国民党不管中国人的疾苦，没有用处，听说共产党很好，咱是否可以参加呢？有的说不行，有的说行，最后说叫王任之去问问刘先生行不行，但一问碰了壁。又过了几天，刘就介绍王任之入党了，然后接连几天我们三个也入党了（据现在了解刘在相当时间内就注意对我们进行思想教育，如他叫我们作文，写一个我的小史，并以启发的方式了解我们对社会现状的态度怎样，对我们几个人特别多进行谈话、指导，让我们看些进步书籍……）。那天晚上给我们看那张报时，我们问为什么日本鬼子杀中国人，中国人不管呢？他以沉默的态度说，谁管呢？必须中国人自己起来救自己。以此激发我们的情绪，以观察之（我们还成立读书会——把各人的书集中起来看），然后才好介绍入党，（入党）时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间。入党以后他对我们的教育主要的首先是党员的气节问题，怎样革命到底，怎样至死不屈，怎样开会，怎样进行地下工作，以及介绍中央苏区的情况和中国革命的前途等等。其次就是介绍一些进步的书籍、刊物，如《郭沫若文集》、《蒋光慈全集》、《胜利的微笑>、《落叶》和上海几个左翼作家的一些作品等。另外教些好歌子，如《少年先锋队））、《工农兵大联合》、《早操歌>等。当时我们的小组会是每星期照常开一次，地点都是在野外，时间多半是在晚饭后，用散步的时间或晚上不等，总之是极其机密的。到一九三三年的一月初，刘老师就被迫走了（郯城要派人来抓他）。他走后的支部工作就由我和王任之担任起来（王任书记，我任交通，没有其他的支委，这是他指定的），这个支部的成立经过情形就是如此。
二 、我们的活动情形
他临走时，告诉了我们：
(1)要始终坚强不屈，革命到底，时刻警惕，随时准备被捕，准备和敌人搏斗，不发生横的关系。
(2)要大量的发展组织，特别是发展农民。
(3)加强组织生活，按时开会，以能否经常参加会议，执行决议来考验党员。
(4)今后的联系问题。
我们是以洒泪而话别的，并表示叫他放心，我们是会永久坚持到底的，希望他想法保持联系，经常指导我们。他走了以后，我们做了这样一些工作；
①先后发展党员三十多个（名单附后，有的已记不清了）；
②与上级党联系两次，一次是一个姓白的或姓马的来的，当时规定的暗号是他问我，我答白（表示薛……雪是白的），我问他，他答什么我忘了，时在三月间。联络员来给我们带来几本书，什么书我忘了。这位白是临沂白沙埠人，以后没见消息。联络员来后开了一个支部大会，有十几个党员参加，进行了一些政治教育，了解了一些组织情况，他临走时又告诉了下次联络办法。到了五月间，按白规定的时间地点，来了一位姓李的（李什么我忘了，高立明还可能记着，他是临沂高中的学生），他来给我们带来了“五一”宣传品，叫我们散发，我们是很好地散发了，又给我们一些政治教育，特别是马列主义的一些原则（在高立明家里开的会，也是一个支部大会，到会有十多个人）。临走时又规定了下一次的联络，当时确定还是他来，但一去不复返，自此就失掉了联系。我们天天盼他就是不来了。在这以前，王任之在临沂常见到刘，自这以后，大概就是郯码暴动（白与李，到底是什么地方人，都是以后才打问到的，在当时是不知道的）。失掉联系后，在一九三三年全年中，我们的组织生活还是照常进行。一九三三年的七月间，板泉一个流氓名叫葛庆堂的，看出了我们的行动，说破坏话，我们还想把他弄死。后因时间没算准，没达到目的。三十多个党员差不多都是这一年发展的。到一九三四、三五、三六、三七这几年中，在临沂上学的几个人，我和王任之、李文学、夏锡龄、高立明、薛连琛、王锡春、何子明等还经常开会，一般是较为松懈的。在这几年中，也曾有发展组织活动，但是零星的，如在一九三七年春王任之在济南市中学里还发展了一个工友党员，活动的大概情况就是如此。在活动中比较积极的是王任之、李文学、夏锡龄、薛连琛、高立明和我等。
三、对当时活动情况的检讨
(1)不满意当时的社会现状，知道共产党好，要革命但怎样革法，革到什么程度（即是党的纲领原则）是莫名其妙，所以当有人指导，热情很高，没有人指导了，就散慢了。
