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德孚传略之三(抗日战争时期)舍生忘死,奔赴抗日最前线

苹果树 发表于2021-06-30 20:53:55

文/葛敏

抗战爆发,参加抗日

  1937年阴历7月12日,因地主刘章然(字常德,沂南县小安庄人)、安曰丰等告密,葛德孚被国民党沂水县政府逮捕。葛德孚机智应对,拒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敌人又找不到确凿证据。同年阴历11月,葛德孚被于松泉同志联络保人保了出来。

  ——1937年阴历7月12日,因我在参加农协会后领导当地农民陈升元、李德仁(已死三年)等打土豪劣绅,被土豪刘常德、安日丰以黑呈子控告到沂水县旧政府。我县当时旧政府专员张里元的便衣敲诈民财,说我经常与共产党有来往等问题。于是我被传到旧沂水县政府审问是否有此问题,我当时说没有此事。后即被扣押,后再没有审问过一次。这时正值“七七事变”不久,日寇飞机时来轰炸沂水城,城内人民惊慌不安,旧政府官员均白天出城躲避飞机,晚间回城处理案件,重者杀之,轻者释放,我被扣押到同年阴历11月,由沂水县人于松泉同志托人把我保出回家。(---葛德孚档案)

  ——1937年2月,我经济南反省院又折回沂水监狱时,曾有人(杜××,名字已记不清了,与葛德孚驻村不远)对我说葛德孚才出狱不久,并且不久后杜××出狱时我也托他捎信给葛德孚,信是否捎到不知道,而葛德孚始终未见我,我对葛德孚当时尚不满意。——邵德孚

  ——1937年冬,他又参加了王德林组织的光复军,名义上是抗日,在王德林部下的特务团特务大队当大队长,被国民党部队孙绍峰打跑后,归张朋在莒县以东组织的光复军(也属于王德林将军领导),编在二营当副营长。后被张里元缴械,归国民党六九军,供事两年多。(在沂水城东一带,他指挥打插头官庄时被鬼子包围,被枪子打到膀子上,休养好后又干的)我在编入二营时就不干了,以后至现在没见他的面,对他的情况就不了解了。刘建成,1956年12月4日。刘建成同志是我矿工人,说话仅供组织参考。——地方国营营口县白土矿支部。

  一九三八年春节前五天,日本鬼子进入了沂水城。国民党的乡农学校一哄而散。乡农学校的领导人都是外路人,各奔东西。国民党沂水县长孙桐峰委任朱遂初(龙旺圈人)为十区代理乡农学校校长,委任朱亦皆(朱家里庄人)为五区乡农学校代理校长。朱遂初、朱亦皆以五、十区的名义和朱寿年商讨成立队伍,条件是他们管饭、筹枪。朱寿年就与杨荫田以及国民党光复军二路总指挥王德林的秘书刘焕然,于一九三八年正月十六日,在朱家里庄村东南的崖子崮成立了二三十人的抗日队伍,有二三十支枪。十几天后,因双方意见不一,扩大成立队伍事宜就此中止,人员解散,枪支保存在杨荫田的家里。

  一九三八年二月,朱寿年又与杨荫田、刘焕然在小史家窝成立了光复军卫队营,营长黄胜烈(斜午人)是旧军队的排长。开始只有一个连,连长刘吉臣(邱村人),旧军队的班长。拢共有二三十个人,二三十支枪。不久,陆续有几小股队伍加入到卫队营里。北于村于芹在本村成立了二三十人枪的一支小队伍,组成卫队营第二连,于任连长。泉桥庄徐瑶也组织三四十人加入,组成第三连,徐任连长。这时,卫队营发展到了近二百人,一百余支枪。三月中旬,移往埠前庄。葛沟有个朱兆友,借鬼子和庞炳勋打仗之机,拣到三四十支枪,一门小掷弹筒,成立了三四十人的小队伍,也到埠前庄来了。葛德孚出狱后组织了30余人,人员大部分都是沂河东苏村乡的青年知识分子(教员或学生),也加入进来了,任副队长。从此光复军便成为初具规模的小队伍了,这支队伍归王德林领导。

