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战火中成长
我们的学校坐落在博山城的东关南亭子。我去报到时见到了分别两年多的二哥，他的个子长高了，身体也比以前胖了。二哥穿着一件黑布棉袄，扎着皮带，活脱脱一个八路军小战士的样子。我们一见面，就拥抱成一团。要知道，尽管分别才两年多一点，可那是多么艰难危险的两年，它是生死离别的两年啊！我激动得滚滚热泪夺眶而出，紧紧拉着哥哥的手不知说什么好，我说：“你好吗？咱娘和妹妹都想你啊，盼着你哪天不打仗了早日回家……”
二哥比我大三岁，他好看书，知识丰富。记得岱庙里有个刘大爷开了个小书店，什么“三国”、“水浒”、“岳飞”、“胡延庆打擂”等小说是应有尽有。二哥经常去那儿看书，看后就讲给我听。他不仅讲故事给我听，还处处呵护我。有一次，我跟着哥哥和几个小朋友到大众桥下面的大石峡游泳，我在岸上看着他们在水中来回游动嬉戏得很自在，也耐不住地跳下水去，谁料脚踩不着底，大口大口喝起水来。哥哥看到我遇有危险，就迅速游过来奋力将我拖上岸。这次，我虽然喝了几口水，但慢慢学会了游泳。
入学后没几天，就到了“四四”儿童节，为此，博山城召开了庆祝大会。二哥代表广大儿童讲了话，他的声音是那么宏亮。他号召广大少年儿童组织起来，反对内战，保卫解放区，保卫和平。他的讲话受到在场少年儿童们的热烈鼓掌，我内心也默默敬佩哥哥竞懂得这么多的道理。
在学校，除了学习文化知识外，还要学习军事常识，学会使用枪支。打枪时，要左眼闭右眼睁，标尺缺口对准星，停止呼吸三秒钟，这样才能击中目标。
那时博山刚刚解放不久，特务格外多，他们经常出来打黑枪伤人。我们的宿舍在东山上，晚上睡觉时要轮流站岗。有一次，轮到我站岗，也是我平生以来第一次拿着真枪站岗。深夜，一片寂静，屋内的同学们个个都进入了梦乡，还不时有讲梦话的，而山上的树叶被风刮得哗哗作响。我抱着有半人高的步枪，两眼直盯着大门，心里直扑通扑通地跳，两个小时的时间真难熬啊……我想叫哥哥帮我站岗，又怕影响他们睡觉。这时我看到窗子上的马蹄表在嘀嗒嘀嗒的响，心想，把指针往前拧一下，不就到了两个小时了吗？我又怕拧错了弦，左看右看是哪个弦？也弄不明白，心想别管哪一个啦，拧一下试试，结果拧到铃弦上了。铃声大作，嘟嘟叫个不停，睡在门口的队长王春生忽地从地铺上站起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心里既害怕又紧张，就如实说了。他批评了我一顿，叫我在班会上作检讨，结果坏事变好事，以后站岗我再也不害怕了。
学校的生活伙食还算不错，每顿饭都是小米饭或米面发糕，每人一碗菜。由值日生负责打饭、打菜，其余的人则站队唱歌等着，到了星期天，就改善生活吃馒头、吃肉或包子。记得有一次吃猪肉水饺。要一部分同学去帮炊，我也自报奋勇去包水饺。可我从来都没有包过水饺，动作笨拙很慢不说，而且包得根本没有个水饺的样子，结果炊事员就不让我包了，让我去烧火。虽然这次失败了，但在以后的学校生活中，我终于学会了包水饺、做花卷…
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学校组织宣传队到附近的农村去演出，宣传反对内战、保卫解放区、减租减息和参军保饭碗等。我们演出了“翻身大秧歌”，二哥长得比较胖，扮演了大地主——黄鼠狼这一角色，经过化装的他真像个地主老财。我们的演出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热情，受到热烈欢迎。
入学后，给我印象最深刻、教育意义最大的是参加了两个追悼会。一个是“四·八”遇难烈士追悼会，另一个是东北抗日联军司令李兆麟将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遇害的追悼会，使我更加仇恨国民党反动派！
离家的日子越长，就越想念母亲。有时晚上睡不着就偷偷地流泪，吃饭也不香，恨不得马上回到娘的身边。那时没有邮局，也就无法给家里写信……一次，我在河里洗被子，这是我头一次洗这么大的东西，真不知如何下手，一条肥皂都快用光了也没有洗干净。河边一位老大娘看我只打肥皂不搓揉，就对我说：“小同志，这么小的年纪就当八路军，怪不得不会洗。来，大娘帮你洗。”她一边洗一边教，还与我聊天，不一会儿就洗干净了。见这位大娘这般热情，更勾起我对慈爱母亲的思念。就在这时，天空突然嗡嗡来了两架国民党的飞机，丢了几枚炸弹，扫射了一阵后盘旋而去。
