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荣成市崖西镇前高家庄人。1927年1月生。1944年10月，在文荣威联中读书期间入党。1945年4月，参加八路军，随即调到抗大一分校学习。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我随抗大一分校（山东军区教导团）开赴东北抢占吉林通化。其时，抗日战争刚结束，党中央为了壮大我军的力量，决定在东北建立一所航空学校，培养我军自己的航空人才。1946年3月1日，航校在吉林通化成立了，当时叫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因为是我军最早的航校，所以后来人们习惯称“老航校”。部队住了不几天，我就接到了去航校学习的通知，成为航校的第一批飞行学员。
白手起家航校平地起
航校的学员是从山东抗日大学、延安航空工程队和山东大学挑选出来的。条件极其严格，我能被选中，因为我是党员，并且具有初中学历。当然，这也是抗大领导得力推荐的结果。刚开始，航校第一期设置了甲、乙2个飞行班和1个机械班。我被编在飞行1期乙班，全班31名学员，荣成籍贯的除了我，还有张积慧和王洪智，他们后来都成为闻名全国的空军战斗英雄。
东北航校成立之初，困难重重，要啥没有啥，全靠白手起家。
航校的房子是在荒郊野地上盖起来的，粮食和蔬菜是师生自己开荒种出来的。师生吃的是粗
粮，睡的是通铺。条件虽然极其艰苦，但是，我们却具有高昂的学习热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到了冬天，室内没有暖气，晚上盖着单薄的被子，在被窝里缩成一团，难以入睡，我们却开玩笑说：“好啊，每天晚上都能当‘团长’！”
航校最大的难题是没有教练机，教练机是靠捡日本人遗留下来的破烂拼凑起来的。东北是日本关东军的老巢，建立了50多个飞机场。日本鬼子投降时，他们破坏了飞机，藏到深山里。1945年底，我军在东丰机场发
现了30余架缺翅膀缺尾巴的飞机，在平顶堡机场又发现了100余台发动机及一大批零备件，后来在朝阳镇又缴获了同样类型的飞机。除此以外，还有一些飞机零件散落在民间。
为了找到更多航空器材和物资，航校领导把师生分成了许多小组，奔赴东北各地进行大搜索。东北的初春冷得很，我们冒着风雪，到民间去搜寻。有一回，我发现雪地上车辙很特别，追上去看，原来，老乡马车上装的是飞机的轮胎。我对老乡说：“我们航校是为人民培养飞行员的，飞机上很需要轮胎！”老乡很爽快地卸下轮胎交给了我。后来，在八一电影制片厂1960年摄制的故事片《红鹰展翅》中，当年我所经历的这一戏剧性情节，被真实地搬上了银幕。
当时，东北的铁路和公路都被日本鬼子破坏了，航校的领导还真是有办法，征集到了100多辆马车，把收集到的破旧飞机和航空器材，从山沟里浩浩荡荡地运回来了，那场面是极其振奋人心的。
老航校把日本人遗留下的这些破烂，经过重新组装修理，拼凑起30多架日本“九九高级”教练机，解决了学飞机的一大难题。
勤学苦读攻克理论关
1946年6月分，我们飞行1期乙班开始学航空理论。那时，东北老航校没有中国自己的教官，给我们上课的都是日本人。为什么这些日本人会给我们上课？这其中还有许多周折呢。
1945年10月上旬，东北民主联军接受了一支300多人的日本投降部队。他们是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团第四训练飞行队的。队长叫林弥一郎。我军同林弥一郎进行了多次谈判，我军真诚的态度，感动了他们，他们同意留在中国，帮助中国共产党办航校培养飞行员。
日本教官说着半生不熟的中国话，我们说着半通不通的日本话，好像哑巴对着哑巴说话，这给教和学造成了阻碍。虽然有日语翻译帮忙，但是，因为翻译专业术语往往不准确，有时还会闹出一些误会来。
第一堂课，日本教官就碰到了难题。因为他们面对的学员，文化水太低，而且参差不齐。我是“文荣威联中”毕业的学生，算是文化水平高的，有的同学才刚学会小学算术四则运算。而我们要学习的是深奥的理论和知识。其中包括，飞机构造和飞行原理，还有如同天书一般的气象、
通讯、无线电等学科。这些知识把我们弄得头昏脑胀，有时会把我们愁哭。但是，我们没有沮丧，纷纷向学校领导表示坚心攻难关学好航空理论。
在学习过程中，我摸索一套学习方法。没有基础我就多看书，不懂理论我就逐字逐句抄，以写加深印象，加深理解。那时，我简直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一天24小时，几乎全部用到了学习上。课堂上认真听，课后苦思冥想。白天不够用，晚上挑灯学。夜深熬到十一二点钟，精力有点不集中了，我就卷支旱烟抽几口，提提精神继续学。走路和上厕所那点时间，也不肯放过，而是在反复背诵各种数据。晚上睡觉，脑袋落到枕头上，就开始过电影，复习巩固一天学过的知识。由于用脑过度，晚上得靠吃安8民药才能睡着觉。
