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头牛

驻足大别山 发表于2020-09-02 10:44:38

(转载于罗田县纪委义水清风公众号2016年7月党风廉政专栏,根据张玉祥的儿子2012年起草的单位发起传承好家风活动征文进行修改。)

 

     “不脱离群众;不搞特殊化;一生要做老实人。”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遗训,是父亲几十年来教育我们时常常挂在口边的几句话。

父亲已经离世四年多了,他是一位有着七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他没有当大官,没有被人传颂的轰轰烈烈的事迹,只是一位普通的战士、一位辛勤的公仆、一位称职的父亲。他一生默默无闻地奉献,过着简朴的生活。他的一言一行,无不体现着优秀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在我的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父亲对我们的教诲,我们铭记于心、用以律行。父亲的品德,我们将秉承发扬,作为家风世代相传。

——抱定信念,执着坚定。认准的道路决不动摇,不退却,不变通,有人把他比成一头“倔牛”。

1939年的春天,父亲认准了一条无比光明的道路。在河北磁县,共产党组织建立了华北地区第一个抗日县政府,父亲成了当时抗日县政府最年轻的通讯员。父亲快乐地工作着,护送着一批又一批领导和同志通过敌占区。突然一天,国民党朱怀冰部背弃国共统一抗战的协定,突袭县政府,疯狂逮捕和屠杀共产党的干部。在磁县贾壁村旁的小河,天天有共产党人的鲜血流淌。面对日本鬼子的清剿和国民党的镇压,磁县的天空阴云密布,一些同志悲观情绪涌现,有的逃跑,有的投敌。一位年长的老友表示要带父亲逃离,保全性命。父亲用坚定的语言回绝了他:“怕死我不当共产党。”那个老友只好自己摇着头悄悄离去,嘴里丢下一字:“倔”。到了八十年代,这位老友找到了我们家,要父亲帮忙写个证明,说明当时的情况是情非得已,离开是暂时回避,时刻等待党的召唤。希望党和政府承认他当时的革命经历,给予离休待遇。父亲正如老友当年丢下的那个字——“倔”,无论老友怎么辩解和请求,父亲仍然坚决地拒绝了这位曾经的老友。

七十年代,造反派猖獗,父亲被当做当权派住进了牛棚,白天被拖出去游街批斗,晚上要写交待写检查。虽说受尽非人折磨,但父亲依然坚定信念不低头,以积极乐观和坚毅的态度回应造反派。我的母亲和很多好心人都很担心,劝父亲回河北老家去避避,等风头过了再回。父亲说:“这点折磨跟战争年代受的苦比起来算得了什么,没事的。走了反而是我自己理亏啊。”父亲怀着坚定的党性和对党的无限忠诚,虽然一边挨批挨斗,但一直没有停止为党工作。终于在一九七八年得以平反,恢复了职务,我们也跟着从农村回到城关上学。

父亲的“倔”,很多人都难以理解。1958年到1959年,罗田县委主要负责人调到地委工作,父亲作为县委副书记被黄冈地委指定临时主持罗田工作,很多人都建议父亲到地委跑跑,争取早日转正。父亲也多次到地委提要求,但他要求的是望上级早日选派德高望重的领导来罗田主持工作,理由是自己文化水平低,不能胜任此职。

到老了,更是“倔”得出奇。看到他走路颤巍巍的,你说去扶他一把,他会猛一摔胳膊,很不耐烦地说:“莫扶我,我倒不了。”洗澡的毛巾破了,我们给他买条新的,扔了破的。他就大发雷霆,说:“破那么一点点还能用很久,干嘛要扔了呢?”附近垮屋压着了一位老人,我和二哥组织人员扒砖进行抢救。父亲也冒着大雨杵着拐杖地前来施救,我们怕他摔倒,要阻拦他,他焦急地说:“多一个人总能多一份力量。”

看着父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们提出要送他到医院住住院检查检查,用用药调养调养。离休干部住院基本上是全部报销费用。父亲是坚决不同意去医院,他说他只是老了,并没有病。他的公费医疗本他是片刻不离身,生怕我们拿着他的本子到医院去开了免费药,给国家造成损失。

这类的事情有很多,我作为父亲的孩子,能理解父亲。他的“倔”,是来自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来自于自身倔强耿直的秉性。

 ——不图名利,不贪享受。干最苦的活,过最清贫的生活,父亲被人喻为“老黄牛”。

八十年代以前,父亲长期在农村一线指导生产建设。他带着工作队住遍了罗田的所有乡镇和大部分乡村。父亲搞工作是身先士卒,有困难吃苦在先。当时人们这样评价父亲:作风过硬,要求严格,有点不近人情。很多人听说跟他一起下乡住点,两条腿就打哆嗦。他们惧怕的有两点:吃不过来和做不过来。