  四月初,光复军进行活动,由埠前庄开往刘家城子驻防,三天后移驻蒙阴高庄,在高庄驻了三天又开往旧寨。在旧寨驻了十天左右,队伍又来到坦埠驻防。这支部队成分非常复杂,以抗日救亡为名活动,到处捐款起枪抓汉奸,作风比较恶劣,例如朱兆友就在此时抢劫村民后带领两人带枪逃走了,后被三营抓住一人,在沂南县郑家营正法,但整个卫队营都已人心惶惶。葛德孚当时任副队长,和队长黄胜烈带领队伍投奔到抗日游击队张鹏那里,后归张里元(山东定陶人,国民党陆军中将。1922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系。曾任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司令部军法官。1936年山东省第三行政区保安司令。1940年任山东省第一游击纵队司令。1944年任鲁南军区司令官兼36师少将师长。抗战胜利后,曾被任参谋总部中将高参)领导,葛德孚任二营副营长。《历史情况的回忆》

  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山东省委和八路军4支队先后3次派干部到张部工作。当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曾命令张里元袭击驻沂水王庄的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领导机关,由于他与共产党、八路军保持着较好关系,未从。

  1938年2月至5月,经临沂、滕州、台儿庄战役之后,不少散兵和武器散到民间,到处起游击。这时葛德孚的仁兄弟邱维周(从日本留洋回来后,在南京开牧场,任牧场经理,1937年12月南京失陷牧场全部覆灭,回到老家)也在苗家庄拉起了队伍,成立了抗日游击队。部队成立了,但军费就成了问题,虽然当时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也在沂水东里店成立了,但是省政府也是两手空空,没法筹到经费,邱维周就跑到七县专员张里元那儿接了头,拿到了一部分经费(张里元从临沂失陷后跑到沂南青驼、垛庄一带也招了一万余人),部队归张里元指挥。但因为大部分人不同意归张里元管理,起了纠纷,被张里元部打垮,邱维周躲在自家对门秫秸跺里躲过搜捕,最后装成庄户老头被放出来。后只身流亡到省政府诉了一通冤,被允许回来再次招兵。这次招兵,一些地痞流氓看到没油水可捞都不干了,招到的大部分都是学生和农民,这支部队活动在郑家营、彭家庄、杜家庄一带。——苗长水《解放的日子》

  带领队伍走向光明

  1939年夏,日军对沂蒙抗日根据地实行“扫荡”,国民党县、区、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大都弃职逃走。国民党中的顽固分子执行蒋介石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山东的顽固派气焰嚣张。张里元此时也不再同共产党合作抗日,而大肆宣传“剿共第一,抗日第二”,不断袭击八路军和地方抗日民主政权,制造摩擦和流血事件。于是葛德孚带领他的队伍脱离了张部,带着六七十人、40来支枪活动在杜家庄到彭家庄十多里的地方。葛德孚和邱维周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是仁兄弟,当邱维周建立起队伍后,葛德孚就带领他的部队加入到邱维周的队伍了。这时杜家庄以北是鬼子的汉奸队,彭家庄河西是张里元,杜家庄河西铜井是鬼子的据点,这支部队可以说到了绝境。

  北边最大的一股游击队是国民党的秦启荣部,1939年秋末一天,来了两个客人,说是秦启荣派来接头的,当时给了300元钱。这时顶替宋秉济当特务连长的武善举主张往北去投靠秦启荣,因为武是北边的人。心中早有主张的葛德孚对邱维周说:“往北去得经过铜井一个鬼子据点,我们过不去。不如往西去投八路军。只经过铜井一个鬼子据点,是山区,可以绕过去。此路我熟。”葛是那块儿人。于是每人发了五元钱,只说是出发,没说到哪里去,大家估计可能往北去。当出发走时,说是过沂河往西去,两个秦启荣的接头人一看不对,就溜了。到河西就进入了山区,在杜家庄出发时,天就快黑了,苗家庄的邱谦这时来参加了,原来管后勤的杜副官一听这支队伍上八路军那边去也溜了,邱维周于是把邱谦约去接了杜这一摊。他们在山里走了一夜,第二天到了一个树荫里的村庄,两山夹一条河沟子。山很高,河很窄,天都晌午了,还看不到太阳。在树荫里买不到什么菜,邱谦去买了一只活羊宰了,炖的萝卜,吃的小米饭,还有高粱煎饼。少油无盐,但也是他们吃的最丰盛的一顿午餐。这样在山里走了三天,到了匣石庄,即八路军鲁南动委会驻地。

