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经:一场严峻的考验

Admin 发表于2014-10-20 18:27:31
    1980年,我在郑州市任市委副书记兼市公安局局长。2月,省委派我去中央党校学习。7月毕业后,河南省委调我任省委政法小组成员、省公安厅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厅长。当时,省公安厅白均厅长正在北京参加审理林彪、“四人帮”的工作。因此,由我主持省公安厅的日常工作。当时,正值拨乱反正的时期,上任不久,我就遇到一起杀人抢劫案,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一)

  1980年11月15日14时40分,郑州市郊区关虎屯银行储蓄所发生一起杀人抢劫案,犯罪分子开枪打死两名营业员后逃走。接到郑州市公安局的报案后,我一面通知刑侦处长带领侦察、技术人员火速赶赴现场,一面匆匆登上汽车迅速赶到发案现场。

  现场位于郑州市城郊结合部的关虎屯的银行储蓄所内,该所有坐西朝东平房3间,营业员华永建(男,23岁)被打死在北套间内,宋喜娣(女,29岁)被打死在南套间门口。室内抽屉开着,经清点,由于营业员搏斗,犯罪分子仓惶中只抢走924元现金。技术人员从现场提取子弹壳7个,子弹头5个,经检验系“驳壳”或“五一”式手枪所留;现场提取了2种犯罪分子的鞋印:一种鞋底花纹呈树叶状,长29公分,系青年式模压底皮鞋;另一种鞋底花纹呈“O”型,后跟呈细横条状,系布面型塑料底鞋。营业员的两辆自行车被犯罪分子骑走。
  在勘察了现场和调查了周围群众后,我马上组织省公安厅和郑州市公安局的同志们进行追捕查控。

  随后,我立即赶到省委,向省委主管政法工作的赵文甫书记汇报了案情。听完我的汇报后,赵书记说:“1972年郑州发生了‘7•7’特大杀人抢劫银行案,因‘文革’期间公检法被砸烂,多年行之有效的侦察手段被废除,公安局军管会到处贴大字报,开着宣传车沿街叫喊要打一场侦破‘7•7’案件的人民战争等口号,搞了几年也破不了案。8年后的今天,郑州又发生了杀人抢劫银行案,现在经过了拨乱反正,各种侦察手段已经恢复,在省委的领导下,你们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针,尽快破获这起特大案件。这是对公安工作的严峻考验,也是对你的考验,你要集中主要精力,抓好侦破工作。”

  听了赵文甫书记的话,我顿时感到一股无形的压力,党在看着我们,几百万郑州人民在看着我们,人民期盼着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在严峻的考验面前,我暗暗立下了不破此案誓不罢休的决心。我迅速调集有关部门的精兵强将,组成专案组,由我亲自挂帅,全力侦破这起“11•15”杀人抢劫案。

  (二)

  专案组成立后,首先进行了内查外调。侦察人员对亲眼目睹了犯罪的18名职工群众进行了详细调查,群众们提供了犯罪分子的体貌特征,结合现场的技术勘察,我组织侦察人员对案情进行详细分析。初步认定是两名犯罪分子作案。这两人年龄均在25岁左右,一高一矮。高个身高1.75米左右,着黑呢上衣,蓝裤子,穿黑皮鞋,戴黑色墨镜,背一个黑色人造革提包;矮个身高1.70米左右,穿身褪了色的工作服,脚穿布鞋,背一个黄帆布挎包。据当时在营业室的肖景英、张巧枝反映:营业员正在给肖景英点钱时,进来两名男青年。肖景英取钱出去后,张巧枝来存钱,此时营业员华永建问这两个人“你们干啥?”

  回答是“存钱”。其中一个人还自言自语地说:“一月存上5元,一年就是60元”。

  当张巧枝存完钱走出储蓄所不远,就听到储蓄所内响起一阵枪声,她扭头一看,一个犯罪分子正出门,随手就给了她一枪,擦伤了腹部。张巧枝一手捂着腹部,一手扶着车把快速离开现场。行走不远,回头看见两名犯罪分子各推着一辆自行车从储蓄所出来,骑车而去。群众周书秀说:她听见枪响后,看到一个人正从储蓄所北套间掀着窗帘向外看。省水利厅炊事员梅秋林、李鹤亭反映:他们看见两个年青人从储蓄所推着自行车出来后,骑车向市内方向去了。

