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三月，李伯瑾同志罹病住院期间，就我县党的创立和早期发展及活动情况向他请教，共提出二十六个问题，李伯瑾同志伏于病榻之上，忍受着病痛的折磨，进行了详细的笔答。
一、费师讲习所学生闹学潮发生在什么时间？党组织是怎样组织发动的，目的是什么？以什么为借口发起的斗争？向反动政府写的控告呈子的内容、斗争的经过、结果及其影响。
讲习所闹学潮，发生在1932年8月底，9月底结束，罢课四个星期。原因是新来的所长刘元善（刘得一），教员孙采臣都是国民党员，我们的党组织认为这两个坏家伙管理讲习所，我党组织会遭受破坏。于是，决定发动学潮赶走他们。
6月间郯城党组织为了组织暴动（后称马头暴动），调刘夫平同志回郯城县，刘在未走之前确定让我退学，要在蒙山附近找一适当地方当教员，因为蒙山地势验要，是我们驻兵的好地方。放暑假后，我便和万寿宫的道士商谈妥，由道士出钱在万寿官办一初小，我当教员。7月间郯城党组织遭到破坏，上级派来领导组织暴动的唐同志（名字不详）被敌人捕去，暴动还未正式发动，即被迫暂时停下来。当时尚明和诸葛昌林等同志认为，形势既已发生变化，我在蒙山当教员就不是急需的事了，而回讲习所对闹学潮更为有利。就决定由昌林出面给我一信，要我赶紧回校发动闹学潮。
我回校后，知道发动闹学潮，完全是党组织的决定。第二天就召开了一次党组会，参加者校外有尚明、陈子未、刘子峨、校内有昌林和我，会议决定：（一）争取校内校外同情者与参加者。闹学潮的办法是：因刘元善、孙采臣、陈得轩三人的学识浅薄，对他们代的课，由我和昌林、商向前（当时不是党员，但不久入党）等，事前把难解的名词、单字、难演算的算术题、查词源、字典，找名手教算术，当他们上班时，讲错了，算不对的，我们几个人就争着讲解或演算。就这样搞了不到一星期，多数学生都说：“所长和教员的学识连学生都赶不上，他们怎样教人。”于时，我们暗中鼓动赶走所长、教员，大多数同学同意，但还有部分怕事不敢动，我们又在外面串连，先只谈教员不称职，我们在这里学不着东西，不少人都对我们表示同情。以后我们便向他们提出赶走所长和教员，他们都同意，话虽都这样说，但用意有所不同，他们当中有些是真心实意关心全县的教育和我们的前途。但有些也是别有用心，如七个区的伪区长这时在费县城开会，我们向他们陈述了所长和教员的恶劣行为灭不称职的事实，他们虽然表示愿意帮助我们抬走所长、教员，但是又说，“以后的所长和教员由他们聘请，叫我们安心上学好了。”再如职业小学校长朱家振，托人（讲习所学生李桂山）请我们的客，要求我们赶走了刘元善，邀请朱担任所长（所长的薪金比校长多一倍）。（二）在发动学潮和学潮起来后，凡是出头露面的事情，避免昌林同志做（少做或不做），让我尽量多做，并推动商天一（商向前）多做，因为我不怕开除学籍，开除了回蒙山前工作。商天一不是党员，开除了他，讲习所党的工作不受多大损失。昌林是需要保存下来的，离开了学校党的工作便受损失。以后我们在闹学潮中，就是根据这次会议的决定做下去的。
正当我们在校内发动学潮，校外串连时，刘元善等人有所觉察（因陈得轩是费城人），他们便大耍手段，收买学生。陈得轩拿出很多小说、杂志、报纸借给学生看，刘元善向我说：“我们三人历史都不熟，这门功课让你代，我从办公费里拿出几个钱来，帮助你衣食费用。”我说：“我可不丢这个人，我丢不起。”刘又说：“代课怎么还丢人？”我说：“要没有这个本事，强去代课就是误人子弟，我不丧这个良心。”说完我就走了。
