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徐坦共同工作的片断回忆(王刚)

安东卫w 发表于2021-04-18 22:30:08

【作者简介】王刚(1921—)原名王原生,又名王泽勋,山东省日照县(今日照市)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日照县委第八区委书记,中共青岛支部书记,襄城县城关区区长,武汉市公安局七分局侦保股股长,武汉市公安局户口科科长、交通大队政委、副处长,武汉市检察院副处长、处长、办公室主任,武汉市江岸区法院院长。1984年离休。


徐坦,原名徐孟吉,山东日照人。1919年生,1939年入党,1945年,他作为滨海区委青岛工委委员的身份来青检查工作,途经江苏赣榆县兴庄,被捕牺牲,时年26岁。

我是和徐坦同年同月,可以说是一齐参加革命的。徐坦比我大3岁,他幼年在安东卫上完小学高年级,我还在初年级读书。我们的革命领路人都是我们的老师范景蘧,他的革命思想对我们教育很大,我们革命的火种就是在那时期开始萌芽。

1933年2月底,共产党员范景蘧在安东卫小学被国民党日照县当局逮捕,致使日照县绝大部分党员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直到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派红军将领张经武到济南开展对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的统战工作,他才于同年10月获释出狱。

范景蘧获释后,因未能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便遵照狱中党组织负责人张晔的指示,回到家乡宣传抗日,动员青年参加抗战队伍。1939年1月,范景蘧在安东卫利用师生关系介绍徐坦等10余人入党,月底,徐坦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样,我和徐坦从同乡到同学,从同学到战友,同在一个党支部战斗、生活,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和感情。

早在我俩还未参加革命之前,徐坦高小毕业后,曾经去过日照县城、青岛等地读初、高中。抗战爆发后,徐坦和他的同学们都返回了安东卫。当时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五十七军在日照沿海一带驻防,徐坦等在抗日救国的热情下,参加了国民党五十七军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本来,我要求与徐坦同去,后因我年龄太小未去成。不久,沿海形势日趋紧张,国民党五十七军南下,徐坦等同学也随军南下,学生们在军队里,因是南方,又是夏天,多数患疟疾,徐坦等同学只好又返回了安东卫。各人回到自己家中,这样,我又和徐坦常来常往了。

在与徐坦的交往中,他所给我的革命影响最大,帮助也最大,所以,印象最深。他是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而加入了共产党。可惜在革命初期就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我因家境贫寒,小学三年级便辍学了。徐坦知我心勤好学,就无私地帮助我,用他念过的四五年级的课本辅导我,使我由三年级上升到了四五年级的文化程度。我入党后,徐坦给我小报和革命理论的小册子看,从政治上辅导我,教育我,尤其是用他革命的一言一行影响我,使我很快的成熟,走向革命道路。在他的帮助下,我在安东卫西村发展的党员有车永昌(车秀敏)、胡宪若(胡凯)、李宪相(李梦辅)、李其德,成立了安东卫西村第一个党小组。这个党小组,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除李宪相一人脱党外,其他同志都成熟地走向了革命道路。我同徐坦一起工作,可以说是形影不离,因为他家条件好,吃住都在他家,所以说,回顾我这一生的革命道路,是徐坦一手培养起来的。徐坦的革命思想,早在学生时期就已经形成,其革命精神之强烈,革命意志之坚定,革命行动之坚决,在那种出生入死的危险年代里,徐坦表现得最坚定,最坚强。在安东卫,甚至在安岚区,徐坦在党内外的影响都很大,没有不知道徐坦这个同志的,可以说徐坦在这一地区是党的化身。他变卖自己的房屋土地作为区委及安东卫党的活动经费。他的母亲不了解内情,哭诉徐坦是个败家子。徐坦是牺牲了家庭和个人的利益来干革命工作的。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有一次我在徐坦家,徐坦将其母亲收藏的一小盒土地契约取出,在其家中院内点火烧掉,徐母着急地哭闹,徐坦就劝其母说,时局不同了,我们不能耕种土地,土地再也不应是我们的,应该是种田种地的农民的。还有一次,我与徐坦同去种徐家菜园的佃户家里,徐坦指着门外的大片菜园说,这些菜园以后就是你家的了。佃户听了既惊又喜,不解其意。当时,我党在当地尚未公开,处于秘密状态,一般人对共产党不了解。

1939年夏,我调山东抗大分校学习,回日照后我在八区任区委书记,徐坦由日照调临沭县任县委宣传部长,这段时间我与徐坦第一次分手,各自投入到新的岗位。

1940年夏,我经山东分局五地委组织部长孙汉卿批准,打入敌占城市青岛作地下建党工作,并要每个季度或半年回解放区机关汇报一次工作。

1941年冬珍珠港事件后,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我打入伪警察局内部,以伪警公开身份掩护党的秘密工作,工作也很顺利,但是,回解放区机关汇报工作就不方便了。后来,建立了政治交通,用密写的方法由交通员携带回解放区机关。

