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父亲离开我己经三十三年了，但是，他那慈祥的音容，永驻我心。我办公室里一直挂着父亲的遗像，每当我觉得有疑难，心烦意乱的时候，总是在父亲的遗像前，默默地看着父亲，想着父亲的教诲，总能让我心静神宁，有了正确的方向。
父亲出生贫苦的家庭，小时候曾随奶奶讨过饭，他的文化水平不高，但是，对子女要求很严。父亲南下后，生了我们五个孩子，我们全部都凭自己本事上了大学，并且在各自的工作领域取得了成绩。是行署大院多子女的领导干部中，全部子女都上大学唯一的家庭。
父亲出生农民，虽然当上了领导干部，对农民的感情不变。我小时候，每年暑假，父亲都会带我到乡下住上一段时间。每次到乡下，父亲总是给我几项规定：不损害庄稼，不拿别人的东西，不要接收礼物，不浪费粮食，对人礼貌，这类小孩常常易犯的错误。
父亲爱憎分明。对敌斗争勇敢，剿匪平乱冲锋在前。但是，对于受骗上当的群众，采取关心、保护、教育的方式。六十年代初期，连城县常常会有宗族械斗事件。一次父亲带我体验乡村农民生活，刚好遇上了族姓间的械斗，农民认为公社处理不公，纠集一大群人，拿着鸟铳、土枪、刀具和锄头，要进攻公社的院子。公社要求县里派县中队去维持秩序。父亲得到消息提前带着我赶到现场，当父亲与公社领导一起开会，商量解决办法时，一些躁动的群众开始撞击公社大门，县中队的领导请示父亲是否开枪镇压。父亲板着面孔说：“解放军是这样对农民的吗？”父亲决定打开大门亲自面对群众，当时公社干部脸都吓白了，连着说：“郑书记千万别出去！”一些战士也拉着父亲不让开门。其中一个干部对我说：“小鲁子，赶紧劝你爸爸不要出去。”父亲发了脾气，甩开了保护他的战士，打开大门，对着闹事的人厉声喝道：“你们想干什么！”父亲的威严镇住了他们。躁动停下来了。父亲又和颜悦色说：“我们正在开会解决你们的问题，你们派代表参加会议吧。”一场流血事件就这样被父亲的胆略和智慧平熄了。父亲临危不惧的勇气和爱心，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永世不忘的记忆。从哪开始，每当有什么事，我觉的害怕，都会有父亲严肃的眼神看着我，都会有一个声音：“你还是郑树兰的种吗？我马上就有了无穷的勇气，处世不惊。”
文化大革命前期，父亲调到了闽西森工局。刚开始，院子里的人对我都十分客气，母亲刚开始时还在公社蹲点搞四清，并没有随父亲一起调动，他们还照顾着我。随着文革的深入，父亲变成了走资派，常被批斗。我不解地问：“那些叔叔阿姨怎么了？原来非常听您的话，对我也很好，现在怎么就要打倒您了呢？对我也是冷言冷浯处处刁难的。”父亲笑着对我说：“你还小，照顾好自己吧。”
文革中期父亲调到了福建省军管会，负责三清工作。我随母亲下放到了乡下。父亲偶尔会来看我们，当地农民非常少见到过小轿车。开始时为了节省时间，父亲的座车会停在我家旁边。当地农民会问我：你爸爸当什么大官？我开始时也会自大地说：我爸爸在省军管会工作。父亲知道后严厉批评了我。从此以后，他再不将座车开到我们的住处。
由于父亲与省军管会的主要领导人对于以粮为纲的理解不同，被下放到了永定县。母亲也结束了下放生活，随着父亲一起到了永定。在永定父母工作很忙，少有时间照顾我们。可是总是关心我们的学习。我在永定一中念书时，不仅体育非常好，多次打破了多项校、县纪录。学习成绩也很好。当时高中仅读二年，高一时我参加数学竞赛，得了第一名，我的成绩是76分，第二名成绩是74分。到了高二，我又参加了数学竞赛，又得了第一名，成绩是78分，第二名成绩是46分。数学组的老师以为我舞弊，决定重新出一份类似的考卷让我重新做一次。数学组长带着试卷到了我家，让我重考。到了午饭时间，父亲回家，看到老师正在看我的答卷，以为我犯了什么错误，厉声斥责我。吴老师慌忙解释说：“不是郑鲁同学有什么错误，我们为您有一个这么优秀的儿子感到高兴，我们为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学生感到骄傲，从他答题的思路来看，他正常发挥的成绩应该更高。”父亲这才放下脸来对我说：“想不到你不是光会打架，还会念书，有点出息。千万不要骄傲。”
1974年，我高中即将毕业，父亲做为分管知青的县委领导，问我有什么打算。当时的政策是可以留下一个子女不要上山下乡的，我的两个姐姐都下过乡，两个妹妹都在校。我说：“我是男孩，从小跟着您熟悉农村，我还是校团委委员，班级团支部书记，我想带头报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父亲支持了我的想法。学校7月份毕业，为了能赶在＂双抢＂前到农村，我在学期结束前就到乡下了。临走前，父亲一再谆谆教导我：“虚心学习，接受再教育。不要摆领导干部子弟的架子。”在乡下我很快就掌握了主要农活。南方的水田犁田虽难，但是，每个小队都有几个人会，耙田更难，每个小队仅有一两个人能掌握。常常生产任务由于耙田工作滞后而影响，我很快学会耙田，是知青农场唯一一个能够耙田的知青。刚下乡的时候，太阳常将皮肤晒伤，当地农民告诉我，只要晒脱一层皮，以后就不会再脱了。可我连脱了几层皮，我将一些大块的脱皮留下。农忙结束了，农场领导表扬了我，让我回城看看父亲。当我把保留下来的脱皮，以及还在脱的皮肤给父亲看的时候，父亲沉默了一会儿，心情不好，但是还是鼓励我说：“好样的，没有给我郑家丢脸！”