我们发动闹学潮，快到成熟的时候，刘元善的伯父死了，刘回临沂去，他走时没向学生说，我们趁此机会，积极组织。他走后三天，我们下了早操后，向同学们提出：“这一节课是算术，两个教员都不会讲解，只会列算式，上班是白费功，倒不如开个会，研究一下以后上课怎么办。”同学们都同意，我们便向两个教员提出：“这一班不上课，我们开会。”他俩不同意，我们非开不可，他们到教室里阻止，学生喊着开会，其中有位同学说：“我提议李锡瑜（李伯瑾）当主席，同学们同意吧。”都说同意，我立即走上讲台去，又一位提出：“我提议商天一当记录”，商也即到台上，我把事先准备好的讲话讲完，两个教员争着申述理由。第一次会议主要是和这两个教员斗争，直到我们把他俩驳得理屈词穷，他们才退出会场。这次会议，学生没有时间提出更多的问题讨论，可是已造成了极好条件，我们宣布早饭后继续开会。会议进行一天，主要内容是揭发所长、教员学识浅薄，不关心教育，拿教学作儿戏，并举出很多例子。最后提出：“这样无用的人给我们当教师，我们能学到什么？咱县的教育落后，在山东倒数第一的原因，就是师资缺乏，咱们毕业后都是小学教师，全县父老对我们的期望很大，认为我们毕业后，在教育上是新的生力军，咱们如果学不到知识，怎能办好教育呢！我们要为咱县的教育着想，就必须抬走这三个人，把真正热心、胜任教学的人请进来当教师。我们只有这样做才对，现在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了，同学们干起来吧！”会议最后还决定：“赶不走所长、教员不上课，写告全县父老书，写请愿书，写控告呈子。”并确定由商向前和我写，以后串连、请愿、控告和所长对质以及讲理斗争都是我和商向前领头干，尽量避免昌林出头。
刘元善回来，威胁学生上课，学生不听，又说先上着课等候，他再请教员，学生更是不听。学生写告呈子和全县父老书，大体内容是：“刘元善讲算术，三班未解通一道很平常的四则运算题，最后由学生讲通作上来的。”孙采臣讲历史说：“尧姓唐，舜如虞，周侯姬发，姓周侯，名姬发。”陈得轩讲常识说：“经济是吸收金钱，背景是后台老板，一劳永逸是一锤子买卖。”讲算术一句话不说，列出算式讲课就算完毕。学生让他讲算理，他说：“算术只有算式绝无算理。”学生说：“算理绝对有的，先生不会讲吧？”陈说：“没个理，没个理，我的老师就是这样说的。”
我们向反动政府控告，是全体学生排着队去的，我和商向前在前头。把控告呈子和会议记录传进去，伪县长宋炳章看完后，气呼呼的出来问：“你们来干什么？”我说：“我们来报告讲习所发生的事情。”宋说：“你们提出学校的校规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学生为什么可以不遵守校规?”我说：“学生没有提这个意见。”宋说：“你们的会议记录上写着吗？”我说：“那是先生陈得轩提的。”宋吱唔着：“陈得轩，他是先生吗？”同学们都说是。宋又假装笑容说：“你们有事，到这里报告，很好。你们回去好上看书，我派人把所长请来，你们留下几位代表，所长来咱共同谈谈。”我和商向前等几人留下。刘元善来后，他谈完一段话，我们几个就给他顶回去。刘说：“孙采臣、陈得轩都是后期师范生，得轩还取过第一名，都教学多年。”我说：“孙采臣讲历史说尧姓唐、舜姓虞、周侯姬发姓周侯名姬发。”陈得轩讲经济是吸收金钱，背景就是后台老板，一劳永逸是一锤子买卖，算术只有算式绝无算理，他还说他的老师就是这样教的，你给俺代算术，一道很平常的四则运算题一连三班没有讲通，最后还是学生替你讲明白的，我们跟着你们到底学什么？”伪县长说：“你们先上课，先生如果真不称职，再设法另聘请。”商向前说：“事实已经证明他们不称职。”宋说：“临时先请帮忙的，象贾校长，毛委员和我都可以抽空给你们代几班课，误不了你们上。”并催促我们回校。回到学校，商向前立即提出：“这样解决，这是我们完全失败了，刘元善他胜利了。”当时我虽不承认是完全失败，可是我同意不上班继续闹学潮，我说：“学潮咱还要继续闹，咱有闹的理由，明天一早咱去质问刘元善，什么时候来新教员，在新教员未来以前，咱们绝不上班。”大部分学生同意，可也有六、七人没说话。
