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五月，根据上级指示，要我安排好地方工作，调八路军驻新泰独立营工作。部队工作不到三个月，当时党教导员董琰同志找我谈话说：八路军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招生，培训抗日各类党政军民、知识分子干部，要我回原籍动员知识青年及同学亲朋好友参加干校学习。
我回到家乡，正值麦收，一面帮助麦收，一面动员高雪、宏轩、安廷、赵洪、鸿仪等约十余人，待命去干校学习。
由于我参加八路军共产党，当地国民党特务，对我恨之入骨，扬言非把我处死不可。
正值天最热，收麦最忙之际，后高尹昨银带两个国民党特务，突然出现在我家麦场上，问我到那里去了，父亲还未来的及回答，特务们便一涌而上，先把我父亲抓住不放，接着带他找我算帐，父亲当然不肯，几个人就架着他连拖带打从场园往东南方向急驰。这时麦场上许多人看到突如其来的情况都吓呆了，手脚不知所措，我母亲看势不好，首先挺身扑上前去，帮我父亲阻止国民党特务的抓扭，并拼命把我父亲拉住不放，在扭打争斗中，父亲得手拔腿就跑，母亲一面大叫父亲快跑拿枪，（为防土匪家里买了一枝汉阳造土压五枪），一面死死抓住几个特务的衣襟不放。父亲一步并作三 步，跑回家拿起枪，边跑边对准特务开了两枪，特务们一听枪响， 就先向死死抓住他们的母亲下了毒手开了一枪，这一枪打断了母亲的大腿骨，血流不止，母亲因疼痛顿时昏倒在血泊中，不省人事， 特务们看此情况拔腿就向东南方向逃跑。这时，我正在麦田里割麦，只听了几声枪响，以为是红旗会队员打的枪，我仍割着麦时， 宏轩气喘急急的跑来，喊我说：不得了了，土匪把老打伤了，赶快回去看看。我一面往出事地点跑，一面问宏轩：“土匪那里去 了？”宏轩边跑边指着说：“那不是三个土匪，向东南方向树毛子里跑了”。我放眼看到特务像兔子一样飞跑着。
我急速跑到父母身边，看到大家正忙着找担架，打架子，四五人轮流抬着母亲到北流泉奚华甫开的西药房去抢救。
经过奚华甫查验了伤口，又打了麻药针，探视了伤口深处，知道子弹头穿透了大腿骨，子弹未留在骨头里。随后用药绷带包扎，住院治疗。住院治疗几个月，药用了不少，钱化了不少，但高烧不退，时好时坏，最后发现骨肉发炎，那时医术和消炎药均差，终未治好，只好回家又请中医治疗，亦无效。不久，就去世了。死时年不到五十岁。
事后得知，国民党特务是对着我来的，如果当时我在场园，是 必死无疑了。
日寇侵占我新泰城后，当时的中国，由于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时局一片混乱，国民党游击队特务汉奸土匪四起，天下大乱。
天下形势大乱，最吃苦的是老百姓，鬼子汉奸国民党游击队到 处杀人放火，抢劫民财，无恶不做，都丧尽了天良。
这样的时局，从“西安”事变到“七七”事变，虽然国共两党达成了第二次合作抗日，但实际上蒋介石的既定方针还是对共产党斩尽杀绝，宁错杀三千，不放过一个共产党人。也就是说，表面上是共同抗日，骨子里还是要不择手段的屠杀共产党，消灭共产党，准备向日寇妥协求和，扮演着日寇汉奸国民党大合唱的丑剧。
时局从三八年夏天开始到太河事件以后，蒋介石的反共真面目，就公开暴露无疑了。
一九三九年八月间，日寇汉奸国民党三合流，公开扑杀八路军共产党及其家属。在新泰五区首先向我家开刀，（随后对高雪、宏轩、李英、广斌家也相继开刀）一天夜里敌伪一百多人，突然包围了我家，进到家内四处寻找抓我，先把我二弟徐刚逮扑，然后一窝蜂似的翻箱倒柜，把家抄了个扬而翻天，家中什物，抢劫一空。到天亮还未抓到我和父亲，邻居们只看到二弟被敌五花大绑，正准备集合队伍走时，周和礼的母亲，装着看热闹时，秘报敌人说，我父亲藏在河沿边草丛里，敌人闻报，一窝蜂似的几十人又将我父亲抓获，捆绑起来和二弟捆在一条绳子上带走，直去陈三坎大本营的翟家庄投入狱中。
经过多次严刑毒打，吊梁头，坐老虎凳，灌辣椒水，折打的死去活来，逼他们供出八路军共产党和村内党组织的名单，父亲和二弟视死如归，一字不吐真情。敌人看看严刑拷打无用，仍一天三审四打，不给饭吃，死活难保。
对此我一点不知，因我当时不在新泰五区，正在沂水中共边省党代会为代表参加会议，选举出席中共七大的边省党代表。正听取省委书记郭洪涛和司令员徐向前及朱瑞等同志的报告。
会议结束，各回原地区后，才知父亲和二弟已被敌逮捕一月有余，天天托人卖地赎人无用。
父亲和二弟在敌狱中，经过多方营救无效，看来非死无疑。