  “动委会”即鲁南民众抗日中动员委员会,是共产党领导的山东省政府前身“战功会”成立前,最大的民众抗日团体。匣石庄在今沂南县青驼镇附近,离苗家庄30里路,他们这支队伍走了三天才到达,是为了绕过国民党、躲避鬼子据点才转远去到那里的。在葛德孚的建议下,这30多里地的小长征,决定了这支队伍后来的走向和命运。

  到达匣石庄第二天,第一个给他们讲话的是动委会主任李澄之(原来是北大教授,无党派民主人士),首先介绍了他个人和动委会的情况。第二个给他们讲话的是司令员梁竹航,他原来是国民党莱芜县长。动委会的武装是抗敌自卫军,在八路军山东纵队领导下,主张国共合作。当时八路军山东纵队就在沂南县孙祖庄,那是个山区小镇,离匣石不远,在西南面。

  在匣石庄,部队改为大队,由邱维周任大队长。后来队伍得到补充,编为三个小分队,葛德孚任连长。队伍被收编后不久,邱维周因留学日本时学过纺织,被派往沂南县界湖镇做企业工作。葛德孚作战勇敢,胆大心细,这年冬天,党组织派他以商人身份进驻沂水城,打入深入敌人内部打探情报。在搜集情报过程中,葛德孚不顾个人安危,一次次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有一次,日本人邀请葛德孚去澡堂子洗澡,那里人杂汉奸多随时会有暴露的危险,他把枪压上火放在衣服底下,随时准备战斗,幸运的是靠着他的机智和勇敢,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视线,真实身份未被发现。还有一次,葛德孚获悉一队日军准备出城抢劫,来不及告知上级领导,他随机应变和警卫员李淑芬乔装埋伏在东红公路路边一个村庄里,看到鬼子过来当即开枪击毙一人,顿时鬼子队伍大乱,就在他们四处寻找打冷枪的人时,葛德孚和他的警卫员早已跑的无影无踪了。

  1940年春(3月15-16日),铜井的日军三四百人,进沂蒙山区扫荡,直奔八路军司令部驻地孙祖。八路军在孙祖南山打退了敌人的进攻,鬼子狼狈逃回了铜井,八路军取得一个大胜利。因八路军山东纵队刚刚成立不久,队伍还不甚整齐。据说当时是挑出较好的三个团参加,司令员徐向前亲自指挥打的。葛德孚的这支队伍没有正式参战,听从安排在外围和鬼子周旋。

  孙祖大捷是徐向前指挥山东纵队二支队也称山纵二旅打的,旅长孙继先,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的18勇士之一、营长。孙祖战斗具体指挥者还有山东纵队参谋长罗舜初将军。孙祖附近民众自动组织起来参战。战斗由九子峰固守到孙祖夜袭,共歼敌120余人,击伤70余人,其中有敌指挥官小林及炮兵中尉队长一人,翻译官三人。

  九子峰战斗即孙祖战斗结束后,日军逃到铜井据点,葛德孚带领队伍又回到匣石庄,开始配合八路军过沂河往东南开展行动。他们经过汤头、小湖、莒南板泉崖、十字路直到莒南山区,袭击汉奸据点,打跑了从临沂来增援的汉奸队。