第二天去质问刘，刘答复“我不能肯定，只能说假定。”我说：“你这是在耍学生，我们不受耍，不上班。”刘即拿出一个本子来，说“不愿上班的签字，愿意上班的到教室等候。”我们即带着全体学生，返回宿舍，这样坚持了几天，其中也有几个学生要上班，我们经过了解，知道伪教育局县督学赵燕斋反对我们闹学潮，他通过私人关系，把仲村一带的学生拉到手里，指使他们拥护刘元善，老实上班。加之又有几位害怕出事，也愿意上班，我们便决定搬到校外住，有的住店，有的住亲友家，继续闹下去。
刘元善和赵燕斋托了好多人，劝说费县城以西的学生回校上课，城东的学生共有三位，但他们一个也不去找。十天以后挂出了处分学生的牌子，开除商天一、李立志和陈典等三人的学籍，李锡瑜、葛昌林记大过两次。牌子一挂出来，城东的小学教师、小政客、小律师及当时在城内的区、乡长便愤愤不平的说：“城东一共三个学生，开除了两个（商天一，李立志），城西的学生二十多个却一个也未开除，以后费县的教育经费由城西的人全交上吧。”
事后知道，他们原以为城西学生多，开出一个，其他学生会闹的更厉害，城东的学生少则引不起众怒，而万万没有预料到社会的众怒。这样使我们坚定了继续闹学潮的信心。刘、赵他们见事不妙，于是采取了暂时让步，以另作打算。并对学生说：“你们如果同意上课，校方就改变原来的主张，开除的不开除，记过的不记过。并辞退孙采臣、陈得轩，另聘请中学教员大学生陈之任和革乔及柴子敬当教员。我们说：“如果真的这样做，就同意上课。”陈之任、柴子敬等到校任职后，学潮便结束了。
这次斗争在社会上的影响比较大，评价也比较好。一般知识分子评论：讲习所学生闹学潮是为了自己真正求点学识，为了办好全县的小学。同时给成以西全县的高级小学一个启发，使他们认识到教员如果他们一不合格，就可以抬走（不久城里职业学校发生了赶校长、教员的学潮，城东一个初小也发生了学潮）。这次学潮使我们在党的建设方面（发展新党总结了一条经验教训：搞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不仅能够考验每一个党员，而且在斗争的过程中能够发展和锻炼更多新党员，使党组织得到不断发展和巩固。在这次学潮中，商向前同志始终站在了我们的最前列，经我和昌林介绍，我们发展他为党员，他表示：为党的工作万死不辞，他入党后为党的工作真正做到了忠忠实实，从没发生过变化。陈传贤身为共产党员，平常说话很积极，但在关键时刻表现不好，他在闹学潮的初期还可以，后来通过赵燕斋的拉拢引诱，经不起严峻考验。违背了党组织的决议，带头上了课。这是我们在发展党员中的教训。因而说斗争能够考验人，斗争能够锻炼人。
这一次学潮，我们认为没有达到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赶走刘、孙两个国民党员，结果只赶走了孙采臣，而主要的坏蛋刘元善仍在校当所长，这对我们党的活动是很不利的，因此我们也正在为创造第二次学潮而寻找时机，彻底摧毁反动势力，以便使党的活动达到顺利开展之目的。
二、关于小学教员训练班与郑立伟的斗争，当时小学教员的月薪是多少，若以买粮算，可以买多少？郑立伟是怎样进行当场镇压的？反动政府是怎样对请愿队伍实行武装镇压的？斗争是否补薪和增薪？这次斗争在当时有何影响？
1934年7月伪县政府成立初小教员训练班，党组织认为这正是对伪县政府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大好时机。于是便召开会议研究制定措施，参加者有尚明、陈子未、刘子峨、商向前、陈子齐（后叛变）。会议决定要鼓励这些教员，反对伪县政府，主要对象是五科长郑立伟，我们要把了解到的材料供给这些教员，让他们告发。会议内容我现在记得的：（一）教员的薪金扣押了数月未发，五科不是没钱，而是把钱放了高利贷和做了买卖。（二）费县初小教员的薪金比附近任何县都少得多，少到不能维持生活，应当增薪。（三）清算五科的账目，又决定由党员发动并参加领导，指定诸葛昌林、朱琳、郭华三位老练的党员去做。
会后我回家度暑假，具体情况就不了解了。