蒋介石撕毁了和平协议发动了内战，国民党军队要占领整个胶济铁路线。我们的学校也就随同鲁中行署一起转移，撤离了博山城。教我们唱歌的韩老师是个女教师，她是博山人，她很愿意与我们一起走，但她的丈夫和父母都很保守，不同意她的想法，还说什么“八路军长不了，中央军来了他们就会完蛋”。
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拂晓，我们打好背包，另外每人还背着一条发下来的粮袋子，其他的东西都不要了，校长叫我们轻装出发。
离开博山城不远就遭到敌人飞机的狂轰滥炸，幸好我们头上都扎着树枝伪装，我们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同学们都安然无恙。头一天行军不到四十里路，就有同学喊走不动了，不少人脚上磨起了水泡，小一点的同学都哭起来了。为了躲避敌人的轰炸，便将行军改在晚上，这叫“日宿夜行”。抽空时由校长讲形势，鼓励大家要不怕困难，要胜利到达目的地。但晚上行军的困难更大了，天又黑，山路又崎曲不平，深一脚浅一脚，不是你跌倒就是他栽跟头，摔得浑身上下青一块紫一块，然而谁也不吱声，爬起来马上跟上队伍前进。特别是下半夜，人困马乏更是走不动，为了鼓动大家的情绪，校长让我们在休息时说说快板“武老二”，领着大家唱唱歌。这样，经过三四天的行军，我们到了莱芜城东的涝坡村。这时天气忽然大变，来了狂风暴雨，而且长时间不停，我们个个淋得象个落汤鸡。因大雨，山洪爆发河水上涨，遇有急流山溪时，我们手挽着手一步一步地淌着走。过大河时，小同学就坐在大瓮里由农民扶着过，而我们大一点会游泳的，则直接游了过去。衣服被雨水、汗水湿透了，仍穿在身上，发出一‘阵阵难闻的霉味。我的鞋子也破了，前面露出脚趾头，后边露出脚后跟，走起路来拖拖沓沓，我干脆把鞋子扔掉赤着脚行军。赵新同学年龄比我大几岁，个子长得也高，身体格外壮，行起军来，她不仅要背一支七斤重的步枪，还帮助体弱的同学背背包、粮袋子。住下的时候，别人都累得爬不动了，她还主动烧热水、打饭，为同学们服务，受到大家的称赞，同学们都亲切地叫她“赵大姐”。好几天的行军已把大家累得够呛，再加上被大雨淋得湿透了，很多同学都病倒了，有的发高烧，有的打起了摆子。此刻，不少同学都掉了泪，开始想家，想爸爸妈妈，更多的是盼着早日到达目的地，盼着战争早日胜利就可以美美地睡上三天三夜！
又经过数日跋山涉水艰苦的行军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沂水县的刘家店子村。
这个村处于沂蒙山区的腹地，周围是崇山峻岭，中间则是平原，村南边有条小河绕村而过，早晨我们就到这里来洗脸刷牙。
一天哥哥告诉我他要上前线去打老蒋了，我既兴奋又舍不得离开他，有哥哥在身边我心里有依靠，也不想家。
临行前，我们去了村南边的小河旁，我为哥哥洗衣裳，而哥哥给我讲了许多革命道理。他要我好好学习，不要顽皮，不要想家，长大了也要去当解放军，他说：“只有打败蒋介石，全家才能得团圆，才能过上好日子。”
当二哥离开学校去了解放军部队后，由于战乱驻地不稳定，我们再也得不到他的音信了，当时大家都在猜测，他是不是已经牺牲了，直到一九五一年他才从福州给家里来了信，说他一切都好，身体也很好，还说他工作很忙，正准备解放台湾……
冬天到了，天已冷得快下雪了，可过冬的棉衣棉鞋还没有发下来，我们每天只好赤脚踩在冰冷河水间的石头上洗刷，就好像踩在玻璃碴子上一样，感到钻心的疼痛。
连年的战乱使农民一贫如洗，打下的粮食都不够他们自己用的，我们的生活也就更加困难了。开始时我们向农民一家一户收集些糠煎饼、窝窝头，最难咽的就数穆子煎饼了，咬到嘴里甭嚼就会散满口，并唰唰响，勉强吃下去，又解不下大便。后来上级拨给我们一部分粮食，要到离村六、七里路远的埠前庄粮库去拎。可我们没有布袋等工具怎样才能把粮食运回来呢？这时使我想到我八岁的那年暑假，我和哥哥去乡下姥姥家，快到村庄时遇到一块地瓜地，地瓜已露出了地面，我非常喜欢它，出于好奇，就同哥哥一起扒了一墩，可是没有办法拿回家，哥哥就让我脱下裤子，把裤腿扎住，把地瓜装在裤子里，光着屁股背回家去，结果受到姥姥的指责，才知道做错了。想到这里，我就提议每个人把裤子当布袋用不就解决了吗。就这样，我们把几千斤的粮食运回来了。这以后我们每天中午都可以吃上一顿纯香的小米饭了。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节约粮食，利用业余时间上山挖野菜、拣豆子。
