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哥——李正华烈士，一个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的百姓，在党的教育和革命军队的熏陶下，横戈纵马，奋跃拚杀，驰奔于泰西地区，成了我们一辈的骄傲。
不能做亡国奴
一九三七年“七一七”芦沟桥事变前后，战时动荡的局势，忐忑不定的人心，遍及整个中国，在泰西地区国民党大军闻风而逃，土匪、霸头也成伙结队，三五成群，自立为王。地主武装、旧军阀流亡武装、汉奸武装、道会门、红枪会、土匪武装等也打着“抗日”的旗号，改头换面，粉墨登场。广大劳苦大众，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也纷纷揭竿而起。大哥那时的名字叫李连秀，也交接了许多朋友，联合了一些左邻右舍，特别是他的学生，许多都投戈于抗日的队伍。那时，大哥经常说：“日本人是想要吞没中国，想叫我们亡国。中国要是走上这条道路，是多么可怕呀！”许多青年人也议论纷纷。一次，当大伙聚集在一起议论的时候，大哥给大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日本人侵占朝鲜以后，朝鲜人做了亡国奴。一次一个小日本硬要一个朝鲜同胞双膝跪下，人伏在地下，然后那个小日本骑到他的背上，叫他爬行。等朝鲜同胞精疲力尽的时候，还要用鞭子抽打……。这就是亡国奴的写照。我们可千万不能做亡国奴啊！强烈的民族义愤，激怒了广大青年人，大家发誓，要为抗日出入、出钱、出枪。有的奋笔疾书、签名画押；有的把右手握在一起，表示心心相印，协力奋斗！
在这个国家存亡的生死关头，大哥把他经营的小药铺也送给了灌庄的老中医万范丰先生。这个小药铺是大哥自己一手办起来的。因为在那饥寒交迫的日子里，老百姓生病无钱医，他就采集中草药，专为贫苦农民治病，有时收少量的钱，有时分文不取。这样方便群众，解除了乡亲们的痛苦，交接了一些志同好友，也博得了当地一些老百姓的拥护，虽不及当地的绅士名流，也颇有影响。但为了挥戈上阵，不能身兼二职，只能把这部分事业由中医老先生继续。考虑到家庭成员的安危，大哥召开了一次家庭会。当时有些人虽然画押表态，到临走的时候，被家庭长辈或妻嫂的拖挂而不能脱身。所以，大哥对奶奶、妈妈、以及我们余下的兄弟三人作了一些劝说和安排。讲明有国才有家的道理，并说明日本鬼子侵占东北，推行“抢光、杀光、烧光”的政策，老百姓饥寒交迫、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悲惨景象。所以，要救国。他还说： “我们一走，敌人肯定会来扰乱我们的家乡，也可能家破人亡，对敌人的袭击要早作准备。万一家里有人被鬼子抓走，不要去求情，不能在鬼子面前屈膝求饶。”这时候，大哥慷慨激昂的谈话，感动了妈妈，激发了老人家“精忠报国”的思想。妈妈含着眼泪说： “连秀，你讲的对，我们不会拖你的后腿，你只管一心抗日，冢里的事由我和你兄弟来安排，不管啥东洋鬼子，尽多杀几个，为老百姓报仇雪恨，为中国人民出气”。打那以后，我对大哥的一些话也经常品味，觉得很有道理。我还发现了一个秘密。大哥经常和一个叫张杰的人在一起。此人和气，很少在公众场合说话，听说是从东北回来的，是一个小学教师。后来才知道，他早就是一个地下党员。
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日本鬼子侵占了泰安。不久，武冠英同志和我大哥拉起了数百人的一支队伍，在东向镇举旗起义。后编为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第五大队，大哥任大队长，武冠英同志为教导员。大哥也将名字由李连秀改成李正华，并在抗敌自卫团的直接领导下，带领兄弟们驰骋在抗日的疆场上。
顶住白色恐怖
说实在的，我对大哥那种不信神、不怕邪、不畏权势的精神，打心底里佩服的。
那是在北伐战争年代，大哥十七岁那年我们丧父，家里的一付担子就压在他的肩上。在我们村‘的中间有一条漕河，我家在河的北面。据说为了防止洪水的泛滥，修了一座镇武庙，说那个镇武神能控制漕河洪水的泛滥。大哥说： “那是屁话，没有这等事。”于是，他汇集了几个志同好友，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用绳索勒住镇武神的脖子，把它拉倒，并抬到漕河之中。当时一些群众议论纷纷，怕镇武神“显灵报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却平安无事，使那些议论过的人也钦佩起大哥的敢冲精神。还有一件，是办“民众小学”。所谓“民众”，就是普通的劳苦大众。