关于小学教员的月薪多少，能买多少粮食，具体数目我不很清楚，大概情况是，一九三一年我在武安高小任教时，月薪为十元，一位姓陈的教员月薪是六元。据我所知初小教员工资低于高小教员，最高不会超过八元。当时每一个人每月生活费大约为五元左右，顾吃而顾不了穿。
关于郑立伟反动政府是怎样对请愿队伍进行镇压的。
小学教员找到郑立伟进行说理斗争，要求补发薪会，增加工资，清算五科账目。郑立伟怒气冲冲地说教员们不知天高地厚，竞敢反对他，大发雷霆一阵，愤然而去。郑立伟看上去虎势眈眈，但他内心里非常恐惧害怕。
请愿队伍来到伪县政府，反动武装持枪阻拦，我们一面说理，一面前进，伪县长任曰迎派人对请愿人员说：“他愿意接见，让请愿人员派代表。”于是，教员们选出代表，据理力争。
斗争后是否增资补薪我对具体情况不了解，关于训练班的斗争问题，朱琳同志是亲身参加者，又是直接领导者，他最熟悉情况。
这次斗争在当时的影响是很好的。（一）这一百多名初小教师，分布在全县，回到自己的学校，在学校里和社会上广泛地宣传这次斗争的情形，揭露了伪政府的黑暗，使广大人们都能了解到他们的真面目。在以前人们说教育部门是清水衙门，通过这次斗争人们知道了教育部门的头子贪污营私舞弊的情况，便舆论说：“清水衙门的头子都贪污，伪政府还能有一个好人吗？”。（二）在费县来说，老百姓当着伪政府官吏们的面揭露他们的罪行，可能是破天荒的一次。在过去虽然也出了不少山大王，反抗过旧政府，但是他们都是在自己的地盘上背地里搞的，没有一个敢到费县城当面闹的。而这些穷教员们却敢于在费县城跟那些贪官污吏们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实为费县历史上所稀有的事。它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是能战胜一切恶邪的，革命洪流势不可挡。（三）在社会上影响是比较大的，使社会上的一部分人敢于起来告发伪政府。在小学教员请愿不久以孙秉恕、杨朴等八个人联名写了控告郑立伟的呈子，后来郑立伟被迫撤职。
三、三二年至三七年发展、培养入党对象的准，发展党员的方式；从哪方面进行保密教育和气节教育；党员开会怎样通知，采用什么暗号或代号，如何选择开会地点等。
1、关于发展、培养入党对象的标准问题。
三二年春我们在学校里入党后，发展对象就是学生。当时正是日本鬼子进占上海，国民党屈辱求和，丧权辱国的时候。我们发展培养对象的标准是：①要看这个人对国民党是反对、拥护或既不反对也不拥护。②刘夫平同志所讲的课程，都内含着无产阶级的教育问题，他们对此是信仰、反对或既不信仰也不反对。③了解这个人的出身如何，如果这个人对国民党抱有不满情绪，对刘夫平同志讲的道理很相信，出身比较穷，就确定为发展对象。
在农村则就不同了，原因是我们的党员多数都住在交通闭塞的地方，这些地方的农民，受苦较深，他们既仇视当官的又最害怕当官的，认为是官就能便杀人。他们对于我党的政策，轻易听不到谈论，还有很多人连什么是国民党都不知道。我们入党后不久，正逢郯城党组织积极准备暴动，对此我们抱有速胜论的思想，在发展党员上尽量多发展，条件是只要他穷，再知道国民党坏，共产党好，就介绍生入党。于是就在本姓本族、亲戚朋友、庄邻庄乡中找一些人谈话，以致发展为党员。三二年我在贾庄介绍了五个，王儒珍、王绍安、王税、王绍英、李锡璐。又由王儒珍介绍了李丰泉（是个富农，伪乡长，介绍他时我在费县不知道）；还有王绍安介绍了谭布岭一个姓王的，当过多年土匪（是经过我同意介绍的，当时认为这个人泼皮大胆，对蒙山里比较熟，暴动起来后会有用处）；诸葛昌林在西西皋介绍了五个党员，我知道有朱琳，另外四位其中有两个是木匠，但不知姓名；高锡贵、张传义、孙玉才（后叛变）也有介绍的党员，总共约有二十位左右。
另外，唐军、鲍天仇等在仲村一带介绍的党员数目多少我不知道，因为当时他们归临沂乡师党支部领导，我和诸葛昌林虽与唐、鲍发生过关系，但各自领导的支部或小组彼此不问及党员的姓名或人数的多少。