(2)组织生活散慢，没有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彼此是以人事关系团结起来，
内中我与王任之是最好的，有的人不参加会议也没有办法。
(3)发展组织没有阶级路线，主要的是一些学生，学生当中也不是挑选最坚定最勇敢的，而是观察某人好就行，方式是非常幼稚的。发展一个党员，只是对人家说一说，共产党怎样好，你参加不参加，他说参加，这就是党员，也没有候补期，也不交纳党费。
四、几个情况的补叙
（一）我是一九三二年冬季高小毕业，一九三三年在高小补习一学期（因为我要考师范，师范是夏季始业），是年夏没考上，秋冬季当了半年小学教员，一九三四年春上了半年的私塾，夏天去考又未考上，秋打了半年庄户，三五年春又入学校补习，夏考入三乡师。在乡师里与一个叫王富春的同学（现名王涛，任鲁中二地委书记）发生了组织关系，到三七年冬一直是过着组织生活。在这当中我家有一支手枪，供给了沂水农民暴动用了（王涛带去的）。三七年冬离校赴延安，三八年二月入安吴青训班，三月到延安抗大，四月重新入党。入党时以前那段情况没有说，因为王涛告诉我，说了没有人证明，反倒不易解决问题。三个月的候补期，一个半月转党，一九三八年八月人中央组织部训练班，九月人中央党校，十月十五日离延安到新疆省工作。在那里工作四年，坐了四年监狱，一九四六年六月释放回延安，我的简略史就是如此。
（二）刘钝之又名刘夫平，自郯马暴动后音信全无，后来听说曾在新四军军部当卫生部长。
五、当时入党的人名、家庭出身、本人成份及现在工作情况
王任之，一九三二年入党，当时十五岁（原名王福三），中农，学生成份，当时任书记，渤海阳信县工委副书记。
高立明，一九三二年入党，当时十七岁，任工商分局副局长，贫农，学生。
夏锡龄，一九三二年入党，当时十五岁（现名夏林），学生，在中央办公厅工作。
何子明，一九三三年入党，当时十六岁，学生，现任竹庭县工商局副局长。
何子英，一九三三年入党，当时十四岁，学生，现任滨海托儿所主任。
薛连琛，一九三三年入党，当时十九岁，贫农，学生，现任东海县工商局营业员。
杨嘉祥，一九三三年入党，当时十四岁，贫农，学生，现在中央第三局机要工作。
李文学（现名李伴农），一九三二年入党，当时十五岁，中农，学生，在滨海专署工作。
庞秀荣，一九三四年入党，当时二十多岁，雇农，农民，板泉崖村干。
帅树勋，一九三三年入党，当时十七岁，贫农，学生，因敌人恐怖得病而死。
王锡春，一九三三年入党，当时十八岁，中农，学生，抗战时投敌曾当伪乡长。
薛从存，一九三三年入党，当时十八岁，贫农，学生，在家妥协，至今没解决党籍问题。
薛汝德，一九三四年入党，当时二十岁，雇工，农民，一九四六年重新人党，四七年反特时因特务嫌疑停止党籍。
史思恩，一九三四年入党，当时十八岁，中农，学生，抗日时妥协。
诸葛希真，一九三五年入党，当时十七岁，中农，学生，抗日时跑到国民党那方面去了。
诸葛予壁，一九三五年入党，当时二十岁，抗日时妥协，现在本村。
杜兴业，一九三四年入党，当时十九岁，中农，学生，投敌。
何保琛，一九三五年入党，当时十七岁，学生，投敌，现在新浦。
马名鼎，一九三六年入党，当时十七岁，贫农，学生，国民党五十七军。
何友山，一九三五年入党，当时十四岁，地主，学生，在五十七军当指导员。
薛汝堂，一九三六年入党，当时二十岁，贫农，农民，抗日中消极。
济南某同志，一九三六年入党，工友，后来不明。
其他都是农民党员，记不清楚，当时大概有三十多人，大略情况如此，请地委讨论。
四月十日于房前
这份资料是薛汉鼎同志一九四八年四月十日写给滨海地委的报告，现存地区档案馆。为研究板泉小学党的活动史实，我们在这里公开刊出。发表时，对个别字句作了修改。（《临沂党史资料》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