战场暂时离我们远了，敌人的飞机也不来轰炸了。我们就利用这段时间学习报纸和上级的文件。树荫底下破庙堂里就是我们的教室和课堂，树枝和大地就是我们的笔墨和纸张，膝盖就是我们的课桌。我们把学到的时事编成小调、秧歌和快书，到附近的集市上去演出，以此揭露蒋介石挑起内战、进攻解放区的滔天罪行，动员青年参军保卫胜利果实，保卫解放区。我们的演出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我们在附近的姚店子、界湖、崔家峪等村子都演出宣传过，许多有志青年就是在我们的宣传教育下报名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有的参加了支前队伍，抬担架、运粮食、送弹药，保证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有一天，校长通知我们说，“清河大队”的一批被俘国民党高级军官要来参观我们的学习、劳动和生活。要我们做好充分准备，努力转化这些被俘军官的反动思想。十几个国民党军官在解放军战士的监护下来到我们学校。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肥头大耳、脸庞白白嫩嫩的军官，我质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要进攻解放区，破坏我们的学习？”他看我板着脸一副严厉的样子，只好老实回答：“我叫马励武，是国民党师长，我不是来进攻解放区的，是来参观的。”我立即反驳他说：“你说得不对，你是被人民解放军俘虏来的！解放区的人民坚决反对你们打内战，你知道吗？”他无奈的连连点头说：“小同学说得对，说得对……”随后，他们认真阅读我们精心编写的墙报，并参观了我们的宿舍……事后，听解放军同志说，这次活动对这些人起到很大的教育作用，他们都承认了打内战是不得人心的。
天气已很冷了，我们的棉衣、棉鞋袜总算盼到了。可出乎预料的是，因被服厂的工人太忙，大批军衣赶制不及，所以发到手的棉衣竟是衣服片子和棉花，让我们自己铺棉花、上袖子、钉钮扣。大一点的女同学这下子可大显身手了，她们每人都给好几个同学缝制衣服。我也不甘落后，自告奋勇自己缝，结果缝上的两只胳膊袖子朝了后，惹得老师、同学们哈哈大笑。甭管怎样，我们毕竟穿上了棉袄、棉裤，还有棉鞋、棉袜。晚上睡觉也盖上了棉被，两个同学合伙，一铺一盖，紧紧地挨在一起倒也非常暖和舒服。可是日子长了就不得了啦！天天穿着这身衣服、盖着这床被子，又没有条件洗澡，个个身上长满了虱子。上课时，脖子一痒痒，伸手就逮好几个，棉袄缝里的虱子多得无法捉，干脆就在灯火上烧。白天一晒被子，上面的虱子满满一层捉不完，只好拿扫帚扫，用脚踩。不少同学长了疥疮，浑身痒痒，厉害的手上都起了浓泡。我们还为疥疮编了个顺口溜，什么“疥是一条龙，先从手上行，腰里转三遭，大腿里边安老营。”对疥疮，卫生员也没法彻底治，就发给大家一些硫磺膏当疥药。等睡觉前，我们就燃起杆草，脱光衣服，把身体烤得暖烘烘的，然后擦上疥药，过一会就不痒了，这样，疥疮也会慢慢地好起来。
一九四七年春，隆隆炮声在耳边响个不停，战场又靠近了我们的身边。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的如意算盘失败了，但仍不死心，将数十万美式装备的精锐部队集结到山东战场，企图把我华东野战军的主力扼杀在沂蒙山区。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以便人民解放军集中优势兵力全歼敌人，上级决定：鲁中地区的后方机关、学校、医院和工厂跨过胶济铁路线向渤海地区进行大转移。