有一年伪军大扫荡,在临沭县晏子崖一次战斗中,徐坦负重伤,伤愈后,地委组织部孙汉卿决定徐坦离职,回安东卫老家休养。这时,徐坦通知我青岛的人员回解放区再不去机关,徐坦就以在安东卫家中休养为掩护作青岛的联络工作。从此,我又和徐坦在革命工作中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为了研究交通员的工作,我回到安东卫,又见到了徐坦,他的健康状况尚好。当时,青岛发展了3个党支部,设3名政治交通员,互不发生横的关系,我经与徐坦研究决定,青岛市内支部由沈原生负责,交通员是沈原生的岳父苏某,他是安东卫东街人,交通员回解放区就在苏某家与徐坦接头。四方、沧口工业支部是我扶助苏启通建立的,政治交通员是苏启通的岳父,是江苏赣榆县秦家沙子人。安东卫三、八赶集,以赶集作掩护,交通员到安东卫北街徐坦家与徐坦接头。伪警察局的党员成立了特别党支部,由我负责,政治交通员是日照人张某,他到安东卫西街我家与徐坦接头。

1942年夏,我调回根据地。是年2月,延安整风,同年秋冬之间,山东分局也开始了整风运动,我回山东分局城工部参加了整风。城工部副部长王见欣,其夫人黄在,王建功,丁兆遂和我等数人同为一小组。整风后,城工部人员组成若干城市工作组在根据地开展城市工作,有济南工作组,青岛工作组等。以丁兆遂为组长,李士毅和我组成青岛工作组,开展青岛工作。

1943年10月,山东分局青岛工委和青岛办事处同时成立,青岛工作归青岛工委领导。这时的徐坦,还在安东卫默默地领导着我移交给他的青岛支部工作。

1944年3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所属青岛工委调整领导成员,杨一辰(城工部长)兼任书记,于荣光任副书记,徐坦、丁兆遂等为委员,工委由山东分局与滨海区党委双重领寻。青岛工作组组长丁兆遂回工委,由我接任组长。

1944年12月中旬,日本隆华3号商船由青岛装满白布、白糖起航,驶往日本。爱国船员滑宝发等6人,在船行至后海后起义,打死了随船押运的5名日本人,把船开至抗日根据地柘汪港(现连云港市赣榆县),受到当地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并向他们颁发起义证书和奖金。

青岛工委、青岛办事处全力投入这一工作,船上物资的装卸装运,是组织力量的关键工作,组织了近几个县的人力、畜力和搬运车辆,将货物运往内地,整整3天3夜,才将物资搬运完毕。后来被日军发现,日军派飞机将停在港口的空船给炸毁了。

这项工作我和徐坦都参加了。我把6名起义船员集中在安东卫,负责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生活管理和代表青岛办事处给他们起义证书和奖金。因为工作不发生横的关系,就再没和徐坦联系了。

1945年春,徐坦以中共滨海区委青岛工委委员的身份来青岛检查工作,途经赣榆县兴庄,被捕牺牲。

徐坦牺牲后,徐母悲痛万分,哭着要见到儿子的尸体。当时青岛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工作的于荣光在安东卫作徐母的思想工作。当时,我在工作组驻巨峰区,于荣光就通知我连夜赶到安东卫。见到于荣光,他向我详细介绍了徐坦为去青岛检查工作被捕牺牲的过程。徐坦第一次进青岛时,他已经在一次反扫荡中身负重伤,连中7弹,左臂或右臂已经致残。工委领导不愿他进青岛市去,可他为不使青岛工作受损失,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而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任务。

进青岛的路线是从北路胶县路线去青岛的,徐坦从青岛返回,丁兆遂复又从这条路线进青岛,途中出了问题,未能进去。因此,徐坦第二次又进青岛,避开北路,从南路连云港进青岛。徐坦这次进青岛是由苏启通的岳父,政治交通员带路的,途经赣榆县的土城子(兴庄)伪据点时,被该据点伪军扣押,交通员放回,向工委作了汇报。滨海驻军为营救徐坦,连夜攻打该据点,伪军在撤退据点时,将徐坦活活勒死在据点外的荒郊。于荣光向我提出务必想方设法将徐坦的遗体弄回。

我接受了任务,同刘士连化装成邮差,即日赴赣榆兴庄据点附近,经了解,伪军又返回了据点。我同刘士连俩人隐蔽下来,等夜深人静时,赶赴现场,寻找徐坦的遗体。找到徐坦的遗体,我俩连夜赶回安东卫,途中买了棺材、寿衣入棺,雇人抬至徐坦家,将徐坦安葬在安东卫的东山下。

我完成了任务,才离开了安东卫。

至此,徐坦结束了他短暂而伟大的一生,我党失去一位好干部,我再也不能见到我的好战友徐坦。他的音容笑貌,永远铭记在我的脑海中,我想念您——徐坦同志。

(原件存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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