  1940年1月至3月,115师一直在东南到郯城、苍山,西到梁山、郓城,北到泰安,东到滨海一带作战,曾6次渡过沂河,往返于鲁南与滨海两区战斗,打通了两区的联系。葛德孚在配合八路军反扫荡、袭击鬼子据点的过程中遭遇了一场“血战沽渣汪”的悲剧。当时葛德孚带领部队路过沽渣汪(现在是沂南县库沟乡常胜庄,一个东连长虹山岭、西邻沂河、河川纵横、池坝湖汪星罗棋布的无名小村)时,遭遇数倍于己的日军,两队交火,葛德孚部队被打散且伤亡惨重。他令警卫员李淑芬骑着他的战马回沂河西驻地请求增援,自己则带领剩下的人马围着山岭和敌人周旋,但终因敌众我寡,战斗过程中肩膀中弹,子弹穿胸而过,他昏死过去。葛德孚后来被赶来救援的部队救起,因伤势过重,被送到了山纵总医院治疗了一个多月。

  加入一一五师,进驻滨海地区

  八路军第115师自1939年进入鲁南后,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胜利实现了以抱犊崮山区为中心,向四外发展的战略构想,并先后打通了华中、鲁中、湖西、滨海周边4区的联系。在军事上,为统一指挥,加强鲁南地区的军事协调,对该地区的八路军主力和地方武装进行整编。出院后的葛德孚于1940年春,在抱犊崮被编入115师686团。不久,第686团、“东纵”第6支队第7团合编为第115师鲁南支队,支队长张仁初,政治委员刘西元。从这开始,葛德孚和张仁初在一起共同抗战五年多,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一一五师山东战史

  1940年8月,顽军秦启荣、吴化文等部调集1万多人,向新泰以东地区进犯,妄图切断八路军泰山区与沂蒙区的联系。山东纵队集中第1、第4支队进行反击。正在津浦铁路东的鲁南支队第686团积极配合,取得了反顽作战的胜利。

  1940年9月16日,罗荣桓和陈光在天宝山区桃峪村主持召开为期3周的第115师干部会议,被称为“桃峪会议”。10月,根据八路军总部第四期整军训令,师直分队、第343旅和鲁西、鲁南以及苏鲁豫、冀鲁边等地的部分武装,统一整编为6个教导旅,共18个团,计7万余人。鲁南支队被编入教导第2旅(旅长曾国华,政治委员符竹庭)第6团,史称“老六团”。葛德孚被任命为独立营营长。(1941年1月,由鲁南东进滨海地区,此后到抗日战争结束,六团一直战斗在滨海地区,并长期在日照坚持斗争。为滨海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乃至整个山东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深受群众爱戴。)

  为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八路军115师司令部及山东党政领导机关,于1941年3月从沂蒙山区转移到滨海区莒南县,罗荣桓、朱瑞、黎玉、肖华、谷牧等党政军领导人在这里指挥全省的革命工作和战斗。(1939年3月初,八路军115师从晋西北入山东境内,转战鲁中、鲁西、鲁南。1941年3月,115师司令部由鲁中沂蒙山区转移到莒南县,直到1945年9月中旬离开山东挺进东北,一直在莒南县大店、西辛庄等处)

  1941年3月19日,第115师教导第二旅和山东纵队并肩战斗,发起青口战役,经6天激战,连克海头、大沟等8处日军据点,解放了从赣榆到柘汪的沿海大片地区。

  从1941年开始,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大“扫荡”的同时,配合实施大规模的“蚕食”,日伪军据点密布,公路封锁沟墙纵横,根据地面积缩小,军民衣食及军需用品极端匮乏,抗日战争进入困难时期,残酷的海头大战更加艰难。这时葛德孚主动请缨去筹集物资,通过积极宣传党的政策,说服一些开明绅士和地主主动捐钱捐物,解决了部队的粮食、棉衣等给养问题。缺衣少食的日子让一些不坚定分子开始偷偷临阵逃脱,葛德孚部下老严趁葛德孚出去筹借粮食和军衣时,带领几十人携枪逃走。葛德孚知道后不顾天色已晚,骑上战马,星夜兼驰,跨过沂河,把已逃过陇海线的他们重新拉到革命队伍中来。这曲“月夜追逃”在当时传为美谈。这期间还有一个更加传奇的故事发生在葛德孚身上。海头大战正激烈的的时候,日军一条警犬穿过封锁线来到葛德孚身边,跟在他身边不肯离开半步,葛德孚收留了它。这条在战场上弃暗投明的警犬,高大威武,令人望而生畏,葛德孚亲切的称它为“马尼”,后来成了反战同盟的一员,为我军的抗日做出了贡献。在葛德孚因伤回家时,这只狗变得无精打采,不吃不喝,于是部队就将这条跟随葛德孚转战南北的警犬送给了他,葛德孚一家从没把它当成一条狗对待,而是当成家中一员,又朝夕相处了多年。