那时，我还不到20岁，正是学习知识的大好时机。经过艰辛努力，我终于啃会了原理，弄懂了力学，背会了操典，记熟了飞行数据。考核时，我和班里的同学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我们终于闯过了航空理论学习难关。
一步登天“土”法练驾驶
1947年2月，我们进入了飞行训练阶段。按照常规飞行训练是分初、中、高三级进行的。可是，老航校没有初级和中级教练飞机，只有拼凑修理起来的日本“九九高级”教练机。
我们的飞行训练只得直接从高级训练开始，
可谓一步登天。这其中有很大的危险性。为了确保上天飞行的安全，学校强调必须努力加强地面训练。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为了提高训练的质量，航校制定的学习计划是：“加强地面训练，增加带飞的时间”；提出的口号是：“地面苦练，空中精飞”。
我的飞行训练教官是简井重雄（原名木暮重雄）。简井重雄飞行基本功练得很好，治学也非常严谨。为了讲清一个问题，他用手比划着讲，一遍一遍地做示范，直到把我们讲懂了为止。不管什么动作，都必须做到位，丝毫不能马虎。他那种严谨认真的精神，赢得了学员的尊重。
我们自觉加强地面练习，在地面练习器上一坐就是半天，一个动作要重复上百遍。我们邀几个战友模拟练习驾驶技术，开展互
帮互学活动，我做动作你提醒，你做动作我纠正。我们在地面上练熟了驾驶的套路，这才开始上飞机练习驾驶飞机的操作。修理起来的那30多架飞机，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只得几架飞机共用一副螺旋桨，合用一副轮胎。这架飞机刚落地，马上就把螺旋桨和轮胎拆下来，安装到等待起飞的飞机上。我们就是这样拆“东墙”补“西墙”，保证训练的正常进行。
半夜时分，我们起大早为飞机起飞做好准备工作。有一帮学员轮流使用自行车的打气筒，给飞机轮胎打气；还有一帮学员使用小油桶，一小桶一小桶地给飞机加油。冬季，东北十分寒冷，我们需
要烧柴禾给发动机加温。发动机温度烧上来了，接着就轮流手摇发动机，把飞机启动起来。做好这一系列准备工作，我们个个都累得浑身汗津津。
直接驾驶“九九高级”训练驾机，本来就有危险性。再加上飞机驾驶舱内设备不配套，危险又加好几分。但是，为了学到驾驶飞机技术，我们没有丝毫的畏惧。坐进驾驶舱里，闹钟绑在腿上就是计时器，麻绳子绑在身上就是安全带。没有对讲机，晃动机翼就能发出联络信号。飞机进行编队训练时，我们就是靠这一招传递编队指令。没有航空地图，学员们就对照普通地图描绘出底稿，然后在教师的指导下，自己在底稿上绘制出
航空地图。
我们所采取的这些土办法，现在的人看来可能觉得不可思议，可是，我们就是这样学习到了飞行技术，飞上了蓝天。
边打边练与敌巧周旋
国民党反动派，总是企图把老航校扼杀在摇篮里，他们的干扰破坏一直没有停止过。我们是一边战斗，一边进行学习和训练的，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之。
1946年东北战场吃紧，国民党军经常派飞机空袭，炸坏了我们的机场和飞机，有一回，还炸死炸伤了航校的师生。
1946年秋冬之交，航校已经搬到牡丹江。土匪谢文东部大举进攻牡丹江。一时间，土匪猖獗，特务横行。一天夜里，枪声四起，匪徒向我们航校发起了进攻。我们拿起武器打退了土匪，没有逃脱的匪徒，只得跪地投降，成了我们的俘虏。
为了躲避敌人的飞机轰炸，航校不得不频繁搬家。1946年4月从从吉林通化搬到了牡丹江。11月又从牡丹江搬到了黑龙江东安（今密山），这是一次千里大搬迁。我们学员跟随搬迁押运，学校发给每人30发子弹。途中遇到土匪抢劫和袭击，我们就立即同土匪展开战斗，打退了敌人保住了火车上的飞机和物资。在翻越老爷岭时，由于火车缺水马力不足，我们全体跟车人员，就用脸盆从水沟里端水把水灌足了，火车才得以继续前进。人们常说说，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可是，那次因为坡度太大，火车没有劲儿，是我们把火车一直推上了山坡。再后来，前面铁路上桥梁被炸断了，火车不能走了，我们就把飞机和物资从火车上卸下来，改用马车拉着转运。
