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福建长汀人，一九三五年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在学校里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校方开除，后来团的领导派我去青岛做学运工作而进了山东大学。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时我正在北平，眼看中华民族有亡国的危险，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人们纷纷起来组织武装力量，好打败日本鬼子。在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号召下，各阶层、各党派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北方局针对知识分子发出了响亮的号召： “脱下长衫，参加游击队去！/这样我就回到山东，想法联合同志拉游击队。但学生们赤手空拳，从哪里去弄枪？国民党的军队里有枪，地主豪绅有枪，穷人是没有枪的，我们大学生也没有一个人有枪。所以要弄到枪 E要到国民党的军队里去，到地主武装里去。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批斗我，说；“你为什么不去参加八路军新四军？你却跑去和地主豪绅坐在一条板凳上？！”这是一种非常幼稚的想法。我们当时都非常想参加八路军，但是八路军那时刚刚从陕北进到山西，离山东还远着呢。共产党员要发动群众，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来创造抗日的人民武装，还要到国民党的军队里去，到地主豪绅的军队里去，进行统战和争取他们的工作。高密地处胶济铁路东段，是胶东和滨海地区的枢纽，战略地位很重要。那时高密有个绅士叫蔡晋康，是高密县第五区的区长（按：据查蔡未任此职），又是蔡家庄中心小学的校长，在高密县是个有影响的人物。虽说是个小小的区长，但他是个地头蛇，别的区长还都听他的。我们在青岛怎会认得他呢？不仅我这福建人不认识他，就连高密籍的王中（单勋）同志也不认识他。事有凑巧？当时驻在高密到青岛一线的东北军五十一军于学忠部有个地下党员王再天（按：他当时公开职务是胶济路东段运输司令），蔡晋康主动与其结识，这才使我们和蔡晋康打起交道来。
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东渡黄河，山东人民的抗日浪潮风起云涌。原我党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项乃光（后叛变），当时具体领导五十一军党的工作，他得知蔡晋康曾告诉王他正准备拉起一支抗日游击队，请王帮助。王和项商量后，决定给予支持，并争取改造这支部队。王带着任务找蔡商谈，说：“你真要拉起队伍，我可以找一些人来帮助你，有个廉耀东团副可以当你的助手，还有一些是大学生o"蔡欣然同意。王回来向项乃光汇报后，项即确定建立以伍志钢同志为书记的蔡部工作委员会，邹鲁风和李欣为工委委员，带领几位山东大学的“民先”队员去该部开展工作。王中同志是高密人，人地两熟，由他先回去发动当地青年来充实我们的工作力量，首先将他们发展成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接着山大的一共十一位同志（注：我们于一九三八年二月撤出蔡部后，山东大学有一位女同学叫万家蕊，是“民先/队员，从青岛来到蔡部找我们，听说被他们活埋了，如加上她就是十二位）也先后来到该部，其中有周璇（周持衡）、王艺（王良）、程恒诗（程咏陶、陈汉）、唐棣华（胡家珍）、李风（李风）、吴绪、王桂荣（王继川、王坚）、章茂桐、陈振麓和王儒林。最初先去的一批有伍志钢、邹鲁风、廉耀东、周璇、王中和我，一起见的蔡晋康，见面的地方是蔡家庄小学。蔡当时戴着一副银丝眼镜，看起来温文儒雅，根本不象个武夫，倒有点象个教书先生。但他的参谋长邵魁五却象凶神一样丑陋，看上去和舞台上的曹操差不多，只差不是个白脸。他原是胶济铁路线上的一个段长，手下有一批护路警察作为入伙的资本，当上了蔡的参谋长。蔡的政治部主任叫任子中，在高密县也是个有影响的人物。
不久，王中同志从高密城里及县中也动员了十几个人参加这支队伍。这些同志有穆宗信、郑星瑞（郑洵）、王平、庄明箴、黎明（李瑞宝）、郭存杰、单中和（单岗）、毛健民等。开头我们都做宣传工作，贴标语、画壁画（我们从五十一军来的一位地下党负责干部张岗同志能画大型壁画）、印传单，教唱救亡歌曲，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话剧，郑星瑞演老汉，唐棣华演姑娘，在蔡家庄周围各村宣传演出，影响不小。
这支队伍开头称做“高密游击队”，不多时间凑集起了上千人。随后又向国民党请了一个番号叫“国民党军委会别动队山东第一支队” （蔡晋康有个族兄在国民党那里任立法委员）o山东的老百姓后来最恨这种“别动队/'，都骂他“鳖种队”．这支队伍成员很复杂，形形色色，派系林立，有各区区丁，有以邵魁五为首的复兴社派，有以任子中为首的CC派，有以蔡的族弟蔡省三（外号蔡五猴子）为首的本地土匪，还有“乡建派”， “学行社”， “齐鲁文化研究社”等名目繁多的大小派别。此外，据说还暗藏有我党的叛徒。
我们的同志大都集中在政治部，邹鲁风当政治部副主任（任子中只是名义上的主任，政治部实际全为我党所掌握）。我和周璇等同志分任科长。部分同志如赵书扬、杨战韬、陈汉等则在连队里做政治工作，称为政治战士。还有的做联络工作，叫联络参谋，主要在大队一级，我本人就做过。蔡晋康给了廉耀东一个副司令的头衔，但廉在他的部队里没有人，是个空架子，有位姓曹的参谋主任就不听他的，实际毫无权力。我们党代表着工农大众的利益，国民党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谁来领导这支队伍？在领导权的问题上开始就有斗争。在高密时期暴露得还不那么明显，一九三八年一月，也就是在我们进入该部的一个多月时间，日寇进占高密之前，我们的队伍占领了诸城之后，矛盾才暴露得更加明显。