后由于县委县府及四支队负责同志出面通过敌伪内部关系，又托了不少人，花了不少钱，始才营救出狱。
此事奇特，为什么我不在家，敌人突然夜间四面包围宅子抓我呢？事后得知，原来是二弟外出，晚上七点才回到家里，这时村里人们在晚饭后在东门外场园河边乘凉，有人远处看到似我从外地回家，其中一人为敌人坐探谍报员，当夜急奔敌营报告说八路军共产党徐健回家了，因此敌大队人马开进了我家逮扑我未果。把二弟错认是我回家了之故。
敌人为逮捕我，枉费了心机未果，第一次逮捕我未果，父母为我吃了大苦头。第二次逮扑我未果，父亲和二弟为我又吃了大苦头。
有人说，祸不单行，第三次敌人逮扑我，是我自己送上门的。
那是父亲和二弟营救出狱后的一个月左右，我以为敌人对我家也抄了，父母兄弟全家老幼为我担惊受怕也吃尽了苦头，家里财物也空空如洗了，敌人还有什么招术？
我家几次遭劫，都是为了我干八路军共产党，才家破人亡，我实在于心不忍，更挂念父母，对遭劫出狱后的家中情况一点不知， 我想秘密回家看望。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先了解些敌伪内部情况和家中的情况，然后和区委同志分析了各方面情况后，认为敌伪可能不会再二三的无限期抄家了，因为家中什么都没有了，还来抄什么？就在一个夜里，人不知鸡不叫，我经过二三十里的夜行军，翻墙回到家里，把父母叫醒，入室后全家又惊又高兴。问了父母的身体，问了村里的情况，问了敌情，都说这几天平稳，敌未出动等，父母说住一夜，明夜走吧？谁料刚吃了点东西要休息时，突然听到街上有动静，脚步声越来越近，突然有人敲门，又听到有人爬墙， 这时父亲算定，敌人可能又来抄家了，马上拉我说，赶快走，我与父亲就急中生智，从后门翻墙到邻居家，又从邻居家轻轻开门急步跳过小路顺着东河直奔东南而去，从敌人封锁缝隙里逃出了虎口， 未被敌人发现，急急过了汶河。一枝箭似的过了大协庄，过敌据点直奔根据地，这次是最危险的一次。差点被敌抓住。
从这以后，再也没有回过家。父亲到根据地后，也感到在家呆不住了，我和父亲商量后，想办法把全家老小，秘密离开了家乡，作为随军家属住了下来。就这样全家离井背乡，颠沛流离逃荒要饭前后达十年之久。敌人得知我全家逃亡后，更加变本加历地又抄了家查封了门，从此我家就成了黄狼、野狸的乐园，野蒿长了满园和吴化文制造的无人区一样的凄凉残酷。
鬼子投降后，父亲他们回家呆了不到两年，蒋介石国民党还乡团又打来了，重点进攻我山东和延安，全家又背井离乡，随军转移渤海，直到四九年全国相继解放，父亲才携子女返乡，
重新建设家园。
由于十余年的颠沛流离的生活，挨饿受冻的父亲回到家乡后，贫病交迫，不到两年也去世了。死时年五十九岁。
还有两次遇险，是在一九三九年的十一、二月间。
一次是我区委区政府区中队夜转移行军到魏家河的驻防的第二天半夜，我们正在睡梦中，突然听到东南岭上打了一排子枪，我马上起身惊觉有敌情，带了四位战士向外冲，刚出门外，这夜月亮明于白天，敌人发现了我们，就又一排子枪，我听到枪声一看两个战士已被敌打伤，两个战士当场中弹牺牲，我急中生智，跳到邻屋喊起老红军队长邓志高，急令冲出突围，由于邓志高有作战经验，他说要沉着试探，敌主力埋伏何方，当即打了一排枪火力侦察，只听敌人从东南方向步枪加手榴弹打来。邓说：“知道了，敌人火力在东南方向，我必须马上占领西北高地，把敌人压下去”。说了一声，我们两人急带一排冲出屋子，直冲西北高地，占了至高点，一个排枪向敌人射去。敌人又马上反击了我们几分钟，最后又打枪又放手榴弹，一阵乱枪爆炸后只听到敌人说撤的声音，随后敌人开始撤退，未敢攻进村内，就逃走了。事后得知，敌人对我们估计是必有主力相助而狼狈撤退。
这是一次麻痹大意放松对敌警惕的严重血的教训。如果敌一开始猛冲村内，我们措手不及，可能全军覆没。这次敌对我的远途奔袭，我死二伤二，想不到的就是我们五人中，只剩下我一人生还。
另一次遇险，是我从区委驻地横山到上下盐店村支部检查工作，正在开支部会时，疏于警惕，不想李兆瑞顽军（以后投敌）一百多人，从刘杜张村一带突然袭击包围了下盐店村。我们听到枪声狗咬时，敌人已到了我们开会的地点不远，我们措手不及，急中从房后园墙内跳出，直奔上盐店，幸好敌未发觉我们，我与另两个支委熟悉当地地理环境，顺着一条水沟匍匐逃离了敌人的包围，这回差点成了敌人的俘虏。
以上这五次险情，都是由于轻敌疏于警惕和麻痹思想所致，幸好还能从敌人包围缝隙里逃了出来幸免于死。
回忆以上这五次险情都是发生在一九三九年以前的危险遭遇。