人民解放军在胶济线辛店一带打阻击，留一缺口让我们突围，我们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越过铁路，不然当我军主力部队撤离后，我们就有被俘的危险。为了保证全体同学都能安全转移出去，校长要求我们轻装了再轻装，每人只带一床被单、一双鞋和一个粮袋，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要带，并告诉我们夜行军时，万一掉队辨别方向的详细办法：山上的山神庙一般都是座北朝南；山上的大石头，向阳面（南面）比较光滑，背阴面（北面）长满青苔比较粗糙；山上的大树，向阳面光滑，背阴面粗糙有青苔；如果是明朗夜晚，北斗星在七杓星的南端就这样，我们翻山越岭、日夜兼程，忍受着饥饿和疲劳，终于按照规定时间到达胶济路南面的一个村庄。在那儿休整一天，到夜里还需急行军三十华里才能穿过胶济铁路线。当晚，战场上炮声轰鸣，枪声阵阵，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我们趁着夜色，屏住气、咬着牙，大步流星似地向前赶。一路上，行军队伍中不断传着一句话：“坚持住，不要掉队，冲过铁路就是胜利。”
当东方渐白时，我们已经赶到胶济路北面的一个村庄。疲劳和困乏使我们这些年仅十几岁的孩子们再也支撑不住了。大家躺在村边的场上，东倒西歪地睡着了，睡得那么香甜、那么深沉，哪怕炮声再响也不会把我们惊醒。
又是一个夜晚，我们赶到了黄河边，准备渡河。渡口上人头攒动、挤挤攘攘，那里还堆放着大批的战利品。敌人的飞机不断狂轰滥炸，夜间照明弹悬在空中，照得地上如同白昼，我们只好夜晚渡过黄河。我们十几个同学上了一支小船，小船被压得一晃一晃的，似乎要沉下去一样。撑船人警告大家不要打瞌睡，要牢牢抓住船帮。只听一声号子，小船顺水而下，在急流中漂泊。小船忽高忽低，不一会就漂没在滚滚黄河水中。当我们到达对岸下了船，深一脚浅一脚踏着深及膝盖的芦苇、泥水向岸上走，结果那儿一个人都没有，这时才发现是我们的船漂离了渡口，我们掉队了。天亮后，我们围坐在芦苇地旁一边吃早饭（自己粮袋里的战利品——美制压缩饼干）一边商量怎样去找队伍？正在这时，嘿，刘校长象及时雨般地赶来了，我们高兴极了！他说：“找了你们一宿，沿河边都找遍了，也不见踪影，大家都担心你们是不是会翻了船……”我说：“校长，你就放心吧，我们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这不，我们都安全渡过黄河了吗？蒋介石永远也赶不上我们！”说得大家都哈哈大笑。
过黄河以后，我们在滨县的一个大村子驻下进行休整。时任山东黄河河务局局长的三舅父和三舅母也住在滨县县城。三舅父听说我们学校也到了滨县，就让三舅母骑着一匹大马去看望我。三舅母看我个子又长高了，身体也结实了，非常高兴，并让我与她同骑一匹马回到河务局驻地。在河务局那几天，我亲眼看见舅父不分昼夜指挥民工修河筑坝，接待安排鲁中地区撤到渤海区的干部家属。在此期间，当时担任滨县县长的李杰同志还请我们吃了一顿极其丰盛的美餐一战利品美国罐头。然后我就回学校了。
因为前线战斗激烈，大批伤员无人看护，上级决定抽调十多名年龄稍大些的同学重返前线，到野战医院做看护员。我主动报了名，连夜急行军二渡黄河，在桓台—带接收从前线撤下来的伤病员。领导分给我五个担架，任务是给伤员打饭、送水、喂药，还要教育民工抬好担架不准开小差。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事件，发给我们每人一个手榴弹，拴在腰间。我分管的这五个伤员中，有一位是解放军营长，他的伤势很重，伤口都化脓了，我要经常给他擦洗，帮助护士给他换药，给他喂饭喝水。他伤愈出院时，送了我一件纪念品——个刻有USA标记的不锈钢汤匙，这是他从前线带来的战利品。过了黄河后，医院驻在惠民县的农村，伤员都住在农民家里。当时伤员多，药品又缺乏，医疗条件十分简陋，一般消毒酒精、药棉都非常缺乏，好多伤员的伤口化了脓，生了蛆，没办法，只好用盐水来冲洗。轻伤员要自己照顾自己，自个儿打饭、换药，重伤员由我们喂饭、换药，帮助大小便。因为我护理伤员工作做得出色，不怕苦、不怕累，对伤员处处认真负责、照顾得好，上级给我记了三等功。并奖给我两块美国造的毛巾。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医疗，一批批伤员恢复健康，重上前线。我记得有一次重上前线的同志集中看节目，剧目有《白毛女》、《血泪仇》，同志们被剧情所感动，个个流下愤怒的眼泪，摩拳擦掌，表示重返前线英勇杀敌，为广大受苦受难的人民报仇！