三三年七月，郯城、苍山暴动失败后，刘夫平和马同志（不知名子，当时他说姓赵）来我县住在贾庄，他们到每个党员的村庄都召开过会议。回来向我们说：“你们介绍的党员，他们的认识多数都比一般农民高，他们要在南方苏区，多数都够党员的条件，根据我地现在的形势，我们的力量，要尽量保存避免暴露而遭受损失。你们介绍的这些党员他们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在政治上不是绝对有保证的，能力不大的人在苏区工作，也起不了大作用，今后介绍党员象这类平俗的人，就不可再介绍，但对这类党员要巩固住，不要多派他们工作，小组会不必一定按时召开，党费也不必一定月月交，隔些时提一提，有就交点，没有就算完，巩固他的办法是和他们多谈话，用的材料是既提高他的认识，又能使他乐意听。再介绍党员时，要介绍一个算一个，政治上要绝对有保证，并真有能力，担任重要工作，这个村里如没有这样的人就不在这个村里发展。”自刘、马二同志指示后（三二年秋），我们所发展的对象由农民转到知识分子上，一直到三七年我们新发展的党员，多数是学生和小学教员，仅有个别是农民，这一时期是重质不重量。
2、发展党员的方式。
发展党员的方式是灵活多样的，要看什么样的对象，在什么环境中，对他们了解的程度等。这很难一样一样的提出，但只有一项是肯定的，就是还未到成熟的时候，我们绝不暴露身份。
3、从哪些方面进行保密教育。
在保密教育上，不发生横的关系，如果彼此都知道是共产党员，但彼此之间也不知姓名，不发生工作关系，更不许问姓名和住址，如果个人有保存党内文件，要严加保管，不准丢失和交给外人看，如果个人有事，须到其他党组织办理，不需说出自己的姓名，也不需要询问他人姓名。总之，不该说的一律不说，不该问的一律不问，对外绝不允许暴露自己的身份。
进行气节教育，在任何情况下，不许有背叛党的行为。如果个人被捕了，不管敌人怎样严刑拷打，都不能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如果敌人已有证据，自己可慷慨承认，但绝不连累其他同志，并抱着慷慨就义的决心，并在就义前大骂敌人，呼喊共产党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大救星。具体情况要具体对待，如敌人追问你参加共产党是谁介绍的，你如不提出一个人来，敌人会怀疑这个地区有党的组织，他们会从各个方面设法破坏。这时就要准备一个已经公开的共产党员，就说是他介绍的，这对整个党组织不会有更大损失。（那个时候，我作的准备是如果被捕，敌人死死追问谁是我的介绍人时，我就说是沂水县垛庄刘先生，因刘先生已被韩复榘捕去枪杀了。）
4、党员开会怎样通知，采用什么暗号或代号如何选择开会地点等。
在讲习所、农村、或某个单位，彼此都认识，随时通知既可，一般会议地点可随便选择，但极秘密的重大会议则不同了，上级党和我们联系的暗号是“华南”。我们（尚明、陈子未、昌林、李伯瑾）只要接到署名“华南”的来信，就一定按时赶到，并选择极为妥当的开会地点和老练的党员下通知。
四、当时党员怎样以公开职业为掩护，进行工作的，你以小学教员的身份又是如何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的。
讲习所的学生毕业后，由伪县政府五科分配，昌林同志在平邑附近教书，张传义同志在杨谢，高锡贵同志在卞桥开药房，党组织决定让我离开费县城，到蒙山前找个地方当教员，我是讲习所肄业生（中途退学），在当时，当教员还不够条件，可是有些人说我教学的技能比其他教员高，既使伪政府不分配，我也可以随意选择适当的地区干。当时我在南孝义和贾庄干了一年多，我们开会的地点也多数在这两个村庄，因为在这里开会地址适中又方便，不易被外界怀疑。那时我们负责的地区，平邑一带由昌林负责；元郭以东由我负责。