  海头大战,葛德孚因作战勇敢,受到罗荣桓的表彰。罗荣桓将一把自己用过的德国造手枪,连同50发子弹一起奖给了葛德孚。

  青口战役后,115师在滨海区东海县羽山、磨山一带发起战斗,消灭了十几股土匪,打开了陇海路北东海县的局面。葛德孚在兰陵县磨山的一次战役中受伤,昏死在尸体堆里,据说日军用火探子也没探出来,算是死里逃生。

  1941年秋,日伪军5万余人对沂蒙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式的“扫荡”。时间长达两个多月,几乎每个山头、每座村庄都遭到敌人的铁蹄践踏。葛德孚的妻子带着儿女东躲西藏,有时住到娘家苏村横沟崖村。

  1942年春,葛德孚经部队批准回家探亲,回家的第二天黎明,鬼子汉奸就包围了竹园村。幸亏一乡邻早起捡粪,发现日本兵后急忙给葛德孚报信。葛德孚从后墙接连翻过几家院墙,遇到舅母,舅母把他藏在柜中得以脱险。鬼子和汉奸没端着刺刀到处刺,没有发现葛德孚,但搜走了葛德孚藏在一口缸里的所有的资料,还有一些照片(包括一张和罗荣桓将军的珍贵合影)。敌人找不到葛德孚,就把他的家人集合起来进行威吓,要他们交出葛德孚,但他们都说葛德孚没有回来,于是一个汉奸用锃亮的刺刀照着葛德孚的妻子后脑勺一刀,葛德孚妻子本能的侧头躲过,头上的发缵被挑了下来。最后恼羞成怒的敌人把葛德孚的妻子和四妹葛存秀抓到铜井据点严刑拷问,两人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却守口如瓶,后经村里人花钱担保才被放回。在血腥恐怖的日子里,葛德孚的妻子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四处躲藏,生活无以为继,在张仁初将军的建议下,军区领导特批他们全家随军,其家人在中共联络员引导下,闯过重重封锁线,于1942年秋经汤头、临沂来到滨海军区所在地莒南,住在司令部旁边一个庄姓地主的院子里,和张仁初一家同住一个院落,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张仁初离开滨海开赴东北参加解放战争。同去的妹妹葛存秀在此期间加入了共产党,参加革命。16岁的大女儿葛坤参加八路军后在军区卫生部工作,1947年参加了莱芜战役、济南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去南京、盐城工作。二女儿、三女儿均在莒南上的抗小,二女儿在1945年年仅13周岁时也参加了革命,跟随部队参加了解放战争。三女儿和妈妈、姑姑、弟弟于1946年由滨海回到横沟崖。为此,政府专门颁发“一门三抗”的光荣匾挂于葛家大门之上,但不久被国民党给破坏了。

  1942年8月,部队精简,山东纵队改称山东军区,归115师指挥。教导第二旅、第五旅驻滨海军区,为师的机动部队,葛德孚所在的教2旅运用“翻边战术”,在东海、赣榆地区发起了海陵反“蚕食”战役。此时也正是抗战最艰难的时期,部队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减租减息增资运动。葛德孚积极参加减租减息增资运动,使广大群众得到了实惠,焕发了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同时他又动员开明地主,富豪乡绅主动捐钱、捐物、捐粮,有效地解决了部队棉衣粮食的供给问题。

  1943年3月,山东纵队和115师各旅的番号一律撤销,实行一元化领导,各旅机关和军区合并,成立新的山东军区,辖鲁中、鲁南、滨海、胶东、清河、冀鲁边六个二级军区,罗荣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教导第二旅和滨海军区合并。此后,115师仅保留番号,部队均编为团,隶属各二级军区。葛德孚为686团参谋长,团长是张仁初。