在我完成任务即将离开野战医院时，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件。在伤员中，有一部分是被俘的国民党伤兵，我们遵照革命人道主义救死扶伤的原则给他们医治伤病。当时医药十分困难，打一针盘尼西林都要经过院长亲自批准才行，而一般的药品也相当紧张，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有个别俘虏伤员的伤口恶化，按理说也是正常的事。但在俘虏伤员中，有个别人的思想仍然十分反动、顽固不化，趁机闹事，在其煽动下，他们扣押了医院院长，扬言不改善医疗条件就要杀死院长，形势异常紧张。然而正义终要战胜邪恶，在我们有理有节耐心说服教育下，他们当中大部分人被严正的革命道理所镇慑和感召，无奈下才放了院长，而带头闹事的反动分子也受到应有的惩罚。
支前工作结束后，我又回到学校，这时学校驻在乐陵县的一个村子里。这年冬天雪下得格外大，天气特别冷，我的手脚都冻破了，尤其是两只耳朵冻得更为严重，长了冻疮。我们的房东老大爷看我冻得这个样子，心里很难过。正巧，他在坡里打了一只兔子，就把兔子皮扒下来，给我缝在帽子上，尽管兔皮上还沾着血渍，但它软茸茸的毛附着双耳，感到非常暖和，更使我体验了乡亲们所给予的温暖。
渤海地区的人民为解放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大批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保证了战争的胜利。就这样，我们渡过了最为困难的一九四七年。
一九四八年六月，解放战争的形势一片大好，各个战场都取得了伟大胜利。鲁中南地区也大部分获得解放，我们的学校也三渡黄河回到了博山。这次行军与以往有了天壤之别，我们坐上了火车，从张店到博山只用了几个小时就到了。当我们兴高采烈地下车时，一个个都变成了掏炭的小黑孩，原来我们坐的是运送煤炭的敞车！
七月一日是党的生日，驻博山的机关、部队和学校联合召开了万人庆祝大会，会上高呼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我代表青年学生在大会上讲了话。之后，我们继续南行，在沂源县榆林村驻下。
济南解放的消息激荡着我们的心，我的家乡泰安也解放了。我多么希望回到故乡看望久别了的父母和外祖父母啊！在这残酷的内战期间，他们是怎么度过的呢？他们都还健在吗？都还好吗？然而，一天，张奇老师找我谈话，她以非常严肃低沉的声音对我说：“你母亲在
泰安解放的前夕，在执行任务过程中被敌人杀害了。她很坚强，牺牲得非常壮烈。你要化悲痛为力量，要……”母亲被害的消息就象一声沉雷震撼着我的心灵，我听后失声痛哭，我怎么也想不到在这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在母子分别两年后历经战火洗礼的我即将要胜利重逢回到母亲身边的时候，她老人家却残遭敌人杀害，她还未来得及与大家一起分享胜利果实和喜悦，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自己的儿女和亲人，她那无私的崇高革命精神是多么纯洁、伟大！母亲英勇牺牲的事迹激励着我更加努力学习、思想进步，我要为母亲和成千上万的烈士们报仇！我要继承母亲的革命遗志，做一个新时期的好青年。
就在这年的十二月，由武敬安、汤萍生两位同志介绍，我被秘密吸收为青年团员。一九四八年年底，我们四队的同学分两批全部毕业了。其中一部分到军队学习机要工作，另一部分到鲁中南区党委分配工作。
离校前，我们自己编了个校歌，大意是：“四九年胜利年，全国传捷报，四队的同学们今天毕业了……”
四、到农村去经受锻炼
从沂源县的榆林村到区党委驻地——临沂城，走了三四天。途中遇到小股土匪的骚扰，幸好我们都佩有枪，所以他们也不敢过于猖狂。
