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悉宋养公同志仙逝，我极其悲痛。这半年来，每当想起西南服务团的往事，每当回忆从事政法工作的岁月，我就缅怀宋老对我们的爱抚和教诲。
宋老是我参加革命后的第一老师，是我在革命队伍中最尊敬的长辈之一，他象良师慈父一般抚育我成为一个革命者，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七日我在南京中央大学参加西南服务团，我是云南支队四大队六中队第一班副班长。宋老是我们中队的指导员。由于工作关系，经常和宋老接触，看见他那慈祥和蔼的面容，听到他那真挚热情的教诲，特别他那坚持原则的精神，使我这个在旧社会苦海中泡过多年的知识青年从心底认识共产党真好，共产党最亲。我原来那种怕党不信任，怕领导挑剔，怕工作困难等等疑虑，都一一打消了，我喜欢和他谈心里话。他那平易近人的作风，也使许多同志都愿意和他谈心。在行军途中，他常常工作到深夜，睡眠不足，第二天继续走路，有时看到他和中队长盂家珍同志边走边瞌睡的感人形象，更激发了我的革命热情。我那时是著名的“崔猴子”，瘦得可怜，可是在宋老的鼓舞下，我坚持走完了三千多里征途，完成了党交给的副班长任务。他身体不太好，但他行军中和我们同吃同住同行军，从不特殊化。他那件长长的旧军服，以后多少年了，我还记得清清楚楚，而且这旧军衣常常激励我在工作岗位上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
一九五O年三月宋老任武定专区人民法院院长（曾兼武定专署民政科长），同年五月把我从富民县征粮工作队调到法院当秘书。从此，和他朝夕相处，又一次当他的学生，还成为他的助手。他虽然当院长，可每次开会作报告，他从不让我起稿，总是亲自动手；他报告以、后，又叫我发言，教我写发言稿，写总结报告，让我得到锻炼。每次写工作报告之类的文件，他更是亲笔修改，一丝不苟，坚持实事求是，不许有半点虚假。他教导我们要和地下党同志搞好团结，尊重地下党的同志。对留用的旧推事如管谨谔、王超、叶显錾等，他不是歧视他们，而是坚持团结教育，教我们学习他们的长处（如工作认真严肃），帮助他们克服那种旧六法观点，所以后来他们虽然离开然离开了法院，却常常想念他老人家。当时专区法院管辖看守所，关押的都是象伪师长、伪县长朱淮之类的大犯、要犯、重犯，我还要负责这项工作。在土匪暴乱时期，宋老常常晚上和我们一同守夜查夜，昼夜紧张地工作，正确贯彻党的监狱政策，因此直到五一年三月移交给公安处时，这一年只在出去劳动时逃跑了一个一般嫌疑犯，未出现大的错乱。特别值得纪念的是，当时正处在征粮、减退、清匪、反霸的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复杂阶段，政法工作任务极其艰巨繁重，宋老为了建立和巩固新政权，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经过地委批准，他从西南服务团南下同志和本地部分大学生中，调了一大批青年同志到专区法院，边学习边实践，锻炼斗争意志，学习方针政策，提高能力，经过半年以上的实践，除少数同志留专区法院工作以外，大多数同志都调到各县，成为各县法院的骨干力量。这是党培养干部行之有效的好方法，宋老坚持了这种做法，这就为当时武定专区各级人民司法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作出了重大贡献。
宋老自一九五一年调到安宁任县长以后，我们虽然很少见面，但我常常在惦念他。经过十年动乱，我得到落实政策，恢复公职，从农村出来工作，根据我的要求，当了人民教师后，我给老首长写的第一封信就是给宋老的，尊称他为我的老师、慈父，还附了一张照片。听任毓芬大姐常对我说，多少年来宋老一直格外重视珍藏这封信。以后每年我上昆明开会，都忘不了去看望这位离休后重病在身年事已高的老首长，每次他都亲切接待，关心问候每一位同志，走时他坚持一定要送我一程，我总是婉言请他留步，可他总是不肯，我只好搀扶他，我们象父子一般一步一步走到楼口，握手依依告别。他就是这样爱抚着我们的老首长！特别感人的蹙，许定康同志在元谋受冤屈了二十多年，宋老不仅支持他申诉，而且当老许送申诉书请他审阅时，他还一句句一字字地修改，我听到这事，更是热泪盈眶。宋老啊，您不仅是我们的领路人，而且还是我们的知心人！在他生病期间，我们总希望他早日痊愈，健康长寿、可没想到他老人家竞在今年六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时三十二分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三岁。噩耗传来，我万分悲戚，为我们党失去这样一位可近可亲的老党员老干部，为我们失去了这样一位可敬可亲的好首长、好长辈、好老师而无限哀痛。
安息吧，敬爱的宋养公同志！我们永远忘不了您！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未校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