吃,父亲带头到老百姓家里吃派饭,而且约法三章:一是餐桌上不准有肉、鱼、蛋;二是每餐钱和粮票结完才能走人;三是要和老百姓全家人一起坐在桌子上吃。常有人馋不过,趁父亲不在的时候,偷偷让人弄了些鸡蛋和肉面之类东西吃,为此,父亲骂过人,甚至还掀了人家的桌子。

做,父亲搞工作犹如上战场,冲锋在前,勇挑重担,以自己勤劳发奋的作风带动着身边的每一个人。有很多人在我面前提起父亲搞工作都是感慨有加。他们说:天刚蒙蒙亮时,你要是发现田间有一个忙碌的身影,那一定是张书记在劳动;夏日正午,你只要在午睡中醒来,发现张书记没有休息,就一定能在烈日下的稻田里找到他;寒冬,第一个脱脚下水的一定是他;深夜,脱粒场上最后一个离开的还是他……

利益面前,父亲永远保持公而忘私、先人后己。是非荣辱,在他心中有一杆秤、有一道线。对父亲搞拉拢腐蚀,那是自己往枪口上撞;小恩小惠也会被骂得狗血喷头。到如今,很多人讥笑父亲是一个“老苕”,但父亲就是以一个“老苕”的形象深入民心。很多人谈起父亲,都会给这样一个评价——那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我记得有这样一件小事:那年父亲分管财贸工作,县外贸局的领导在省里开会带回一把进口的尼龙雨伞,这在当时也算稀有物。外贸局的领导让人把这把伞送给父亲。那天父亲不在家,来人把伞交给母亲,母亲问明情况后坚决不收,那人为了交差,把伞扔到我家里跑了。父亲回家了解了情况后,大发雷霆,坚决要母亲连夜把伞送回去。那天晚上,是我陪着母亲把伞送到外贸局办公室,记得当时办公室没有人值班,我也只好把伞从窗户扔进去算是交差了。

到晚年,父亲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每每看见他穿着几十年不弃的、打了很多补丁的中山装,吃着清汤白面,住着简陋房子,用着破旧的家具,而经常将大把的现金资助他人,我打心眼里敬佩“老黄牛”。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子女的严格教育,其实就是他的疼爱方式,母亲总说他是一头“孺子牛”。

父亲对待群众,亲如家人。对待家人,既威且严。他出身贫苦,从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出发,他始终把自己当做普通群众中的一员。老百姓发现父亲是真心实意为群众谋福利,也都把父亲当成自家人,有困难找父亲帮忙,有要求向父亲提,有成绩也向父亲汇报。父亲一年大部分时间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吃住在单位和农村,很少回家。母亲生我们姊妹五人时,父亲都不在身边。

父亲文化不高,没有高深的理论,他教育子女的话很教条,我们理解也不深刻,只是因为敬畏父亲才未加思索地按他说的去做。大哥蓄了回长头发,父亲骂他“脱离群众。”大哥立即去把长发剪了;我和同学一次到集体池塘钓鱼,父亲发现后训我:“咱们家庭和别人的不一样,你要注意影响。”我再也不敢去了;二哥高中毕业想参加工作,父亲教训说:“咱家不能搞特殊化,你自己到劳动局报名排队,等待统一分配。”结果二哥在家待业一呆就是三年。

当年父亲可能担忧怕我们兄弟“变质”、“变修”吧,时刻强调我们要与广大群众保持一致。印象很深的是每当放暑假、寒假,父亲都要我们到附近困难农户家帮忙割谷、插秧、锄地。我的左手小指上有几道清晰的疤痕就是那时帮人家割谷子时伤到手留下的。父亲还规定我们帮人家生产但不准吃人家的东西,有时拗不过好客的主人吃了一个馒头之类的东西都怕被父亲知道。

威严的父亲也有他慈爱的一面,他很关心我们的学习。他常以他有限的语文水平不厌其烦地为我批改作文,一篇作文只要经他批改,非得修改重写好几遍才能勉强过关。有一次经他批改的一篇作文《李蟒岩春游》居然得到了老师的表扬,在全班宣读。

还有一次,他到外地出差回来,居然给我带回一个小闹钟。那大概是父亲唯一一次给我带的礼物吧。从此,我每天早晨就能准时早起,晚上能按时睡觉了。

小时候,我喜欢过年,因为过年就能放上鞭炮。记忆中,每年过年父亲都会为我买一封鞭炮,我舍不得一次放完,总是把鞭炮拆散,装在口袋里,一个一个地放。

父亲一生正直无私,只讲奉献,不求索取。即便是重病之时,也不忘关心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他的精神,他的坚守,对我影响深远,更是后辈崇尚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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