自32年建党以来，党组织没有遭到过破坏，也没出现过叛党和声明退党的党员，可是起不到作用的党员将占三分之一，我们针对这种情况，确定对工作热情起作用的党员，多进行阶级教育，上级党发来的文件和指示，就亲自读给他们讲给他们听，上级发来的党员登记表，按规定诸条给他们讲然后再填写，并教育他们要保密，不要告诉外人，也不要告知其他党员，对不起作用的党员，采用讲故事或结合本地情况的办法进行教育，对上级党的指示精神即使传达给他们，但不以上级组织的名义。他们的党员登记表，一般不让其自己填写，多数是别人代填。
35年苍山暴动失败，负责人之一宋怡安同志被伪政府所通缉，他带着家属来到我县宋河躲避，他常到贾庄（我已与他取得联系）并与贾庄的党员谈过几次话，也讲到过暴动失败的情况，但是对于那些不起作用的党员，我们根本就没告诉过宋同志的身份，因为这是党组织的秘密。
我们在任小学教员期间，党员之间取得联系方面还算比较方便，但在发展党员方面，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初小的学生年龄比较小，不是发展对象，但在这些交通闭塞的村庄里与外界各阶层人物接触少，加上张传义同志在杨谢发展了一个姓郭的党员（农民），此人因家务纠纷患病而死，张同志感到奥丧。我们为了多发展一些党员，张传义同志从杨谢到武安任教，我也从贾庄到武安任教，到武安不久，我们介绍了宋河的刘玉山、刘玉伦加入了共产党。
五、串联灾区农民进行抗税，曾在哪些村庄开展过工作，如何做的，农民有什么反映。
平邑境从民国初年就闹土匪，到一九二五年刘黑七扩张势力，蒙山前便成了土匪世界。一九二八年资邱、十八村以西，武安以东，夏家村以北，无一村庄不被刘黑七洗劫，除被烧光的村庄，其他都已住满了土匪。这一带的贫苦农民，不得不逃荒外地，以要饭为生，最后落得是卖儿卖女，妻离子散，自然无法向伪县政府交纳钱粮了。到一九三二年形势稍有好转，伪县政府便下令，让灾区人民把二五年至三二年的钱粮一同交齐。在那个年景里，贫苦农民连自己的肚子都填不饱，哪还有什么钱粮交纳官府呢？当时郯城党组织正在发动暴动，咱县党组织接受的任务是要积极作好准备，响应工作，有力配合。尚明、陈子未两同志总负责，派我到蒙山前布署发动不交纳钱粮的工作，并负责安排好熟悉蒙山地理地形的人员。
关于抗交钱粮的问题，情况很简单，没有建立正式的组织，只是利用赶集、上店、走亲戚、看朋友的机会，谈完就走，全部串通，不交纳钱粮不只是贫下中农所拥护，就是地主、富农他们也都非常赞同。另外，八年的钱粮一起交纳，谁能交的起呢？我负责串连的村庄有贾庄、南孝义、北孝义、柘沟、陈家庄、郭家庄、石河、安静、固城和贯庄，因为我是小学教员不能召集会议，我只能假装串门、攀谈，然后把话题引到抗粮问题上，每到一外都是表示赞成拥护，收到的效果都比较好。
事后的反映，也听到几点，有些农民说我是“讲真理的人”；有几个上层人物说我“是个硬汉，天不怕，地不怕”。
六、“七七”事变前，学习宣传土地法的情况，当时上级党都是发过什么学习文件，费县党组织搞什么样的传单或标语；“水流”、“红色鲁南”从何地发的，是什么内容，对党的教育作用。
1、“七七”事变前，学习宣传土地法的情况。
上级党发给土地法时，是极为慎重小心的，指示要到极严密适当的地方看，看完后并立即交回。我看完后，是在小组会上交给刘夫平同志的，他叫我谈内容，我说“我今天才知道，共产不是分地，是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刘说：“这就是基本内容”。以下我又谈了几点，他说：“你在哪里看的，看了几遍”。我说：“我在魁星楼上看的，看了一遍。”他说：“你记得还不错，看的地方也很合适。”土地法文件，只在党内传达，对外是保密的。
2、当时上级党都是发过什么学习文件。
当时上级党发给的文件，据我所见到的并不很多，除土地法外，有国际歌，有几份教育党员的材料，主要是保密和气节教育以及共产党员要具备为无产阶级革命献身的精神。
3、费县党组织搞过什么样的传单和标语。