  1943年下半年,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攻势开始减弱。葛德孚在滨海军区司令员陈士渠的率领下,带队于7月5日越过莒日公路,击败了盘踞在五莲山区的伪军张步云,占领了五莲。11月19日,葛德孚参加了赣榆战役(赣榆战役歼敌2000多人,政治委员符竹庭牺牲)。

  1944年,滨海军区开始大反攻,1月下旬发起对朱信斋部的石沟崖战役。11月,葛德孚所在部队担任主攻任务,攻陷了莒县县城。消息传出后,驻青岛、济南的日伪军大为惊慌,日军独立混成旅旅团长野荣二亲率500余日伪军乘夜暗绕过主攻部队阵地,于19日上午撺抵莒县,与其后续部队500余人同日入城支援,滨海军区六团转移到莒县到诸城的公路沿线活动。莒县军民空屋清野,日军在供给断绝的情况下,于11月29日夜仓皇弃城,莒县全境均为山东军区收复。(——115师山东战史)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山东军区分五路大军,对拒不投降的的日伪军展开了大反攻。葛德孚先后参加了解放胶县、日照、赣榆、青口的战斗,切断了陇海线东段,逼近海州、连云港。8月17日至9月11日,滨海军区经过26天激战,解放了鲁南重镇临沂城,毙敌600多,俘敌2000余人。在解放临沂的战斗中,葛德孚又一次负伤,这次伤愈后葛德孚身体已渐渐不适,各处的枪伤时有发作,不得不留在地方工作。从参加八路军开始,葛德孚率领部队在鲁南、滨海转战南北,参加战斗无数,至抗日战争结束,历任连长、营长、滨海军区司令部作战参谋。至此,葛德孚不得不和他朝夕相处的战友分别,留在滨海参加解放战争。大女儿葛坤继续留在大部队,跟随张仁初先后参加了解放鲁南、莱芜、济南的战役。

  (1948年6月间,见葛德孚到鲁中南行署转关系时,才知道他是复原回家,那时才见过一次面——邵德孚)

  1955年,葛德孚从部队转业,任嘉祥县水利局局长。他不仅继续保持高昂的革命进取精神,全身心投入到水利事业发展上。与他一起共事的同事及接触过他的人,评价他为人公道正派,都以老党员、老革命、老干部尊称他。

  一直以来,葛德孚深深眷恋他的家乡,更时刻关注家乡红色基因传承。1958年,葛德孚从工作岗位退休,但他退休不褪色、不享清闲,毅然决然地回到他革命战斗多年的原籍农村家乡,积极参与农村建设。他教育子女要谦虚谨慎,诚实做人,扎实做事。告诫他们不要搞特殊,不要向政府提要求,要坚定地跟着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说自己虽九死一生,但他看到了新中国的成立、人民的解放,比起那些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早已牺牲的革命战友,他已经很幸运很满足。同时,他还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爱国主义革命教育和关心爱护下一代工作上,在校园和村庄给孩子们讲述革命经历、红色故事,引导孩子们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

  1960年,见国家困难,葛德孚将自己的二等甲级伤残军人证主动上缴政府,为国分忧,不领抚恤金,再次表现出一位老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1971年11月27日,戎马一生的葛德孚因病在老家与世长辞,享年67岁。

  葛德孚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战斗的一生、为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奋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意志坚定,即使在白色恐怖、革命低潮时期,始终没动摇过跟党走的决心,在艰苦、艰辛、艰难的环境中,他主动转入地下开展革命工作,为革命高潮的到来积蓄力量。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他出生入死、英勇善战、不怕牺牲,坚决执行上级命令,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光辉功勋。新中国建设时期,他坚守初心,不改本色,为地方水利建设事业倾情奉献。他始终保持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一生为公、一心为民,处处以身作则,从不居功自傲,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始终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工作。他坚持原则,坚持真理,识大体,顾大局,为人耿直,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品质高尚、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团结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尽管没有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物质财产,却给我们留下了取之不完、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他的崇高品德和丰功伟绩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并教育和激励着后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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