经过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到达了东安县。虽然这里地处中苏边界，但是，仍然会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日子久了，我们就摸索出了敌机空袭的规律，我们的飞行训练是在敌人轰炸的间隙里进行。上午8点到下午4时，是敌机空袭的时段，这个时段，我们将飞机拖进机窝隐蔽起来。我
们实行的是早班和晚班飞行。半夜，我们起床准备好飞机，天刚亮我们就开飞训练，练到8点我们就停飞。下午4时后，我们开始晚班飞行训练。你炸你的，我飞我的。你来我藏，你走我飞。这就是我们在飞行训练时创造的“游击训练战术”。驾驶熟练终于放单飞
经过1年半的艰苦飞行训练，教官终于放我单飞了。那天，天气非常好。我向教官简井重雄行了军礼之后，就独自登上飞机，坐到驾驶仓里。飞机起飞后，我问自己，是我自己在飞吗？我回头向后看看，呵，日本教官不在，是我单飞的。我从心底喊道：老子今天也可以单飞啦！
当全体学员都能驾机单飞的时候，日本教官简井重雄举起大拇指感慨地说：“你们能取得这样好的成绩了不起，祝贺你们放了单飞！”
1948年10月20日，飞行1期乙班全体学员毕业了，学校颁发了毕业证书。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代飞行员。这时学校的名称已经改为东北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了。
我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能够成长为飞行员，这是党器重培养的结果，也和日本教官严格训练分不开的。我的心里一直记着那些教过我的日本教官。1986年5月30日，由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王海发起，在北京举行了40周年校庆活动。还特别邀请了老航校的日本教官。简井重雄和在老航校工作过的日本友人一行50人参加了这次校庆。由于他们给中国当过教官，回到日本后，很受歧视，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日子过得很艰辛。时隔40年，师生重新见面，百感交加。我和简井重雄拥抱的时候，我们情不自禁地哭泣起来。
简井重雄向我们赠送了他与夫人的合影和全家福，还赠送了那时很少见的小型电子计算机。
师生相见，我们自然回忆起当年老航校那些艰辛的岁月。我们十分感激母校，东北老航校是我国航空事业发展的摇篮。那些日本教官也显得很高兴，因为，他们当年的努力有了好多结果，当年教过的学生，发展都很好，有的还成为中国空军的高级领导。
在老航校毕业后，1950年我调入空军航空运输队（后来的空军13师），我就开始了飞行生涯。今年“八一”是第90个建军节了，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岁。在长达35年的飞行生涯中，我成为天之骄子，我无数次驾驶雄鹰搏击长空，有历经生死的严峻考验，也有叱咤风云的无限喜悦，但初学飞行的往事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附：刘洪德简历
刘洪德，荣成市崖西镇前高家庄村人。1927年生，1943年参加革命，194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文荣威联中读书期间，担任学校建立的敌后武工队副班长、班长。1945年4月，参加八路军，后在山东抗大学习，担任班长和副排长。1946年3月，参加东北老航校学习飞行，1948年10月毕业，，毕业后留校担任训练科参谋。1949年担任空军训练参谋。1950年，调入空军航空运输队（后来的空军13师）历任飞行员、中队长、大队长，副团长、团长，副师长、师长。1981年10月调任武汉军区空军后勤部，任部长兼党委书记、军区空军常委。1987年离职休养。
曾经荣立二等功、三等功，曾荣获“武汉军区空军积极分子”称号，获得空军司令部颁发的飞行荣誉证章和证书。荣获独立自由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勋章．荣获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和70周年纪念章。 （编辑：灵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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