  根据群众的反映,我和专案组的同志们认真分析后认为:犯罪分子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持枪杀人抢劫,且行动迅速,现场不乱,作案后又骑着受害人的自行车向市内繁华地区逃窜,说明犯罪分子胆大妄为,心毒手狠,有作案经验,可能是惯犯;从现场调查和犯罪分子作案看,犯罪分子是事先踩了点的,了解了储蓄所周围的状况和所内人员的情况,可能是预谋作案;根据犯罪分子作案后不考虑后果不伪装体貌,不怕留下痕迹物证和抢受害人自行车分析,可能是外来人员作案。

  为了迅速侦破这起特大杀人抢劫案,我们组织省、市公安干警带领治安积极分子,对火车站、汽车站、公路道口、旅社、饭店等场所进行清查。同时,还召开各种会议,适当公布案情,发动群众提供犯罪线索,短时间内在郑州市掀起查找捉拿杀人抢劫犯的人民战争。

  发案当晚,东方红电影院存车处工作人员安瑞枝报告在火车站附近发现被犯罪分子扔掉的两辆自行车;郑州铁路分局工务段民工朱宝玉反映他在发案当日下午四时许,在火车站转道盘处一厕所内发现一个黑色人造革提包,内装黑色的呢子中心服一件,山西产保温杯一个。经目睹者辨认,认证是犯罪分子作案时穿的衣服。我当即和专案组同志共同研究,大家一致认为:从时间、地点等方面看,可以判定这件黑呢上衣是犯罪分子案发后换装逃跑时丢弃的物证。因此,确定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集中力量,以物找人。

  我们立即组织郑州服装研究所及全市服装厂、店的技师对黑呢子上衣进行检验。技师们根据呢料、颜色、式样、工艺等情况,认定此衣属于西安、太原一带居民常穿的衣服。经郑州市小百货批发部采购员查看保温杯,认定是1979年徐州小百货展销会上山西推销的产品,河南没有进过这种保温杯。

  与此同时,专案人员又查询了近期公安部发的情况通报,发现10月份在山西太原、大同连续发生的盗枪、持枪杀人抢劫案,都是二人合伙作案,与“11.15”案有相似之处。据此判断此案与山西有关。因此,我立即派侦察人员去山西省公安厅联系。同时,又让技术人员带着弹壳、脚印等物证,到北京公安部126研究所进行痕迹鉴定。经过公安部鉴定,认定郑州“11.15”案中犯罪分子使用的枪支与太原“10.22”枪杀民警、大同“10.10”新华街银行储蓄所杀人抢劫案犯罪分子使用的枪支一致,都是太原灯泡厂武装部“10.3”五一式手枪被盗案、山西毛纺厂保卫科“10.31”驳壳枪被盗案中的二支。经对大同“10.10”案现场留下的鞋印花纹比对,认定是相同的。

  根据公安部126研究所的鉴定结论,我们建议由公安部统一指挥,实行并案侦查。12月3日,我派省公安厅刑侦处副处长王庆明、郑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梁生林带领十几名刑侦人员赶赴太原,在公安部工作组统一指挥下,晋、豫两省公安人员协同作战。仍坚持以物找人,围绕犯罪分子在郑州遗弃的物品,走街串巷,座谈访问,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太原玻璃厂对保温杯进行了检验,认定是该厂的产品,这批货多销在本省。太原毛纺厂产品检验员对黑呢上衣进行了鉴定,认定是该厂1978年的产品,主要销在本省内。而后,又组织太原服装研究所及服装厂的技师们座谈,技师们仔细地观察了衣服的式样后,认为“这件衣服象是南方缝纫工人做的”。由此,公安人员以太原北营地区为重点,查找南方来太原的缝纫个体户。

  经过耐心细致的调查询问,终于从一个南方来的个体成衣店中了解到山西毛纺厂附属知青厂有个南方人会剪裁毛料衣服,该人叫严家龙,男,28岁,江苏省太兴县人。12月8日,公安人员到严家龙住处说明来意后,出示黑呢上衣让其辩认,严里外看了看说:“这件衣服是我做的,我有自己特定的做法,衣服反面有明显曲线,左上兜插笔口处有一块毛呢衬布,特别是这件衣服我修改过两次,修改方法是上海师傅教的,本地人不会这样做。”