到了临沂后，我们五人（另有汤萍生、范立方、孙承敏和孟荣峰）被分配到鲁中南区党委青委工作。当时青委的负责人是宋承德、李子超。（进城后，他们分别担任大连铁路局党委书记、山东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
在青委工作期间，正巧要召开鲁中南地区青年团代表会议，选举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汤萍生同学的年龄比我大，又是我的入团介绍人，政治上比我们成熟，所以大家都选举她为代表，去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团代表大会。我们这些在战火中长大的孩子，能够出席北京的会议，而且见到了毛主席，内心那个高兴劲就甭提了。她参加会议回来后告诉我们，北京的天安门是那么庄严、雄伟，毛主席对我们青年一代是那么关心，要我们好好学习，为建立新中国而努力工作。虽然我没能亲自参加这个会议，但听了汤萍生的讲述后，心中同样万分激动。新中国在向我们招手，每一个有志青年都要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欢呼、奋斗，祖国的春天来了！
中央决定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青年团，要培养一大批团的干部，为此，区党委决定成立鲁中南青年干部学校，我们五个人都参加了学习。学习的内容有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七届二中全会讲话》、《青年运动的方向》和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及当时党的方针、政策等。
三个月的学习生活结束后，我又回到沂蒙山区，在沂水县夏蔚一带农村搞生产自救、土改复查和建立党团组织等工作。我与另外两名年龄较大一点的同志一起到一个小山村里。当年夏天雨下得特别大，一连半个多月不见晴天。因雨水大，河水猛涨，所以领不来粮食，断粮好几天，实在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在山上挖野菜充饥。一天，我在松林中捡回来不少蘑茹，煮了一大锅，大家都吃开了，还说味道挺香，结果都闹起肚子来了。沂蒙山区的一个行政村包括许多自然村，两个自然村之间由山谷分隔，开会或下通知来回一趟要走一两个小时，有时还会碰上野狼，虽然我有枪，但心里还是难免紧张。有一次，我去另一个村开会，翻过一道道深山老林，一个上午也没走出沟底。只见路上斑斑血迹连绵不断，我心中发了慌，心想，莫非是土匪杀了人？还是狼吃了人？真让人捉摸不定，我只好子弹上瞠端着枪，一步一步摸索着向前走，如遇到“敌人”好随时开枪。直到我赶到目的地后，一颗怦怦跳的心才渐渐安定下来。
村子里有个妇女，因闹家务事而上吊死了。群众将此事报告给我们工作组，组长让我去验尸并好好处理这一纠纷。我打内心不愿意去，因为害怕“吊死鬼”，可我是工作队的队员，理应为群众排忧解难，只好硬着头皮去现场耐心化解各方矛盾。
一九四九年的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沂水地委、军分区召开庆祝大会，会后还有文艺节目演出。会场设在门庄，离我们住的村子有十几里路，我与同志们一块赶去参加庆祝大会。大会还未开完，忽然来了倾盆大雨，然而群众的高昂情绪并未受到一丝影响，不管雨下得再大，也坚持着把会开完。回来不久我就病倒了，病得很厉害，发高烧，什么东西也咽不下，迷迷糊糊地神智不清，我被送到坦埠附近的一个医院，住在群众家的一间小屋里，经过半个多月的治疗才使我慢慢恢复了健康。那个小屋子又黑又冷，一到晚上还经常听到狼的嗥叫声，我心里非常恐惧，更感到寂寞，想家，想亲人，想同学。我给李子超同志写了封信，还画了张小山屋的图画，一起寄去。他很快就给我来了回信，他鼓励我在农村的实际斗争中锻炼自己，并赠我一首诗：“骄傲轻敌折兵马（乔）报国尽忠心成灰（中）草木皆兵风声戾（楷）犹言自己是完人（记）”等我病好后，天已很冷了，都快要过年了，沂水地委青委的刘书记交待我到蒙山县团委工作。我又一次打起背包，一个人从蒙阴的坦埠出发，到蒙山县委的所在地——荆埠村报到，行程约有二百华里，还要翻过高入云端的蒙山。当时山上还有残匪活动，经常杀害我们的干部和党员，所以一路上都要保持高度警惕。我爬上蒙山，到了白马关，这里住着一个班的县大队战士，我找到他们说明来意后，班长就将我的铺位安排在他们做饭的大锅旁（这是对我的特殊优待，因为那儿是最暖和的地方）。第二天才下山到了蒙山县委。