因为当时广大劳苦大众的子弟无法上学，大哥自己任教师办起了“民众小学”，不收学费，招收农民子女入学，与官办小学争高低。在大哥的悉心教育下，使“民众小学”越来越得到贫苦农民的拥护，小学越办越好，甚至那个官办小学校长的子女也到“民众小学”来读书，官办小学结果以散伙而告终。大哥的这些学生后来大部分成了抗日救国的战士。大哥这种倔强的性格，经过革命熔炉的锤炼，表现得更为可敬可爱！那是一九三八年四月份，大哥奉令带了五大队的兵力，埋伏在南大圈半山腰里，等待日本侵略军的到来。这就是在道郎和日本侵略军的一场搏斗。日本侵略军为了攻占被我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所收复的肥城，调动大队人马，通过道朗，向肥城进攻。为了打击日本侵略军的增援，自卫团率所属各大队，和一些农民组织的抗日武装团体分头设伏。自卫团团主席张北华同志亲自指挥，政委远静沦同志也在前线督阵，伏击泰安增援的敌人。崔子明同志和我大哥率部从南大圈直插北大圈，他们身先士卒，奋勇杀敌，集中火力向增援的敌人猛烈射击，使之措手不及，乱散到密林之中。这样，我自卫团各路兵力乘胜追击，打得鬼子队伍支离破碎，未到肥城就中途夭折。这就是有名的道郎战斗，以人民武装打退日寇板垣师团王牌军。远静沦同志就在这次战斗中为国献身。
同年五月份，为了支援台儿庄战役，奉团本部命令，在崔子明同志的指挥下，我大哥和马醒民同志率部在津浦铁路的北集坡车站附近打埋伏，袭击了日军的兵车，有力地支援了台儿庄战役，对周围的影响也很大。到这年的秋天。国民党秦启荣别动队23梯队的牛希文、朱光尧带着他们的地主武装以及一些道会门的红枪会，从三个方向围住了我自卫团的一、五、七大队，在马家店一带制造磨擦。自卫团在张北华同志的亲自指挥下，崔子明同志和我大哥率部奋战，逼得“荣别队”步步后退，终于把他们赶到铁路以东，铁路以西全成了我自卫团的根据地。
几次战斗中，我大哥带兵纪律严明，勇敢善战，克敌制胜，在部队和老百姓中声誉越来越大，甚至连敌人也知道“李正华的厉害！”所以，日本侵略军也注意着我大哥，多次在汉奸、亲日派的指引下，到我们家搜查。在这极度困难的环境下，我和二哥李杰武也先后参加了革命行列。我在一九三八年底回贯庄乡任抗日乡指导员，二哥在一九三九年参加县党员训练班后，分配在八区人民抗敌自卫队任区指导员。四弟李连元（参加革命后改名为李志明）和侄子、侄女也送到解放区，在学校读书。奶奶、妈妈和大嫂、二嫂等寄住在亲戚家中，也经常要东躲西藏，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的一天，日本侵略军在头一天夜里就包围了我们漕河崖村，早上进村扫荡，并抓住一个名叫张玉吉的农民，叫他领路到我家去搜查。张玉吉领着鬼子围着整个村子转，目的是不愿意把鬼子领至0我家去。后来，鬼子知道是中计，用刺刀威逼他，张玉吉满脸全是刺刀挫伤的血痕。直到大白天，张玉吉想“现在总该隐蔽起来了”，才把鬼子领到我的家门口。鬼子一进屋，就翻箱倒柜，搞得一塌糊涂。能拿的东西抢走，宣布土地、房屋财产“充公，”还通辑：捉拿李正华及其家属，谁窝藏其家属就要抄家杀头。由于鬼子的威逼，妈妈、嫂嫂也很难安身了。一九四三年，连我家最要好的亲戚，也不敢相认妈妈和嫂嫂。从此，我们一家流离失所。
智拔鬼子据点一九三九年，东进支队到泰西肥城一带开展工作，自卫团由游击队改成山东纵队第六支队后，又整编成一一五师教导三旅九团。我大哥任营长。虽然，在东平县城的下薛一次战斗中挂了花，转送到地方，以某耶稣家庭作掩护养伤，但他仍继续配合部队开展对敌斗争。
津浦铁路上有个大汶口车站，在离大汶口十几里地的杭家石墙村，有个日军据点，是准备蚕食我泰西地区的桥头堡。并在其据点的周围建立“爱护村”，每个村都要有一名报告员，每天向据点报告。有没有八路、游击队？还规定老百姓要送鸡送鸭，宰猪杀羊，有时日寇还挨家挨户的搜查，奸污妇女，无恶不作，搞得老百姓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六八六团根据一一五师首长的指示，组成了九人侦察小组，深入泰西活动。梁树清参谋长任侦察小组组长，解方文同志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之一。因为我大哥在这一带有群众基础，这个侦察小组就住在我家里，和苏学秀等同志共同商议拔掉敌人据点的战斗。
我大哥虽然伤未痊愈，但他仍在活动。经他做工作，各村的报告员不仅没有给鬼子送情报，还每天报告： “平安无事！”变成为我服务的侦察员，经常把日寇兵力、武器装备，以及其活动规律报告给侦察小组。’这样不仅掩护我侦察小组的活动，而且为我开展侦察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为了进一步摸清鬼子的情况，侦察小组派苏学秀同志也去当“报告员”，了解敌人一天的活动规律。经过个把月左右的侦察，掌握了敌人一般的活动规律，以及据点所在的庙里的布局和地形。