1975年，我被评选为先进知青，参加了全省先进知青表彰大会。回来后被任命为团支书和付场长。当时全国各地正在进行评法批儒运动。省里组织了知青理论小组，学习理论知识，我参加了学习，后来运动又转为，批林、批孔、批周公。我有自己的想法。当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发表时，我有不同的看法，给当时的红旗杂志写了一篇批判文章。公社领导十分紧张，上报到了县委。县委派了工作组将我隔离审查，父亲亲自过问此事，让我先交代清楚，我告诉了父亲我的想法后，父亲叹一口气说：“我想你也不会反党，有些东西我都不清楚，你真逞能。”看到我懊丧的样子，父亲又说：“你思想有问题，但是，文章写得还不错。引经据典也可以。不要灰心丧气，努力改造自己吧！”
批判姚文元文章之事发生后，我被取消了入党资格。1976年初，我们农场所管理的抚市水库，是当地最大的水库。由于大雨洪水，大壩出了问题，公社调动了大量民兵进行抢险救灾。水位不断上升的结果，造成了大壩裂缝不断扩大，公社领导准备下令撤退，这时我主动提出让我拿沙包从水库内侧借助水的压力将裂口堵上，再抢修。这是个极其危险的事，公社党委书记不敢同意。我补了一句：“如果我牺牲了，追认我为党员。”我找了根绳索，绑住了腰，让其他民兵拉着，顺利将裂口堵住了。1976年4月初我㚵于入了党。父亲知道后非常高兴，对我说：“你㚵于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忠于人民，忠于党的。”1976年7月中央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中组部副部长，到了我们知青场视查工作，专门找我谈话。他说，你是革命的后代，应该接父辈的班。你父亲生在战争年代，提拔干部主要靠战功。如今和平年代，你父母总是要退休，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总是不断需要干部，解放台湾后也需要大批的干部，如何选拔干部，吐故纳新，是我们的新课题。你根红苗正表现突出，应该努力学习不断改造世界观，做个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天有不测风云，不久后我蒙受了不白之冤，失去了1976年上大学，以及1977年和1978年参加高考的机会。1979年我的问题都解决了，高考前忽然通知我可以参加高考，由于没有复习成绩不理想，被山东医学院录取。我没去念。1980年高考成绩出来后，我的成绩也大大超出了首批重点大学录取分数线。没想到被福师大录取了。我不服气，和招生办论理。还被威胁说：今年你再不去，永远取消你高考资格。父亲安慰我说：“当老师也不错，旧社会是要称你先生的。”
大学四年，我每年都是校三好学生，各科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是校学生会领导，生物系学生支部负责人、生物系篮球队长，排球队长，是校武术协会理事。1984年毕业前，系总支书记与一个女学生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我直接告诉李书记，小女孩不懂事有求于你，你这把年纪的好意思做出这种事情。我还不知道因此他暗地开始整理我的黑材料了。后来我参加考研，尽管他指使一些教授做了手脚，我的成绩还是非在职考生最高的。这时候系里声称查到我1979年考取山东医学院不去，违反高考规定，想要开除我学籍，我到校部评理，他们不理不睬，我大闹校党委。受到了留党查看一年的处分。我不服想要自杀。父亲找我和缓地讲述了，钟馗袍破见身洁，心正思无邪的故事。
袍破见身洁，心正思无邪。从此以后成了我的座右铭。父亲的教诲随着我乘风破浪勇往向前。㚵于有了成就。1990年出国留学，1992年成了新西兰首屈一指的西红柿专家，1993年有了自己的农场。1996年有了自己的企业和品牌。1996年还获得了新西兰首届职业华人成就奖。2006年，报道我的文章被收录进了《中华泰山儿子》大型传记画册。我㚵于可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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