诸城那时地下党有以赵志刚同志为首的县委，发展了一些党员和“民先”队员，其主要成分是教员和学生，一共有三十多人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后来，青岛方面以陈振麓同志为首的市委发动的崂山游击队，奉命先后分批转移来蔡部，其中有工人、农民、学生、教员、警察等六十多人，加上最初从高密参加的一、二十人共一百多人，组成了一支名义上属于蔡晋康，实际由我党领导的第四中队。这时的蔡部工委改称鲁东南工委，仍由伍志钢任书记，委员有邹鲁风、赵志刚、董坤一、王景瑞、李明海、李西山、王焕章、王良、陈振麓和我。当时打算在诸城以南的五莲山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在工委会上讨论通过了伍志钢同志在会上提出《为建立鲁东南抗日游击根据地而斗争>的一个文件。会后印发政治部的宣传队和四中队分散在各个民运点上开展工作，可惜时间太短，还未来得及展开。
一九三八年二月份，我们和蔡部的关系越来越僵，其中不仅有原来高密那帮反动势力的破坏，还要加上诸城反动势力的因素。那时蔡部成了诸城反动势力的一个集合点。诸城这地方党派纷纭胜过高密，据说中国有多少党派，诸城就有多少党派。赵志刚同志是诸城著名老党员王翔千的女婿，赵的爱人王辩同志是早期的共产党女党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过学，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以我们在蔡部的政治面目是昭‘然若揭的。诸城的反动派和高密的反动派沆瀣一气，他们勾结在一起，决心把我们挤走，这是或迟或早要发生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廉耀东首先被迫离去，廉去后蔡部更处处刁难我们。不久，他们就借口我们发展“民先”队员是破坏和瓦解他们的队伍，而把我们分布在各民运点上的第四中队分别突袭包围，胁迫我们离开蔡部。于是我们就不得不撤了出来，集中起了一百零八位同志沿台潍路向南转移。出发前高密县长张翰、诸城师范校长王明复、国民党复兴社员童子军、教员郭海舟等冒称家长代表，妄图劝阻，并挑拨说： “不要跟坏人走”o还指着最年轻的王培义说， “你这小鸽子能干什么？！”王回答说： “抗日还分男女老少？！”刘钧儒说：“你们究竟代表哪个人的家长？！,,我们的同志不顾一切威胁利诱，坚决地离开了蔡部。在向徐州进军途中，大雪纷飞，同志们斗志昂扬，高歌猛进，一路上唱着伍志钢同志利用苏联<祖国进行曲》的谱子为我们谱写的歌曲，歌词是：
我们的队伍多么广大强壮，它有优秀的工农和学生。我们共有百零八个同伴。向着一个目标前进I
我们欢笑踏起一串歌声，歌声惊醒天上的星星。
我们心胸好象蓝天的彩云，充满抗战救亡的热情。
在我们撤出蔡部之前，有一个所谓的缴枪投降问题。这是十年动乱期间，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捏造的产物，过去曾没有被当成一件什么事。这是一九六八年，反革命分子吴法宪，为了陷害那时的空军保卫部长张战戈同志，首先制造出来的一桩大冤案，为此株连了一大批曾在蔡部工作过的同志。正如我在前面谈到过的，我们最初进入蔡部的同志，谁也没有枪，试问谁还带上枪去上大学呢？崂山游击队本来搞到了一些武器，后来他们调来蔡部时，敌人已占了青岛、胶县和高密，他们是打扮成难民通过敌区，在敌寇眼皮底下分批来到蔡部的，当然不能带枪。据说后来参加蔡部的个别诸城同志有手枪，再则是蔡晋康给过几支枪。“文革”期间，大搞“逼、供、信”，弄出了很多笑话，有的被迫说： “我交了一枝没有枪托的枪！”有的说，工委下令“集体交枪”等等。这些全都是无稽之谈。即便有个别同志有枪，被迫把枪交了，以便摆脱当时的困境，那也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正如列宁说过的： “我给”你钱、武器、汽车， “你让”我安全脱险，这当然是一种妥协。但是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发疯的人，会说这种妥协“在原则上是不容·许ft- "，或者说，实行这种妥协的入是强盗的’同谋者（虽然强盗可以坐上汽车，利用它和武器再去打劫）。（见《列宁选集》第四卷193页）
正当徐州会战风云紧急之际我们来到了徐州，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取得了联系，经决定，由邹鲁风同志带领二十余人，去lJj东省政府做沈鸿烈部的统战工作；由伍志钢、李欣率领其余的八十余人去东：{匕军五十七军万毅同志所在部队工作。
我们在蔡部工作虽遭到挫折，但我们团结了青岛、高密、诸城一批优秀进步青年在我党的旗帜之下。有的同志风趣地把他们称做新的历史时期的“一百单八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批同志的大多数人都成了党的骨干，有的同志还在革命战争中献出了年青的生命，在高密的青年中就有王平、夏锡铭、郭存杰等同志。
十年动乱中，许多同志因为曾在蔡部工作过，蒙受了种种冤屈。有的人被打成了国民党员和缴枪投降的大叛徒，成为专政对象。有的人如张战戈同志（即簸枕戈，空军政治部保卫部长）还被弄到边远地方进行劳改，受到了残酷的迫害。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拨乱反正，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段历史才得到了正确的评价。
毛主席说： “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二天会成功的。”蔡晋康部队一度发展到八千余人，后来坚持与人民为敌，成了胶东著名的投降派，直到解放战争后期迫于形势才最后起义，这就是历史的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