  公安人员将严谈的情况与衣服进行比对,特证完全一致,便立即询问衣主是谁?严说:“是本院内李勇胜领来的,听李说他姓朱,朱的女朋友的姐姐和我住同一个楼”。

  根据严家龙提供的线索,很快查明做衣服的人叫朱永昌。公安人员立即对李勇胜和朱永昌进行了调查,经过多方材料证明,朱的黑呢子上衣做好后,因穿的不合适,便转让给了别人,朱和李是一般关系。“11.15”案发时他俩都在太原,没有作案时间,否定了合谋作案的可能。

  为了尽快查清黑呢上衣的去向,经研究,决定正面接触朱永昌。向朱询问其黑呢衣服下落时,他说由于两次修改仍不合适,就以50元钱卖给了本厂一车间工人范兆年。侦察人员顺藤摸瓜,细心追查,终于查出范兆年有作案时间:太原发生三起盗枪、抢劫杀人案时,他均在太原;大同、郑州发生枪杀案时他又不在太原;范兆年有青年式摸压底皮鞋,与“11.5”案件现场遗留脚印一致;范兆年曾因盗窃受过打击处理,有人反映他还有枪;在郑州捡到的黑呢上衣是他的,他的体貌特征也与群众反映的近似。为此,专案组确定范兆年为重大嫌疑对象,报呈联合侦察指挥部批准,于12月16日下午依法拘留范兆年。范当时正在家中睡觉,因范有手枪,为防意外,公安人员先做通了范兆年姐姐的工作,让其以老人有病为名,去叫开范兆年家的门。范兆年开门后又躺回床上,看到公安人员进来,他掏出枪只开了一枪,就被公安人员按在床上铐住了双手。

  (三)

  范兆年被抓获后,郑州公安人员马上进行审讯。

  “我们是郑州市公安局的,你先交代在郑州的作案情况”。

  范没想作案仅一个月就被郑州市公安局查获,在大量事实面前不得不交代作案经过:

  11月14日他从太原乘火车到郑州。15日早7时在郑州下车后,乘六路公共汽车到达终点站关虎屯,发现有一银行储蓄所。在周围踩点后,决定下午去抢劫。下午储蓄所开门后,他们进入所内,等待作案时机。一妇女取完钱走后,又进来一青年妇女存钱。此时营业员“你们干什么?”答“存钱”。随即拿出5元钱扔给营业员,说是农学院的叫张平。女营业员填好存钱卡片时,那个女青年存完钱走出储蓄所。他们把门关上,随手掏出手枪连开七枪将两名营业员打死,从抽屉里抢走了900多元现金,推上室内放的两辆自行车出了门,看到刚才存钱的那个女青年正在往这边看,又朝她开了一枪,随即骑上自行车向火车站方向逃窜。途中,范兆年将黑呢上衣脱下来装进黑背包内,又穿上带来的一件军上衣。在双塔(二七纪念塔)附近发现一些公安人员骑着摩托车向关虎屯方向奔去,二人立即赶到火车站,将自行车扔到存车处,从一个便门内钻进了火车站,把黑背包扔到一个厕所里,就急忙扒上郑州至太原的火车回到太原。

  当追问范兆年同伙是谁,在什么地方时,范一直不交代,直至17日凌晨3时才交代出同伙刘廷升。侦查人员当即赶到其住处将刘廷升抓获。经讯问,刘廷升对郑州杀人抢劫案供认不讳。
  联合指挥部乘胜追击,抓紧审讯,迫使二犯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1980年4月至12月,二犯先后在太原、大同、榆次、济南、苏州、郑州等地抢劫杀人作案17起,打死9人、打伤6人(终身残废2人),盗窃、抢夺各种手枪5支,子弹500余发,现金5800余元,自行车5辆,手表7块,军服一套。

  至此,一度困扰太原公安机关的一批盗枪、抢劫杀人案全部告破。

  关虎屯银行储蓄所杀人抢劫案侦破了,我一颗悬了一个月的心终于落肚了。当我向省委领导汇报破案情况时,省委书记赵文甫高兴地说:“实践证明,你是公安战线合格的指挥官”。

  一场严峻的考验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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