在蒙山县工作的一年中，我参加了剿匪、土改复查、生产自救和建立青年团等工作，政治上进一步成熟，并于一九五一年一月由于瑞昌、刘振俊两位同志介绍，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我被调去山东军区机训大队学习机要工作，到了济南市。从此以后，我离开了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沂蒙山区，由农村转入城市。
从山区调到济南，什么都是新鲜的，然而部队的生活既严格又紧张。平时不准走出营房，即使到了星期天也只有半天的自由活动时间。我很想回家看看父亲、妹妹和外祖母，但是实在没有时间，而且我想教导员也不会给我批假的，只好写了封信请父亲来济南见面。信发出后的第三天，父亲就领着妹妹到部队看我来了。当我看到久别了的父亲和妹妹时，我的双眼模糊了，尽管教极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但是泪水还是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有五年没见到亲人啦，这五年是中国历史长河中最伟大、翻天复地的时期，可时间又显得那样的漫长，战争使我失去了母亲，父子不能团圆，兄妹不能相见。父亲变老了，也消瘦了，妹妹也长大了，再不是我在家时的“小妮”了。记得我十一岁那年，妹妹才五岁，母亲为我们又生了个小妹妹。连年的饥荒，使母亲体弱多病，哪有力气喂养小妹妹。小妹妹一下世就患病了，小小生命奄奄一息，被放在小饭屋里。母亲不时喊妹妹：“妮，看看你妹妹还有气吗？抱过来我给她吃口奶！”不几天，小小生命就停止呼吸了。那时妹妹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如今站在我面前的已是个少先队员了。
父亲告诉我，大哥南下后在宁波地委工作，二哥也有信了，在福建前线部队工作。自此以后，我们全家都联系上了，虽然未见面，但书信往来频繁，唯有母亲离开我们长眠在泰山脚下。
我在山东军区机训大队学习结业后，于一九五一年九月份分配到山东军区情报处青岛情报站工作，担任机要员。朝鲜战争结束后，我们单位也相继撤销，我被调到青岛市委机要科，后又调至山东省委机要处任机要员。一九五五年，离开济南回到故乡，在泰安专署财委、财贸部任秘书、干部干事。一九五六年考取厦门大学外语系，因我从未学过英语无法跟班而重返泰安工作。一九五七年与米静茹同志结婚，生有一子取名乔潜，抚养甥女乔玲。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分别在泰安三中、泰安七中、泰安卫校和泰安市实验小学任团委书记、副校长、支部书记等职。一九七四年调入地区体委、文委、教育局、市人大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任科长、副局长、党组副书记、主任和第十一、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务，工资为特七级。一九九八年六月三十日离休。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岁月中度过的，有苦难、有惊险、有仇恨，也有胜利的喜悦。建国后的半个多世纪，虽历经各种政治运动，工作多次变迁，但基本上是顺利发展的，家庭生活是美好的。
我坚信我们的祖国将更加强大，人民生活更加富裕幸福，我们乔氏家族也将更加兴旺久远。
二OO二年十一月八日于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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