那是阴历六月底的一天，天气特别晴朗，高梁红米粒粒如珍珠，眼看丰收的季节就要来临。根据分析和掌握的情况，我大哥与参谋长梁树青同志商议决定，拔掉敌人据点。侦察小组九人和苏学秀同志等参加了这次战斗。每二人为一个组，解方文、苏学秀二人扮“报告员”，分头出发，到庙门口集合。这次战斗击毙了据点接收报告的敌人，拔掉了这个据点，打击了敌人的气焰。
我大哥伤愈后任泰安县独立营营长。敌人在推行保甲制、爱护村一套办法失败以后，实行了堡垒制。就是三、五里地筑一个堡垒，建一个据点。敌人在夏张有一个大据点，经常遭到我游击队的袭击。为此，敌人从泰安派部队增援夏张。这一情报被我大哥得知以后，亲率部队在泰安到夏张的必经之路无梁店埋伏，打击敌人的增援部队。敌人的汽车一进埋伏圈，大哥发出讯号，一阵激烈的战斗，十三个敌人葬送了十二名。战斗中，张跃显同志不幸饮弹献身于无梁店。
一九四O年冬天，由我大哥和安春华同志指挥，智袭姜家庄据点，毙俘敌小队长佐佐木等十四名日军，缴获机枪、掷弹筒、步枪等战矛品，迫使汉奸部队郑英杰率80余人带武器反正。于是，李正华同志英勇杀敌，敢打敢拚的精神在当地群众中广为流传。
反“清剿”英勇献身
由于抗日游击队、地方军、八路军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对敌斗争取得节节胜利，泰西地区成了当时抗日战争的模范地区。同样，这也激怒了日本侵略军。为了扑灭泰西地区的抗日力量，日军抽调兵力，加强装备，改变战术，一时，整个泰西地区阴风凄冽，戒备森严。
敌人筑“封锁墙”，挖“封锁沟”，把根据地一块一块地“切开”，块与块之间有“封锁沟”相隔，白天有吊桥沟通，夜间将吊桥拉起。到处据点林立，沟墙纵横，这对我们开展活动确实带来了许多困难。
一九四一年初，泰西独立营升级为分区基干三营，我大哥留在县里任独立营营长。这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在分区开会回营途中，夜宿宋家庄李广善同志家中，不料拂晓被敌人包围。依照老百姓的意见，叫他到地洞隐藏起来。而他说： “不能因我一个人而使老百姓遭殃。”于是，大哥带着通讯员，持枪冲出，纵身越墙跃入山沟，不幸中敌人的机枪子弹数发而殉职，英雄的鲜血洒在祖国的大地上。当我接到从交通站送来的信时，才知道大哥殉职的消息。还有一些同志告诉我：对于大哥的死，从部队、抗日政府、机关、地方上的老百姓都是极为悲痛的，有些老战友给予很高评价，说他不仅是抗日救国的民族先驱，而且是治军治家、热爱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不愧为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大哥不仅自己在敌人面前冲锋陷阵，英勇不屈，而且经常教育和启发我们兄弟及他的子女。侄子李瑞云的壮烈牺牲就是继承其父嘱的结果。李瑞云在抗日中学毕业后，到县文教系统工作。他父亲的牺牲，无疑更激起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一九四五年十月，日寇投降不久。汉奸部队从肥城退往泰安的途中，年轻的瑞云碰到汉奸卖国贼，分外眼红，怒目相视，怒斥汉奸投敌卖国的叛卖行径，从而激怒了汉奸们，当即被汉奸抓住，想送到泰安去。瑞云斩钉截铁地说： “要死可以，我可不能到你们汉奸、卖国贼那里去。”结果被汉奸用刺刀捅死，并推入井中，他壮烈的牺牲了。那时，他年仅二十岁，就在敌人面前表现出宁死不屈，视死如归，这种英勇忠诚的行为真是难能可贵啊！
我曾接到孙照寰同志的来信，说他在林彪、 “四人帮”十年浩劫时期，曾坐过牢。在牢中怀念为革命献身的战友，感慨万千，吟诗一首，以示怀念！他的七律<清明忆四烈士》中写道：
岁岁寒食忆太肥，战云散处几时归。地怀正华松应绿，天悲宜萍雁须回。壮烈捷三捐雪夜，坚贞刘杰殒前帷。英灵个个都知己，恨不青山慰翠薇。
正华、宜萍、捷三、刘杰四烈士，同志们至今还在深情地怀念着！
古语道：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与解放，有千千万万的优秀儿女、普通家庭投身革命，浴血奋斗，前赴后继，确实是用无数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我们祖国的大地。
（徐巨伟整理本文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