以尚明、陈子未两同志为主，曾写过几次小册子，是传给党员看的，主要内容是说伪县政府和资本家的罪恶。标语是有计划的写，但也有个人随便写的。计划性的是在第二次赶刘元善时，那时的标语主要由我写，记得第一回是这样写的：“所长作事太荒唐，听信谗言逼走王，若问坏蛋是哪个，龟孙羔子杜伯祥（教员、国民党员）。第二回是“叫同学听其祥，咱做的事太荒唐。前门打走了狗（孙采臣），后门迎来了狼（杜伯祥）。鬼鬼崇崇刘元善，畜畜类类杜伯祥。人面兽心的柴子敬，没有人格的王大狼。这一些东西不打倒，谈什么教育，讲什么学堂。”以后学校里出现了很多标语，但没引起学潮。
4、“水流”、“红色鲁南”从何地发的，是什么内容，对党员的教育作用。
“红色鲁南”是油印的，样子和当时流行的小报一样，我不知道是从何处发来的，都是陈子未同志交给的，可能是郯城党组织派专人送来的，是秘密文件。
“水流”是陈星同志（安徽正阳关以北农民暴动的负责人，他的爱人在费县城当教员，也是共产党员。）在天津寄来的，在什么地方出版，我们也不知道，这一类的文件都是保密的，对内是口头传达，不发给下级党员。
两报的内容和党内其他文件不一样，主要内容列举实例，实事求是，如红军的胜利消息和各地农民暴动风起云涌的发展，党员看了很兴奋，都喜欢看。
七、对三二年、三六年的党员恢复关系，审查的标准是什么？要经什么手续，有没有没恢复关系的，原因是什么？
一九三八年春，费县党组织和省委取 得了联系，省委指示成立费县工委，张若林任书记，王敬铭任宣传委员，王力生任军事委员，我任组织委员。省委景晓村同志指示：“三二年的党员由李伯瑾负责，审查恢复关系；三六年的党员由王力生负责审查恢复关系。”工委研究时确定：（一）和上级失掉联系后继续为党工作，要一定恢复。（二）起作用不大，但对党没表示过不满，对这样的党员要看他现在愿不愿意干，可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对有叛党行为者，不恢复，并在党内宣布开除党籍。”工委会议上还提出：“书记张若林在外地入党，不了解本县的情况，三二年的党员只有我了解；三六年的党员王力生同志了解的多一些，认为可不可以恢复，我们两人就可以决定。认为需要研究的，再提到工委研究。”提这个意见的理由，还因为我们当时是地下党，没有合法名义，到外地串过、吃顿、生宿、淡污方式方法处处有用难，要每一个都经工委批准后再确定，要浪费很大时间，当时正处在革命高潮时期，要迅速动起来，而我和王力生同志就这样做的。
没有恢复关系的，我知道的（一）陈传贤，讲习所的学生，三二年春入党，在闹学潮赶刘元善时，他受伪县督学赵燕斋的指使，带头上课，当时党组织既不再叫他参加党的会议，也不再对他谈党的事情，但没宣布开除党籍。
（二）陈子齐，他是三二年春由刘夫平同志介绍入党的，三七年他当了伪区长，脱化变质，不和党组织联系，与伪县府人员极亲密。
（三）张传一，讲习所学生，三二年春入党，三六年时他私到东北在刘黑七部夏兴德旅当了兵，三八年回家，又不和党取得联系，没给他恢复关系。（陈子齐、张传一的问题都在工委研究过）
（四）大井村一个姓邢的，是林浩同志当教员时介绍入党的，因大井村很复杂，村内刘作霖、林建民、邢志远有“托匪”嫌疑，工委会上研究派王力生同志到大井找邢某了解一下，如果他和刘作霖等没有联系就可以给他恢复关系，如有联系就不恢复。王力生同志到大井后了解到，邢某已和刘作霖等到地主反动武装邵士英处当了参谋，组织上决定不给他恢复关系。
（五）平邑一个姓倪的，三二年昌林同志介绍入党的，这个人以后的行为很不好，没有给他恢复关系。
（六）坦埠岭一个姓王的，是王绍安介绍的，因为这个人当过多年土匪，又不起作用，没给他恢复。
仲村一带的党员，因为和我们是两个系统，当时没去了解，以后与唐军、鲍天仇取得联系后（我给他们恢复的关系），又委托他俩审查的。至于城东的党员和三六年的党员，还有哪些没恢复党籍的，我就不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